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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逸梅友朋书札手迹》前言 陈子善

中华书局19122018-12-05 17:34:22


《郑逸梅友朋书札手迹》(以下简称《友朋书札》)终于要在郑逸梅先生一百二十周年诞辰之际问世了,编者郑有慧女史早就要我为这部精彩的大书写几句话,我不自量力答应了下来,却因忙于各种杂事,迟迟未能动笔。日前竟然奇迹般地从一堆旧资料中检出两通郑先生一九八〇年代初给我的书札。郑先生一九九二年以九十七岁高龄谢世后,我写过两篇纪念文字,即《人淡似菊 品逸于梅——追念郑逸梅先生》和《我所认识的郑逸梅先生》﹝一﹞,却均未述及。它们的出现,一下子勾起了我对郑先生的感激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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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先生第一封信是一九八一年一月廿二日写的,我次日奉收。全信如下:


子善同志:

大翰由文汇报转来,敬悉一是。

程瞻庐江苏吴县人,字观钦,卒于一九四三年。名棪,别署望云居主。生年不详。著作有:《雨中花》、《众醉独醒》、《东风吹梦记》、《写真箱》、《茶寮小史》、《新旧家庭》、《唐祝文周四杰传》、《蔡蕙弹词》、《藕丝缘弹词》、《明月珠弹词》等。星社社员。所知如此而已。此颂

大绥!

郑逸梅病腕 二十二日

第二封信写于一年之后的二月十一日,也是次日奉收。全信如下:


子善同志:

大翰敬悉。承询壁山阁及二明先生,均不知,无以奉告,为歉。

恨水作品,奉上目录,未知有用否?匆复。敬颂

春祺!

逸梅白


两通书札都是打扰郑先生,向郑先生请教。为什么会向他提出这些问题?我已记不真切了。只记得第一封信请他提供小说家程瞻庐简历,是为注释鲁迅书信之需。我当时参与鲁迅一九三四至一九三六年书信的注释工作,鲁迅一九三四年八月三十一日致函母亲,报告为其代购程瞻庐、张恨水小说的情况,程瞻庐其人应该出注。但当时关于旧派文学家﹝二﹞的资料十分匮乏,程瞻庐生平一时无从查起,我就想到了郑先生,写信向他求助。郑先生不愧文史掌故大家,有求必应。一九八一年版和二〇〇五年版《鲁迅全集》书信卷对程瞻庐的注释,就几乎照搬了郑先生这封信,可见郑先生对我这个后学的帮助之大。



郑先生是二十世纪中国著名的文史掌故大家,有诗云:“掌故罗胸得几人?并时郑陆两嶙峋。”﹝三﹞他博闻强记,著作等身,在南社研究、鸳鸯蝴蝶派研究、旧派文学研究、近现代报刊研究等众多领域里卓有建树,还写过短篇小说,编过电影剧本,主持过报刊笔政,而随笔小品和补白创作更是独领风骚,享有“无白不郑补”和“补白大王”﹝四﹞的美誉,影响遍及海内外。


郑先生又富收藏,举凡书札、笺纸、扇页、画幅、书法、书册、竹刻、墨锭、砚石、印拓、柬帖、名片、照片、稀币、铜瓷、玉器等等,他均有所涉猎。尤其是书札,他“沉浸其中数十年”,鋭意穷搜,潜心集藏,终于蔚为大观。正如他自己晚年所回忆的:


我所集的,以明代王阳明的书札为最早,他如王鏊、王百谷、王雅宜、王季重、李日华、杨维斗、文徵明、文三桥、文震孟、黄道周、黄姬水、顾苓、屠龙、陈元素、祁豸佳、周天球,以及清代的王渔洋、蒋士铨、袁子才、沈归愚、归懋仪、宋芷湾、陆陇其、林则徐、杭思骏、陈元龙、邓一桂,又金石僧六舟,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撰《两般秋雨盦随笔》的梁绍壬,《孽海花》说部的主人公洪文卿状元,人境庐主黄公度,《马氏文通》作者马建忠,着《段氏说文》的段玉裁,桐城派后劲吴汝纶,慷慨就义的谭嗣同等不下数百家……﹝五﹞

令人痛惜的是,这么多珍贵的书札均“失诸浩劫中”,郑先生晚年多次在文中提及,“为之惋惜不置”﹝六﹞。改革开放以后,郑先生不顾年迈,仍对搜集书札情有独钟。他不断有新的斩获,友朋也时有馈赠,以至书札收藏又颇具规模,还出版了《郑逸梅收藏名人手札百通》一书﹝七﹞。郑先生驾鹤西去不久,我曾陪同香港收藏家方宽烈先生拜访郑汝德先生,观赏过郑先生晚年的几大册书札集藏本,名家荟萃,叹为观止。万没想到的是,我八十年代初写给他的一二通书札竟然也在其中,实在令我吃惊不小。这就显示郑先生搜集书札,不只看重写信人的名气,也注意到书札的内容。




更为难得的是,郑先生不仅是屈指可数的书札收藏家,也是见解独到的书札研究家。早在一九四〇年,他就结合自己的丰富收藏撰写了一部系统讨论书札的《尺牍丛话》,举凡尺牍之名的由来、书写、信笺、称呼、分类、格式、问候用语、邮筒、封套等,以及名家尺牍的传承、搜集、装裱和收藏等,旁征博引,均有所论列,引人入胜。到了晚年,郑先生又不止一次回顾自己收藏书札的经历,对收藏书札的价值和意义有所阐发。单就我所读到的,就有《书札的集藏》、《我的集藏癖》、《名人书札一束》、《几通小说家的书札》、《人物和集藏·书札》、《人物和集藏·补遗二、三》、《我与文史掌故·集札》诸篇。郑先生强调:


小小尺牍,可以即小见大,举凡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的种种现实情况,直接和间接,不难看到,那么积累起来,便是可珍可贵的史料,甚至官书上有所忌讳不登载的,却在尺牍中找到一鳞半爪,作追探史实的线索。即谈一事一物,似乎无关宏旨,但当时的习俗风尚、物价市面,也可作今昔的对照。且尺牍仅限于彼此二人的交往,不板起面孔说话,有的很风趣,给人以生动新鲜的感觉。还有私人的秘密,当时是不容第三者知道的。况其中有写得很好的书法,颜柳风骨,苏黄精神,很自然地在疏疏朗朗八行笺中表现出来,也有洋洋洒洒叙事说理很充沛透彻的,或寥寥数句,意境超逸,仿佛倪云林画简笔的山水,兀是令人神往,在艺术方面自有它一定的价值。﹝八﹞

这段话充分说明郑先生对收藏书札有着清醒而又较为全面的认识,也应该作为我们研读这部《友朋书札》的一把钥匙。



《友朋书札》所收并非郑先生在改革开放后重新搜集的历代名家书札,而是他精心保存的各界友好写给他的长短书札,写信人总共一百六十余位之多,每位一至数通不等(为了展示郑先生书札收藏的多样性,书末附录董其昌、查士标以降,至陈三立、张元济等十四位明清民初文史大家的墨宝)。这些写信人中,有文学家、史学家、翻译家、教育家、出版家、画家、书法家、篆刻家、书画鉴定家、收藏家、版本目录学家、古文字学家、训诂学家、报人、电影编剧、建筑学家、集邮家、象棋名手、电影明星……文学家中,又可分为古典文学研究家、旧派文学家、新文学家等;画家中,又可分为国画家、油画家、漫画家等。而写信人的出生年龄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一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止。凡此种种,足见郑先生在文坛艺苑写作时间之长,名声之大,交游之广,所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是也。

研读这么一大批前贤名宿的书札手泽,当然可以从各个角度进入,欣赏写信人各具风格的精美书法是一途,领略写信人或文或白的文字表达是一途,体会写信人与收信人互通音问的文人情谊又是一途,思考写信人与收信人切磋探讨的文史学问也是一途。总之,切入口很多,而且,无论从哪个角度进入,都会有所启发,有所获得。不过,我选择另一个角度,即从中国近现代文学史研究的视角,特别是对这些书札不经意地流露出来的写信人和收信人当时的写作和日常生活状况、写信人和收信人当时如何相濡以沫等方面作些考察。



郑先生是文学圈中人,不难想见,《友朋书札》的写信人中,最多的也是文学圈中人,据我粗略统计,约占了三分之一。其中有旧派文学翘楚李涵秋、包天笑、程瞻庐、许啸天、徐枕亚、程小青、范烟桥、平襟亚、周瘦鹃、张恨水等,有新文学代表人物叶圣陶、俞平伯、赵景深、孙大雨、施蛰存、钱君匋、柯灵、唐弢、端木蕻良等。还有介于新、旧文学之间的重要作家,如陈蝶衣、秦瘦鸥、周鍊霞等。比较而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对新文学家各方面的了解不能算少,然而,对旧派文学家各方面的了解,实在是少之又少,这当然是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一个重大缺陷。他们当年大都在中国文坛上活跃一时,一九四九年以后尚健在者,或相继淡出文坛,或先后远走海外。《友朋书札》正好提供了大量郑先生与他们在不同历史时期书信往还的实证和线索,填补了旧派文学乃至整个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若干空白,窃以为这是《友朋书札》众多文史价值中最值得注意的。

不妨举几个例。《友朋书札》中有一通张恨水向郑先生约稿短札,使用的是“立报馆用笺”,未署写信时间。张恨水自一九三五年九月起主编新创刊的上海《立报》副刊《花果山》,与谢六逸主编的该报另一副刊《言林》形成旧派文学和新文学竞争之势。而此函中正有“《花果山》颇需要戏剧界消息,如蒙惠稿,当尽先发表也”等语,据此可知张恨水此函应写于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间。这一时期张恨水书札存世甚少,此函很难得。除此之外,李涵秋收到郑先生投稿《小说时报》后的回复,徐碧波书札中所说的郑先生为其《流水集》作序,金松岑、许啸天、马公愚等书札中提及的一九四〇年代后期郑先生编《永安月刊》事,均于研究郑先生前期文字生涯不无裨益。


紫罗兰庵主人周瘦鹃致郑先生书札更必须一说。这是一通钢笔函,不长,照录如下:


逸梅兄:


久不见,长相思,危疑震撼中辄复系念海上诸故人不已。兹决于日内来沪一行,藉倾积愫,请代约慕琴、澹安、碧波、明霞四兄于廿七日上午九时半同赴禹钟兄处晤谈,如有可能,即于午刻同出聚餐。吾兄以为如何?余容面罄。此颂

时祺

弟周国贤上言 九月廿二日灯下

不必赐复。

对这封信,郑先生后来在相关文字中数次提及,还专门写了一篇《最后的一次宴会》。他在文中这样回忆:


他(指周瘦鹃)晚年筑紫罗兰庵于苏州,被四凶迫害,即在他家园中投井而死,他在临死之前,曾偷偷地投寄一信给我,这信我保存着,作为永久之纪念……我接到这信,就分别通知了丁慕琴、陆澹安、徐碧波、吴明霞及沈禹钟,届时均践约来到江湾路虹口公园相近的沈家,相互握手,未免悲欢交集。他说:“郁闷了多时,今天才得舒了一口气。这儿几位老友,多么热忱,多么恳挚,真够得上交情。在苏州的几位,平素是时相往还的,现在却漠然若不相识了。那范烟桥受屈逝世,往吊的,只有我一个人,人情淡薄得如此,能不令人兴叹。”实则不是这样一回事,原来在凶焰嚣张中,当地人谁敢有所活动,彼此交谈,是要遭麻烦的,瘦鹃涉想,未免太天真了。


我们几个人,除禹钟患气喘,杜门不出外,其余都赴四川北路海宁路口开福饭店,肴核杂呈,觥筹交错,吃得比什么都有味,谈得比什么都有劲。瘦鹃生平有四大快事,他认为这次是四快之外的一快。席散,瘦鹃还要去访严独鹤,我们送到他上车,岂料这次一别,也就是人天永隔了。﹝九﹞


这段充满感情的文字,我每次重读,都不胜唏嘘。周瘦鹃的大名自不必说,丁悚、陆澹安、徐碧波、吴明霞、沈禹钟和郑先生,还有周瘦鹃午宴后去拜访的严独鹤等位,都在各自的领域里学识渊博,成就斐然,当时大都已届古稀,本应吟诗作文,安度晚年,谁知“文革”骤起,均难逃不同程度横遭冲击的厄运。周瘦鹃此次冒险沪上之行,是这批文坛老友的最后一次相聚了。

由于此函无写作年份,郑先生晚年回忆也稍有出入,应略作考订。一九六六年六月“文革”正式爆发,“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八月周瘦鹃就被抄家。两年后的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二日,他在住宅花园含冤而逝。因此,周瘦鹃“九月廿二日灯下”所写的这通书札,不是写于一九六六年九月廿二日就是写于次年九月廿二日,两者必居其一。又因郑先生回忆中明确写到周瘦鹃见面时提及参加了范烟桥的吊唁仪式,范烟桥一九六七年三月廿八日受屈去世,那么此信无疑应写于范烟桥去世之后,也即写于一九六七年九月廿二日。这次令人感叹的聚会离周瘦鹃弃世还有十一个月。




真该感谢郑先生珍藏了周瘦鹃这通可能是最后写给文坛老友的遗札,让我们后人得以知道当年有过这么一次小小的聚会。在我看来,这次聚会不仅仅是叙旧,更不啻这几位处于“危疑震撼”状态下的老一辈文化人对“文革”的一次无声的抗议。而今,这次聚会的参加者已先后作古,他们笔耕一生的贡献也都得到了肯定,但这个时间、这次聚会却是不应该忘记的,《周瘦鹃年谱》﹝一〇﹞理应补上一笔,将来编订《郑逸梅年谱》也不应遗漏。


关于周瘦鹃,还有包天笑寄自香港的一函可以叙说。此函落款日期“二月廿一日”,无年份。但从信中包天笑向郑先生询问周瘦鹃死因,和包天笑卒于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两点,可推知此函当写于周瘦鹃殁后至一九七三年之间,而以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之后的七二年二月廿一日或七三年二月廿一日最有可能。包天笑信中有专门一段谈周瘦鹃:


紫罗兰在北京,当然是一位老太太了,而瘦鹃则已逝世,思之可哀。我前此屡询兄瘦鹃何病,未蒙答复,因此间謡传鹃以花园被毁,乃致自戕,兄或不知鹃以何病而逝,是否自戕,望示我为盼。

包天笑比周瘦鹃年长十九岁,但同为旧派文学重量级作家。一九三六年十月,中国“文艺界同人”发表《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这是当时新旧两派和不同文学主张的作家首次联名发表对时局的看法,包天笑和周瘦鹃,与鲁迅、郭沫若、巴金、林语堂等共同署名﹝一一﹞。可见他俩的代表性已得到新旧文学界的公认。因此,自称“海隅一老”的包天笑对周瘦鹃之死深表关切,向郑先生“屡询”周之死因,也就理所当然。包天笑在这段开头提到的“紫罗兰”,指周吟萍,英文名Violet(紫罗兰)。她年轻时与周瘦鹃热恋而未终成眷属,周瘦鹃从此念念不忘,笔名、斋名均命名紫罗兰庵,“往年所有的作品中,不论是散文、小说或诗词,几乎有一半儿都嵌着紫罗兰的影子” ﹝一二﹞,连主编的杂志也命名《紫罗兰》,乃至触发旧派文学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紫罗兰现象”﹝一三﹞。想必郑先生函告包天笑「紫罗兰在北京」,遂引起他一番感慨。郑先生真是消息灵通,紫罗兰也即周吟萍,是我外公之妹,“文革”前确由沪移居北京。关于她的生平和晚年生活情形,家父撰有《我所知道的周吟萍》一文,介绍甚详﹝一四﹞。

不仅旧派文学界,郑先生与新文学界也交往甚多。叶圣陶是郑先生小学时同学,虽文学追求之路不同,却一直保持同窗之谊,《友朋书札》收入的四通叶圣陶书札即为一个明证。这四通书札应均作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第一通署“七月二日下午”,信中谓“公撰南社之稿,近想已完成”,查郑先生之《南社丛谈》之“前言”于“建国三十周年国庆”杀青,联系起来分析,此信很可能写于一九七九年七月二日。信中写到他们两位的另一位小学同学、大画家吴湖帆,叶圣陶读郑先生“二篇叙湖帆”,“忽念湖帆不已”,忆及所藏吴湖帆画作“频年迁徙,均已亡失”,后从“市上买来山水一幅”,却又被“其弟子名鉴家徐邦达”定为“伪品”,真是一件既有趣又遗憾的文坛轶事。而最后一通署“六月六日上午”,附有题签“艺林散叶”。郑先生代表作《艺林散叶》初集出版于一九八二年十二月,由此也可推测此函写于一九八二年六月六日的可能性较大。

赵景深致郑先生二函也值得注意。赵景深长期主持北新书局编务,所藏新文学名家书札甚丰,他写于一九四九年二月廿一日的第一通毛笔书札,就谈及郑先生借阅刘半农、王统照书札事。此函又透露他正编集《达夫全集》,烦请郑先生向平襟亚录副其所藏达夫书札,这与赵景深晚年作《郁达夫回忆录》﹝一五﹞所述是吻合的。而写于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四日的第二通钢笔函则提供了另一件鲜为人知的文坛轶事。赵景深是函邀请郑先生参加在他寓所举行的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注释讨论会,据信中所述,与会者还有正在沪的谢国桢和方诗铭、徐扶明、陈汝衡、魏绍昌诸家,可以想见,这是十年浩劫刚刚结束,海上古典小说研究界的一次难得的学术聚会。郑先生应该与会吧?原来他还为《鲁迅全集》注释出过这样的力,这是我们以前所根本不知道的。

赵景深此函中提到的陈汝衡,很巧,《友朋书札》也收有一通他致郑先生书札,颇有意思。此信落款“12.16”,信中提到郑先生即将完稿的《南社丛谈》,又提到他自己刚“在京参加文代会”,第四届全国文代会一九七九年十月召开,据此可以推断此信写于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六日。陈汝衡在此信中充分肯定郑先生“致力古文写作,功力殊深,文字雅洁”,并对“今人擅此者已寥若晨星,青年学子恐不能读矣”深表忧虑。而在信末,他再次态度鲜明地指出:在文代会上,“曾晤及不少文艺界人士,但绝大多数人写白话文和诗,商量国学者绝少。数十年间(五四之后)变化何剧”。陈汝衡对新文学界的这个批评,尖鋭而中肯,三十六年后的今天读之,仍感振聋发聩,值得深长思之。

还有一通现代文学史家唐弢致郑先生书札,也十分有趣。唐弢一九八六年七月十三日致郑先生函,专为《留东外史》一书有否嘲讽周作人而向他请教:

兹有一事奉询:郑西谛(振铎)在世时,有一次曾告我平江不肖生着《留东外史》中,有嘲讽周作人之处(指在日本生活),当时未予考查。近读向氏此书,实自辛亥革命后写起,其时周作人已回国(或即回国);此外《艳史》、《新史》也并无痕迹,颇感惶惑。先生熟于掌故,以此上问,想必有以教我。


由此可进一步证实郑先生“熟于掌故”名声远播,连熟于新文坛掌故的唐弢也特地致函“上问”。不知郑先生是怎么回答的。周作人确实于一九一一年秋结束留日回国,他在故乡绍兴与鲁迅一起迎来辛亥革命爆发﹝一六﹞,郑振铎所说很可能是误记或误传吧?

《友朋书札》还收录了高伯雨、陈蝶衣等报告当时香港文坛信息的海外来鸿,收录了大量改革开放之后,各界饱学之士问候郑先生起居、祝贺郑先生寿辰和与郑先生论学的各类书札,不少真挚的词句令人感动,许多生动的细节也颇堪玩味。限于篇幅,我就不再展开讨论了。《友朋书札》内容如此丰富多彩,我其实只是尝鼎一脔而已。


郑先生曾援引明张岱“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句为自己的集札癖解嘲﹝一七﹞,但从《友朋书札》分明可以窥见郑先生珍重故人书札的厚谊,也可窥见那些老一辈作家、学人和艺术家对郑先生的尺素深情。这么一大批书札,哪怕一封信只有寥寥数字,也是二十世纪那些风云变幻的年代里郑先生及其友人生活、写作和交往的真实记录,而他们之间藉以展现的为人为学之道更是充满这些长短书札的字里行间。郑先生已经远去了,《郑逸梅友朋书札手迹》是他留下的一笔别致而又宝贵的文化遗产,有志向学的后来者理应什袭珍藏,认真研读,一定会有更多的新的发现。


乙未新正于海上梅川书舍



注 释:

﹝一﹞ 《人淡似菊 品逸于梅》,香港:《明报月刊》,一九九二年九月第三二一期。《我所认识的郑逸梅先生》,

上海:《文汇读书周报·书人茶话》,二〇〇二年四月十九日,系为上海书画出版社版郑逸梅文选三种所作序文。

﹝二﹞“旧派文学”的提法系从“旧派小说”引申而来。《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一九八四年七月上海文艺出版社

初版)收录了范烟桥编《民国旧派小说史略》和郑逸梅编《民国旧派文艺期刊丛话》,主编魏绍昌在《叙例》中对此

作了说明:“他们两位认为名称用‘民国旧派小说’较为适当。(‘旧派’两字是和‘新文学’相对而言的。)”长

期以来,对这一派文学有鸳鸯蝴蝶派、通俗文学等诸多提法,拙见还是“旧派文学”更为确切,更能涵盖,故在此沿

用。

﹝三﹞诗人陈仲陶的诗句,转引自李延沛:《我所熟悉的郑逸梅》,郑逸梅:《人物和集藏》,哈尔滨:黑龙江人民

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一月初版,第四二一至四二二页。“郑陆”指郑逸梅和陆丹林。

﹝四﹞参见郑逸梅:《无白不郑补》、《补白大王》,《我与文史掌故》,上海:文汇出版社,一九九二年一月初版。

﹝五﹞郑逸梅:《集藏·书札》,《人物和集藏》,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一月初版,第二八五页。

﹝六﹞同上。

﹝七﹞《郑逸梅收藏名人手札百通》,上海:学林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五月初版。

﹝八﹞郑逸梅:《集藏·书札》,《人物和集藏》,第二八四至二八五页。

﹝九﹞郑逸梅:《最后的一次宴会》,《逸梅随笔》,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四月初版,第二二九

至二三〇页。

﹝一〇﹞参见范伯群、周全:《年谱》,《周瘦鹃文集》第四卷,上海:文汇出版社,二〇一一年一月初版。

﹝一一﹞参见《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上海:《文学》,一九三六年十月第七卷第九号。

﹝一二﹞周瘦鹃:《一生低首紫罗兰》,《花木丛中》,南京:金陵书画社,一九八一年四月初版,第一二四页。

﹝一三﹞参见陈建华:《民国文人的爱情、文学与商品美学——以周瘦鹃与“紫罗兰”文本建构为中心》,上海:《现

代中文学刊》,二〇一四年第二期。

﹝一四﹞参见陈新民:《我所知道的周吟萍》,上海:《现代中文学刊》,二〇一四年第二期。

﹝一五﹞参见赵景深:《郁达夫回忆录》,《回忆郁达夫》,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初版。赵景深是一九四九年一月成立的《达夫全集》编纂委员会成员,其他编纂委员还有郭沫若、郑振铎、刘大杰、李小峰和郁飞。书简拟编入《达夫全集》第三卷。

﹝一六﹞周作人在《辛亥革命(二)——孙德卿》中说,“辛亥秋天,我回到绍兴,一直躲在家里,虽是遇着革命这样大件事,也没有出去看过”。《知堂回想録》上册,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一九七〇年五月初版,第二五二页。

﹝一七﹞郑逸梅:《集藏·书札》,《人物和集藏》,第二八三至二八四页。




(统筹:启正;编辑:刘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