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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中篇连载——望远·亲近(2)

牛文道工作室2018-12-08 16:2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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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望远·亲近


 二零一五年十月

 


第七章   知音 朋友


“四清运动”结束时间不长,“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我们队里来了一个年青人,他是银川师范毕业的学生,本来已经分配了工作,当教师了,“四清运动”因家庭出身还是有一些其他事情得罪了领导,把他下放回家务农了。这个青年是个音乐全才,吹拉弹唱样样精通,表演,导演都有一套。这时他也单身,因为下放农村劳动,女友离他而去,情绪比较低落,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因为共同的爱好我们很快凑到了一齐。每天晚上我们一起拉二胡,吹笛子,一齐讨论乐谱以及演奏技巧,横笛我上学时已达到一定水平。与他接触后发现还有一些演奏技巧需要加强理解,一段时间后,一些独奏曲的理解、演奏又有了新的提高。二胡比人家差了一大截,在与他交流中学了很多东西,二胡有了很大进步,一曲《二泉映月》又勾起了我对音乐的向往,《二泉映月》二胡曲不是一般的写景音乐,是一首借景寓情,以自身的坎坷身世为背景,忧伤,悲愤,又充满倔强刚毅抗争的音乐作品,也是作者华彦均双目失明后悲惨生活的写照。曲作者瞎子阿丙(华彦均)双目失明时已三十多岁,而我这年才十七岁呀。而此时的我还梦想着在音乐方面有所发展,因为我太爱音乐了。这个阶段我跟着他学了不少音乐知识,每天晚上玩得很晚。每天的劳动很苦,很累,日子过得很穷,但这个阶段的时光还是快乐的。冬天大队上搞文艺活动调他去排节目,他对我说咱俩一块去吧,你来给拉乐器。我很高兴的随他一块去了,做了几天,生产队长不干了,他说,去大队演出,看谁给他工分。没工分就意味着不分口粮,我只好选择了放弃。这个青年叹了口气——他是无可奈何呀。这个青年文革后期评反又当老师去了,并一直活跃在宁夏银川地区的文艺舞台上。而我受了歧视侮辱从此再不摸乐器,作为一种爱好深深的埋在心底。自从他离开我这里去教书,我再也不搞音乐,不摸乐器,但我也算遇到了知音,共同的爱好结成了友谊地久天长,他每次回到家乡,只要我在家,总是来看看我,经常打听着我的生存状况,而我也一直关心关注着他的发展情况。听说恢复工作后在一所中学教语文,但学校及社会上搞文艺活动他都是积极的参与者。我们之间经常互相传递着各自的信息,互相鼓励也算是一种精神生活吧!

好像是一九六八年春天,一个从永固乡来我们这儿挑渠(出工修渠坢做工程,每年春秋两季,每个引黄灌区的生产队都派民工去做)的小伙子,就住在我们邻居家,每天收工回来碰到一起闲聊,各自都发现对方的兴趣爱好认识相投,之后晚上收工以后他经常到我家坐坐,交谈中发现我父亲学识丰富,他非常敬佩。这是一位山东来投亲靠友的年青人,年长我几岁,二十好几也还未成家。这青年谈吐见地与当地农村青年有着极大的差异,而且毛笔及钢笔字写的非常之好,时间不长我们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他除了文化好干农活样样在行。当时我,父亲,妹妹三人挤在一间土坯房里,一个小土炕,妹妹渐渐长大,我们住在一齐确实感到越来越不方便。想从旁边再接一间房,他听说此事积极支持,每天晚上收工帮我们拉垡拉,每晚拉上三五车,每车顶多二十块垡拉,再多装两三块人拉不动车也受不了,一间房连同搭炕得一千块垡拉,一天晚上拉垡拉当中,他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们这精神是会感动上帝的;在说这话时”上帝“真的光顾了,这时我们这儿大队看林场的贫农老汉骑着毛驴从这儿过,看见我们兄妹及我的这位朋友拉垡拉,累的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很同情,“把这头驴借给我们去拉吧,晚上把驴喂好就行了”。我的这位朋友打趣的说,说“上帝”这“上帝”真就来了。我们正在发愁这垡拉几时能拉完时,这位老大爷送驴上门,就犹如雪中送炭呀!此后我套上毛驴车又拉了三天终于将盖房用的垡拉,黄土全部运够。我们这位朋友在渠工收尾时请了两天假,帮我把房子修好。在我最艰难的时候给予了我的帮助,向我的老天爷及我们这位朋友表示永远的谢意。他们都是我的“上帝”。

我们这位朋友渠工完工后回去了,但我们友谊与日俱增,在以后的漫长的人生当中互相帮助,只要对方有困难都是尽力而为之。例如她妹妹找对象叫我参谋,他成家找对象,都对我诉说,以及甚至一齐探讨我以后的人生出路等等。改革开放以后,他种过瓜,打过鱼,做过生意,但不知怎么,都没有成功。这也许就是命运吧!年过五旬一事无成,五十岁以后他搞起了书法,凭着青少年时期的文字功底加上天赋,很快在我们宁夏的书法界异军突起,成为农民书法家,他的书法进入很多学校,政府机关企业——他曾对我说,人一生一世得一知己足矣。而在我人生最黑暗最艰难的时刻,能交到这样高质量的知音,朋友,对我的精神生活是多么大的震动和支持。

试想一个人被关在一间黑屋子里没书,没报,没人和你说话,十几年,一个正常人是无论如何都坚持不下来呀!


第八章   文革


1966年“文革”开始,农村刚刚“四清”结束,一切都维持着“四清”的秩序,开始农村没受多大影响,只知道学校里的学生戴上了红卫兵袖章,北京,上海等的大串联——经常本村还在学校读书的学生传递这方面的消息。很快这股风就刮到农村。我们村里的贫下中农子弟也戴起了“红卫兵”袖章。

我们这儿的老地名叫双庙,东西两座庙,一条路将两座庙分开,可以想象当年这里的庙里的香火是很旺,解放后经过历次运动的整肃已趋破败,在最鼎盛时这个庙里都有僧人,“四清”运动已将东边庙宇拆了(东边庙是我原来的学校),有三户人家在上面盖起了新房,东边那座庙已不复存在。西边那座庙还保留着,已改作一个生产队的库房,原先里面住着一个老和尚,成为这个生产队的保管员,庙院里安了一口钟,上工钟点由老和尚鼓钟而定。我记事时,这位老和尚年事已高,鹤发童颜,是一个很慈祥的老人。经过吃四两粮,低标准,庙里早已没了香火。老和尚也按社员待遇挣工分,分口粮。但是他还是按以往的生活习惯,每日将庙院打扫的干干净净,守护着泥塑。忽然一日从外面来了群红卫兵,有男有女(其间有两个是本村在外念书的学生)与本村的红卫兵一起冲进庙里,将庙里塑像捣毁,将老和尚去世后用于火化的八角亭(不知该叫什么名字,做得很精致,油漆的也很讲究)砸碎烧了。老和尚无奈的流下伤心的眼泪。就在这次劫难以后不久老和尚死去。(老和尚姓张以后人们再不叫师傅,而叫老张,据说是山西人,文革前他老家侄儿曾来看过他。老人死当其时,如果再晚一些,赶上“四挖一清”整出他一个特务,阶级敌人,不是没有可能的)。

之后红卫兵经常闯进农户家里,见到窗户上、屋子里的柜子上面的雕花,统统给捣掉,如入无人之境。说是他们在破四旧。

抄家开始了,而我们家是首当其冲。我们当时没有自己的房子,借别人一间小土房,炕上两张床破被,还有一个小木箱子,里面装了一箱子书,有部分是医学方面的,大多是古典文学作品,我记得有《古文观止》,《中华活页文选》、“四书”中《中庸》、《大学》之类的书。其中有一本学习《毛泽东思想入门》和马克思的《资本论》,这些书全是父亲从北京带来的,如果没有价值的早就扔掉了。一天一伙人来到我们家将书全部搜走,都搬到大队,后来只送回两本《毛泽东思想入门》、《资本论》。其中还有一个从京来时北京公安局发的《撤销管制通知书》,父亲拼命要回,其余全付之一炬。这一天我不在家,出去劳动,等我和妹妹回到家时,房子里一片狼藉,父亲穿着破烂的衣衫,木然坐在土炕上发呆,半晌说了一句话“咱家被抄了,箱子里的书全部被拿去烧掉了”。当时给我感觉是恐惧,惊愕。妹妹听了吓的哭了起来。父亲这时叹了气说到“不用怕,以后你们兄妹出去小心一点就是了。”我什么也没说,静下心来想想,父亲此时的心情是怎样的呢!我们从北京到宁夏,到宁夏后辗转搬了十数次家,这些书就是父亲的全部。母亲与他分居,他戴“帽子”后没有自由,处处受着监视。这些书是他精神生活的唯一。此时的我对父亲的悲伤有隐隐的理解。作为父亲面对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又能怎样呢!在以后岁月里我渐渐懂事,父亲除了去生产队被逼迫性劳动,一般家务活都是由我做。比如做饭,只要我在家从来没再叫他做过一顿饭。我还能为他做些什么呢?

文化大革命在深入的进行着,这本来是一场全民毫无必要的高层权利斗争,彼此都是利用“暴民”以运动的方式收拾对方,极大的败坏了人民的心术。一九六七年1月27日,以宁夏大学为首的学生造反派冲击了区党委,政府。夺了区党委政府的权,1月28日我们永宁县党委、政府的权被永宁中学的学生夺取,各自都成立了自己的“革命组织”。什么你是造反派,他是“保右派”,这“野战军”,那“兵团”的。几方面互相攻击,大打出手,大型的武斗开始了。

八月八号在我们永宁县大观桥摆开了战场,一方手里拿钢鞭钢叉,开着几十辆汽车要通过,一方早已得到情报严阵以待,用步枪机枪对往桥面,枪声爆豆子一样传出来。那时大队都有武装十几个几十个不等的武装民兵,都配有枪支。枪声过后一个多小时,我们大队的武装民兵押着几百“俘虏”,到了我们大队院子里面,一个个耷拉着脑袋,有几个浑身是血,其中有一位躺在地上,头部汩汩的往出冒血,呻吟着。再后来不知将这帮人怎么处置了。我亲眼看到这帮人里死掉了一个。据说这帮人是石嘴山二矿的工人,一直到秋天,我们在田里割稻子,他们还在我们这儿黄渠(惠农渠)附近捞人,捞上来的尸体已经腐烂。这次武斗死了好几百人。

之后吴忠的8.13武斗,青铜峡8.28武斗,掌政8.30武斗,以及后来的西塔武斗等等。每次武斗都有人在做着时代的殉道者。领袖的号召,人们像疯了一样,都是为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抛头颅洒热血,真是可歌可泣呀。以我们这个生产队一个青年为头目,我们大队的“文革”司令部成立了,自任“文革”司令,夺了我们生产队长,副队长,技术组长的权,将他哥哥扶上队长的“宝座”。这年冬天部队开始介入“支左”了。我们这儿支左部队番号“8119”。我们大队来了一个姓林的军人,人们都称呼林班长。但这些我从未参与,第一我是个残疾人没人要,第二,我们这种家庭出身的人也没有人敢要。相对过了一段比较平静的日子。支左部队的介入,各公社,县,市,省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文革武斗失败的一方居了上峰,我们这儿农村里一些在“四清”中失意的人又登上了“政治舞台”。经常组织一些斗争大会,把一些与以前武斗有关的人抓来批斗,再用上几个二杆子打手,场面相当恐怖。看过一次我再也不敢去了。

在生产队劳动,有些活我干不了,就是有些我能干的活,别人挣10工分,给我评5-6工分,我只能忍气吞声。每年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年青人挣3000-4000工分,而我每年只能挣1000多工分。在生存上对我们构成严重威胁。如果这样下去,我又怎样能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勉强活下来又能有什么意义。在北京的姑妈也非常惦记我的生存状况,给我寄来表姐上高中时的英语课本。(我上初中学的是俄语)父亲教我学了一段英语,本来我对外语就不感兴趣,加上看不到前途和希望,学了一段我放弃了。后来去银川新华书店看到有一本《快速针灸治疗法》的书,打开一看,图文并茂,好学易懂,我就买了一本。又买了些针灸用的针。回来以后按照书上面的人体图先在自己身上练习针刺。这时间北京的姑妈听说我要学习针灸,,非常支持,(姑妈曾在医院工作)给我寄来一些书籍和手抄针灸歌诀,而我对针灸也产生了极大兴趣。每天的劳动之余背歌诀,对照书上面的人体图摸索着自己身上穴位位置练习着针刺。一次我们邻居家的小孩癫痫发作,倒白眼,吐白沫,浑身痉挛抽搐,不省人事。邻居家慌了手脚,拼命的喊我,我去了给他先掐人中,挑食穴,灸白穴,都是进行了强刺激,没过来。(录入文稿时,因不懂中医针灸,穴位可能有误)这时我对其十个脚趾进行针刺并强刺激,这时孩子忽然哇的一声哭声醒过来。跟着拉了一大泡屎,尿了一大泡尿,孩子恢复正常(这孩子属猴,现48岁健在)。当时的场面好吓人呀,我自己也捏了一把汗,还有些后怕。通过这些实地救人,更增加了我对针灸学习的信心。就是我救治的这个孩子的父亲,患有习惯性腹泻,每年到七八月份发作,多方治疗看不好,经过我的针刺治疗,一个疗程肚子不拉了,走起路来浑身也感觉轻松许多,我又给针刺一个疗程巩固了下效果,在以后几年里几乎没再犯过。我们队里还有一个同龄的青年胃疼,经过我多次针刺治疗后彻底好了。看好了几个病人,我心里甭提有多高兴了,虽然都是免费的,但我提高了技术,积累了经验,慢慢我的名气传开,有人找我扎针了,我的人生开始有些曙光。

就在我满怀信心,做着我自己的事情,先是村里的高音喇叭里传来禁止私人行医,私人行医是违法的,没过几天布告贴出来了,对私人行医要严厉打击制裁等等。而村里的赤脚医生绝对不可能叫我们这些“黑五类”去做。而繁重的体力劳动,恶劣的生存条件也实在不允许我去做了。给人看病要静下心来,如果经常受外部干扰,静不下心来要出医疗事故的。前几列也许是侥幸。我们这些人在运动中早已成了惊弓之鸟,一有风吹草动只能选择赶紧逃离。我只能选择逃离,我只能选择放弃,一年多的心血白白断送掉了。我们当时的命运就如同任人宰割的羔羊。虽然如此,这也是“文革”中我最充实的一年,最安全的一年。最大的苦难还在后面等着呢。

这以后我们这个大队书记像走马灯一样换了好几任,我的记忆中先是姓王的,姓高,姓侯的(女),姓陈,姓张,姓马(回民),最后一位姓李(改革开放了)。每上来一个都得表现一下自己,为了抓阶级斗争表现革命,把“四类份子”必须毒打一顿,“文革”中已形成惯例,但对当地老户的地主、富农他们已经有所顾忌了,因为这些人,家族大人口多,加上这些人的子女都已长大。而每次抓人打斗人就落在几个外来人和人单势孤人的头上,而我父亲就首当其冲。

一天突然来了几个红卫兵,将父亲抓去,带到我附近的学校里,同时被抓去的还两个人,一个是“右派”河北人,姓冯,曾参加过“抗美援朝”,任文化教员,戴一副深度眼睛,长的文质彬彬。还一位是“历史反革命”,解放前在国民党军队做过军需,管管账。也是一付眼镜,据说算盘打的非常精准,“四清”运动前曾当会计,有铁算盘之称,单门独户,姓付。他们三个,是我们这个大队文化层次最高,也是最孤单的。在一间教室里设立了公堂,审诉开始,台子上站着两个打手。什么也没问,先是大队书记宣布执行,两个打手拿起钢鞭一顿乱抽,打得几个人皮开肉绽,然后才叫交待,净问一些无中生有的问题,比如问你们几个在一块搞活动了没有?这几个人不在一个生产队平时见面都很少,再说那种年代人们躲事都还来不及。其中有一个说,有的有的,实在被钢鞭打怕了。而我父亲生性耿直,没有的事就是打死也不会承认。所以他挨的打最重,加上父亲年龄大了(60多岁)抵抗力差。父亲很快就晕倒在地上,随后将人拖入大队礼堂,人已奄奄一息,随后通知我们将人弄回去。如果不弄回去死在那里也是白死,那时候打了白打,死了白死,没有为什么,没人跟你讲理。妹妹哭泣着,我心如刀绞,心里在流血,我们只能默默的忍受着。我与妹妹用小车将父亲拉回家,在家调养了半年才能下地。还有一次早上上工父亲迟到了一会,顶多五分钟。父亲赶到立刻抓紧干活(刨粪),这是冬天,队长二话没说撩起锨把就打,这时队长侄子赶到,爷俩不由分说将父亲拉到路边的沟里拳脚相加一顿暴打,直到不能动弹,此时我就在身边,眼睁睁的看着父亲挨打。我却没有丝毫能力保护父亲,如果我去保护,恐怕挨的打更多,后果更是不堪设想,这时我妹妹赶过来询问你们为什么打人?这个队长讥讽道,“打了怎样,你也学李铁梅(文革时京剧红灯剧里面的女主角)给你爹报仇吗!”这时我的心里感觉自己无能,无力,悲凉。在那个年代我们生命不如生产队里牲口,不如地下的草芥,他们随时都可以将你碾死,在灭绝人性的社会制度面前没有为什么。如果你不顺从,他们将你的肉体消灭掉随时都有可能,就在这以后又有两次到我们这儿抄家,看看实在没什么抄的才作罢。不知什么时候就有人闯进家中,防不胜防,这就是“红色恐怖”。先别说人权尊严了,连起码的人生安全都没有保障。我们十几年里就生活在这样恐怖与惊悚之中。

又一次,我下午没去生产队劳动,去母亲那儿帮她挖了一下午自留地,晚上生产队开会,生产队长声色俱厉叫我站起来,喝问,你今天下午干什么去了?其弟将我拉在地当中,开我的斗争会。我与其理论,哥俩将我摁到在地,拳打脚踢,直到我不能动弹才住手。我母亲听说我被打的事,当夜赶到现场(可能妹妹去给母亲送信了)并找来大队干部评理,当时母亲虽说人单势孤,看到自己的孩子被打成这样,是要与他们拼命的,他们怕出人命没敢动粗。这时群众中终于爆发出倾向我的声音,有两个青年盘问道,凭什么打人?(这两个青年都是贫农子弟,但与我的关系平时都很好),母亲据理力争,群众中有好多人随声附和打人是不对的!打人是不对的!群众情绪逐渐激愤了!队长兄弟俩趁机溜出会场。大队干部派了两个青年将我送回家,说了些不痛不痒的话。我这顿算白挨了。这个队长的弟弟是我们大队的“文革”司令,其兄是刚刚夺权上来的队长,这就是我前面说北边王姓里边的队长(下中农)。“子系中山狼,得志更猖狂”。这一次对我的心身伤害是巨大的,深刻到骨髓里,永远的印刻在脑海中,如果当时有手榴弹或炸药包,我会毫不犹豫的与他们同归于尽。人被逼到这个份上没有什么不敢做,做不出来的了。况且我当时十六七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四清运动”更加强化了阶级斗争。而“文化大革命”使人性的恶得到了最大的释放。

在以后的生活劳动当中,虽然没有再像以前那样残暴野蛮的行为,但侮辱歧视是时时刻刻的存在着。小麦秸秆,我们这叫麦柴,是这个时期做饭烧炕的燃料,家家户户必备,与粮食同样重要。古人云,清早开门七件事,米柴油盐酱醋茶。一次队上分柴,我与妹妹去场上往回拉麦柴时,别人都已经拉走了,地上路上扫的精光,就剩下我们一家还没拉走。我们兄妹俩先将麦柴装上车,剩下的柴底子用耙子收拢,准备捆好,往车上装。这时队长看见喝道(一个姓史的队长从外调来的),不准拉底子!我反问他为什么别人能拉,我们不能拉?这时他跑过来将我手中的耙子夺去扔了,将我扒拢的麦柴用脚踢散,口中还骂骂咧咧。我与他理论,他恶狗扑食般的向我扑来,心里想你这个“黑五类”,一条腿的瘸子竟敢和我顶嘴,一种轻蔑与不屑,老子一碰你就得摔个大跟头!这年我已经十九岁了,血气方刚,他向我猛扑时我向旁边一闪,他扑空了摔了个大跟头。起来后愈发暴怒,又向我发起攻击,当时我的头脑相当冷静,身子又向旁边一闪又摔了个大跟头。第三次向我攻击连我身体都挨不上又摔了大跟头,怂怂的走了。我以为没事了,我们兄妹将麦柴装上小车捆好后准备往回拉时,这时副队长又跑来了,不由分说,将柴车掀翻。(可能这个队长去找了他,当时副队长兼任看场的,在我身上没占上便宜叫副队长帮他出气)我忍无可忍就骂了他,他扑上来打我,我这年虽一条腿,经过几年的劳动,两只胳膊非常有力,力气已经长全,头脑非常清晰,本着只能躲避不能还手的原则。当时我们队里有个老头出于好心,挡在当中把我们架开,但当时这个副队长年轻气盛(28岁)一把将老头推开,老人摔倒了,他抬脚向我的下腹部狠命踢来。俨然要置我于死地。我向后微跳了一下,他的脚踢空,我趁势将他脚抓住,向后一扯他摔了个迎面朝天,我借机将其摁在地下。此时我头脑非常清醒,打他我是不敢的,放他我也不敢,如果我打了他,尤其像我这样的出身后果我是很清楚的。放了他我肯定会挨他的打。此时我们队里的一个青年跑来将我拉起,手指指着我脑门恶狠狠的说,你还想造反吗?此后的一年里这个副队长又当了正队长,这是真正的贫农,人是挺好的,我不忌恨他,他也不忌恨我,在以后劳动及评工分方面,对我比以前好一些,通过这次较量,我认为适当的抗争还是有必要的。老年人说,人软有人欺马软有人骑呀。

我是个一条腿的残疾人,生存能力本来就相当艰难了,在外部的挤压下更是雪上加霜。伟大领袖早年就发出(52年北戴河会议)“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在我们上小学及初中时,电影,戏剧里演的,歌曲里唱的,课本上,书报上写的,家庭,学校,社会上做的,几乎无不与阶级和阶级斗争,仇恨暴力,地富反坏右,国民党,蒋光头,敌人,剥削,压迫,反动,坏蛋等等意识形态有关。“文革”中又强调“路线是纲,纲举目张”,“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八亿人不斗行吗?”而领袖的这些话即是权利的至高点,又是道德的至高点,谁做到了谁就是革命的,正确的。

开始批判刘少奇了,批斗我父亲时说他是刘少奇的应声虫。“批林批孔”又说林彪,孔老二穿的是一条裤子。这些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硬往你身上扣。在下面好像地富反坏右就代表着刘少奇,林彪,孔老二,彭德怀——阶级斗争,阶级出身,无产阶级专政,其实在我们还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制造着不同的出身之间的仇视与对立了,“文革”期间全面的,公开的爆发成为一场史无前例的极其残暴的社会灾难。

“文革”还一些小运动,比如“四挖一清”,我们队里有一位医生,开斗争会叫他交待,他说14岁参加新四军由于年龄太小,叫在部队当卫生员,例举的证人全部都是共产党的军政要员,还不罢休,那你为什么不在部队上?此人回答,50年回来结婚再没去。那你就是逃兵。给定位“六种人”。“文革”结束后此人评反,在我们永宁县医疗系统中工资待遇最高。因为此人四三年就参加了新四军成为“老革命”。在此期间还有一位地主子女也被定位“六种人”。据说这“六种人”是内部专政的对象,老的“四类份子”死了以后他们就是“接班人”。

经过了“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阶级等级更加细化。“敌人”越来越多。有地主,富农,反革命(历史反革命,现形反革命两种)、坏份子,右派份子,投机倒把份子,有叛徒,特务,走资派,刑满释放人员(叫劳改释放犯),六种人等等。从我记事起,中国的运动就是一个接着一个从来未停止过,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大鸣大放,大跃进,反右,全民吃食堂,社教四清,文化大革命——运动是什么运动,运动是严酷的政治斗争。是自上而下营造一种恐怖,而这种恐怖几乎没有人可以抵挡,什么不可思议的事都有可能发生,被整者如此,整人者也是如此。夫妻之间有之,父子之间有之,朋友之间有之,人人思危,个个自保,互相告发。而真正的秘密警察就在你身边,他们不拿工资,没有经过训练,甚至没有受过什么人的指令,人人自觉的出卖着自己的亲戚朋友,甚至父母兄弟姐妹,往往还以为是一种高尚的事业。

我们家就经常受到这方面的威胁,经常有人听窗根,家中有个亲戚朋友,就有人去举报,马上就有民兵到家里来。有一次我姐从大武口(她丈夫在大武口九零五厂工作)来看我父亲,到屋里功夫不大,一会儿武装民兵就背着枪到我们家里,一听说女儿来看父亲扫兴而归。还有一次,我的一个叔从东北来我们这儿,他是一个理发烫发的,到这儿来的目的是为了找点生意做,他认为宁夏这儿烫发起步晚,钱好赚一些,考查一下市场。这已是82年了,父亲早已评反,在宁夏大学任教三年了,就在我的这个叔叔来的第一天晚上,乡公社党委副书记带了一群人,其中还有背枪的民兵,赶到我们家,如临大敌,到家一看,我父亲与这位副书记的姐夫关系很好,并且同他一块吃过饭,听说我的这位叔叔是个理发的,臊臊走了。就是晚上睡觉都有人在“保护”着你。通过这件事,我深知奸细特务就在身边,防不胜防。

“文革”中我们这儿有一个劳教回来的释放人员被当地的一个心术很不好的人问及,“马珍,马珍(劳教释放人的名字)你见过鸡蛋上长毛了没?”,显然是不怀好意的日诡人的话,但这位马珍很机敏,反应很快,他回答说,鸡蛋上长毛我没见过,但鸡毛能飞上天啊!而日诡他的这个人不知是计,开口骂道,你放屁!马珍接他话茬说到,这是毛主席说的,你敢骂毛主席!(毛主席有篇文章题目是谁说鸡毛不能飞上天,当时上过初中的都学过这篇课文,而这位心术不正的人是老粗没上过学中计了)而这人连说,你放屁!你放屁!而马珍死咬他骂了毛主席!为此这个人为了“你放屁”被判为骂了毛主席被开了几次斗争会。如果不是出身贫农,麻烦可能就更大了。

每次运动都整人,挨斗。挨打的有之,被整死的有之。我上小学时59年就亲历过小学生殴打右派老师(上海来的),而拉打老师的就是我们班的两个同学,我那时12岁,上小学五年级,这两个打老师的同学至少大我五六岁。一个姓袁,一个姓陈。上初中时“四清运动”,一个语文老师被逼上吊,“文革”中又有两个老师被逼自杀,这两个老师一男一女,女老师是数学老师,男老师是语文老师,这位女老师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高中数学老师,在我的印象中,她白皙皮肤高挑的身材,态度矜持,不拘言笑,有着一种自然的高贵气质,书教的非常棒,人品非常之好。语文老师也是很优秀的。他们实在是受不了当时那种打斗侮辱,士可杀不可辱啊!死后再给你扣上“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死有余辜”的罪名。“文革”时我们县的党委副书记组织部长李某太被造反派活活打死。“文革”后期,我们这儿批斗一个参与打死李书记的造反派讲,五个人将李书记连打带整一夜,将人活活整死,其惨状令人发怵。我们附近(板桥村)“文革”当中有个人说了一句开玩笑的话“苏修来了我给带路”。即遭枪毙,“文革”后给评反。

作家梁晓声在他的小说“知青”里面有这样一句话:“文革即是反人性,也是反人格,因而是人类的反动运动”。我在共识网上看到林豆豆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悲剧人物》,当中说,她出卖了他的父亲,母亲,弟弟,使林副统帅身首异处,死在异国他乡。刘平平出卖了王光美,叫清华大学的红卫兵抓去批斗侮辱。文革中还有一个儿子出卖了母亲,母亲被枪决,之后悔恨交加。这些人活着将受到良心的谴责,灵魂的煎熬至死。在政治上他的做法是对他们更加不信任,怀疑蔑视。血缘形成的强大纽带,为何在革命面前脆弱到不堪一击的程度。这种灭绝人性的事情是何以形成?而文化大革命的贡献在于,使这些“革命家”换位思考,我们原来就是这样革别人的命啊,我们对吗?对于他们也算是人性回归吧。

 

第九章   青春


不知是哪一位作家说的:“在这世界上,没有女人就没有欢乐”。我自己认为世界上没有了女人就没有了色彩,就没有了美丽。

县委李书记的大女儿和我是同学,校友,虽然不是一个班,但彼此都认识,“文革”中她的父亲被“造反派”打死并定位“叛徒”(文革后评反,并定为革命烈士)。下乡后与我们做了邻居,在学校上学留着两个长长的大辫子,到了屁股以下,走起路来两个大辫子一颤一颤甚是好看,圆圆的脸蛋白里透红,一双黑亮的大眼睛很是美丽,个头不是太高大概一米六以下一米五以上,穿着淡雅,朴素,作为“知青”下到我们生产队时,大辫子已经剪去,留着齐耳根剪发头,一双大眼睛依然美丽。她们姐俩下乡后在我们生产队劳动时受到的待遇同我们一样,成“黑五类”,相当受歧视。尤其是她们从来没干过农活,连工具都不会用。而当时的这个队长,又是一个很不道德的人,就是前面说的那个打过我的史队长,艰难程度可想而知。有时生产队挖渠打的工分与其他好劳动力一样多,看他们笑话,每当遇到这样的活,她就抢先和我站到一起,她挖不完的土,我拼命地帮她挖完。姐俩干不了的活就来找我帮忙。搭炕,打炉子,给他们姐俩还分了自留地,自留地从种到收我全部帮她做完,时间长了,大姐(她是他们家的老大,年龄比我大一岁。处于对她的尊敬我一直这样称呼她)对我有着深深的信任感和好感。什么样的心里话都对我讲。她从家里搬来一台交流电收音机,有时天很晚了打开收音机偷听《美国之音》,那时这种事叫人知道举报是要判刑的,但她对我从来不避讳。并约我一齐听。好多时候她妹妹不在我俩一直听到深夜。那年我19岁,她二十岁,我们都处在青春期。一次晚上我出去挖了点小片荒,我的右脚弄伤,流了不少血,回来时已经很晚了,走过她家门口,她屋里灯亮着,还没睡觉,她见我满脚满鞋是血,她硬是将我拉到她的屋里,给我把脚洗干净,又拉我到大队医务室去包扎了。秋天我们在一齐割水稻,因稻田里有泥和水,我光着脚在地里面干活一不小心镰刀插进了我的两个脚趾间,顷刻血流如注,这时她在我身后,赶紧将我扶上田埂,从身上取下手绢撕开,一半给我擦脚上的泥,一半给我包扎伤口。一次晚上她取出她们在北京上学时一名男同学的照片叫我看,照片上的小伙子英俊潇洒。她说,你长的太像我的这个同学了。大姐人长的漂亮,美丽大眼睛,圆圆的脸蛋身上散发着青春的气息,她多次向我示爱,但我压抑着,不敢越雷池半步。我们友谊是纯洁的。二十多年以后她在电视上看到我的一个镜头,又设法联系到我,我与老伴一齐去看望她,她亲自给我们做了饭,还炒了好多菜,她亲口对我老伴说,“这辈子忘不了我,在她落难时我给了她们极大的帮助。”临别时她早已准备了中华烟和五粮液酒送与我们,我拒绝了。此刻我想起宋朝大诗人陆游的两句诗:“还君明珠两行泪,恨不相逢未嫁时”。后来有同学问起我,“你和她是什么关系?”,我说“患难之交!”。

一九七三年我的腿做了手术回到家中,本应该两次做完的手术一次完成,本来很强健的身体已经瘦弱不堪了,由于失血过多身体显然是透支了,腿没看好身体垮了下来。就在我苦闷不能自拔之际,一位美丽的姑娘闯入我的眼帘,这是我们邻队的一个农家女孩,与我大妹小学同学,妹妹此前一年已经出嫁。这女孩子长的非常漂亮,在我们周边的几个村子里是出了名的美人,她文化程度不高,小学毕业天生丽质,个头1.63米-1.64米之间,匀称的身材穿着一间白底浅蓝色格子的上衣,蓝色的裤子,脚下穿着黑色方口布鞋,白色的袜子,白皙的皮肤,黑黑的头发扎着两个不长的小辫子,瓜子型脸上一双清澈明亮的眼睛,精巧的鼻子,樱桃小嘴。此前她在公社文艺宣传队演过节目,在这期间她结识了一个杭州知识青年,男方是高中生,人也长的不错,笛子吹的相当好,他们俩已发展到谈婚论嫁的地步,不知为什么,男方放弃了她,此时她失恋的心情一定是很痛苦。一日她忽然来到我们家中,和我谈起心中的苦闷,我开导她,安慰她,她很受感动。从此父亲上工她就来我们家,我俩除了聊之外她还帮我干一些家务活,比如帮我洗洗衣服,打扫一下房子卫生等。时间长了,父亲看出姑娘对我的心意。父亲问我,这姑娘是否想与你找对象?我当时不耐烦的顶撞了父亲,就咱这家庭,咱这出身,就她本人没什么,但她家里是会极力反对的,您老就别作白日梦了。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一般人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我们,而姑娘的大胆与天真,确实令我感动。她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感受和理解事物的能力很强,因此精神方面追求很不平常。她决心选择一个有文化,在精神上富有的男人做伴侣,可以说在她的心目中,在农村劳动的青年没一个她看上眼的,以他的漂亮找一个工人干部随便挑,一般的农村青年对她也是可望而不可及。尤其是我妹妹出嫁,她与我妹妹同学,去过我妹妹家,我的这个妹夫的家庭出身同我们家一样,他父亲解放前是国民党旧军队里的军官,解放时是投诚起义人员,解放后曾被安排在自治区参事室工作。此时与我父亲一样也被戴上“历史反革命”帽子,而我的这个妹夫多才多艺,画画的非常好,毛笔字也写的非常好,那时到处都在做毛主席语录碑,语录塔。到处都画毛主席画像,我的这个妹夫就有了用武之地,在周围小有名气,因此她对我妹妹的婚姻十分羡慕。而我吹笛子也是出了名的,父亲虽然戴着“帽子”,但他的学识周围的人所共知,绝不同于普通的地主,富农,土包子,而她看重的恰恰是我们家的文化。而她与我的大半年交往中,也感觉我不同于一般农村劳动的年青人,虽然我们家很穷,父亲戴着“四类份子”帽子,我本人又残疾,她认为我是一个有文化,有思想,有志气的人。而我本人受家庭出身威胁太大了,太压抑了。加上自身残疾,所以我一直不敢接受姑娘对我的追求。姑娘性格外向热情大方,但绝不媚俗。长时间的接触我们无所不谈。一次终于谈到我俩的事,我对她说,就我目前的状况,我自己连生存都没有保障,以后的事我也很难预料,我不是不接受你,而是不敢接受啊!咱们俩都应该现实一点,你应该找到比我合适的人,摆在我面前的情势太严酷了,恐怕你的父母也接受不了,我非常感谢你在我人生最黑暗的时候给予我的帮助与照顾,使我看到了希望,阳光,鲜花般美丽,使我冰冷的心得到温暖。谢谢了美丽的姑娘!青春是多么的美好,而我的青春是苦涩的。这年我已25岁了,姑娘22岁。

 

第十章   大集体


我们这儿在生产队劳动,每天早上凌晨五点必须上工。冬天正是夜里人们熟睡的时候,夏天微明。先到队里的饲养场(养牲口的地方)由队长派工。晚到一刻就扣工分,今天早上没干,今天全天工分就给扣掉,这一天就白干,今天一天你没干就将你昨天的工分抹去。晚上日落后天黑下来才收工。就跟当年唱的“不忘阶级苦”的歌词中的,“半夜就起身,回家落日头”一样。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没有节假日,没有星期天,只有过年放三天假,就这么年复一年的熬着。一年到头有着永远干不完的活。夏天稻子的草薅不完就开始收麦子,一部分水稻因草薅不出来就荒掉,秋天收一把草,荒掉的这地的人工种籽全部白费了。麦收后打场一直到割稻子上场打不完。稻子收割后打场要打到淌冬水以后(11-12月)才能结束。好多年秋收粮食,都是起五更去收割,由于拖的时间太长,已到晚秋初冬,人们到了地里庄稼的秸秆上结上了白白的一层霜,手抓在上面冰的钻心,人们没法干,只能找些柴禾来烤火,等天亮太阳出来霜化了再开始干活,但是你五点钟必须到地里,否则就扣工分。冬天春天黄土搬家开始,那时人没有牲口金贵,牲口每天早上套车,上午休息下午再用,人是不可以的。有人干脆就用人去拉车,牲口在圈里休息。每天做的都是黄土搬家的工作。三个人一辆小胶车,十几个人一辆老牛车,向回拉土,向地里拉粪。春秋两季每个生产队还得派民工去兴修水利,这儿叫挑渠,(是修渠挖沟的一些活)每年的秋天公社还要组织平田整地大会战,每个生产队都得派出最好的劳动力参加。当时有句民谚说,张书记挖沟李书记填,弄得社员不失闲。农民苦不堪言,如果再遇上一个没有头脑的队长,社员就更苦更累,而且一年下来还没有收益。

生产队里一年的劳动分配是没有一点自主权的。当时的分配方案,一国家,二集体,再个人。就是先给国家交了公粮,(又称农业税,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国家没有什么工业,及工业税收,基本以农业税为主)征购粮(征购粮,国家出钱买,但钱给很少,一斤粮食也就一角多钱),公购粮(是国家规定的硬性任务,不管生产队粮食打多打少任务必须先完成),再留下下一年的种子,饲料(喂牲口),储备粮(所谓储备粮就是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搞的)。剩下的才能给群众分配。具体分到户的比例是4-6开,或三七开,也有倒三七,倒四六的。这些就因队而异了(四六开的意思是工分占四成,人头占六成,并不完全按劳动工分分粮,也是为了照顾一些没劳动力,或劳动力少的一种方案)。还有的生产队为了控制劳动力,采取倒四六的分配方案。有些孩子多劳动力少的就惨了。

生产队搞的好的,最高标准414斤毛皮粮(人均)封顶,但绝大多数是达不到414这个标准的。搞的不好的还有280斤,200斤,甚至还有170斤的。我们这儿是粮食主产区,自然条件相当好,全部水浇地,年种年收,却大部分人粮食不够吃。春节一过相当一部分人就得向生产队借吃“储备粮”。下一年粮食打下来分配时再扣回,年复一年的恶性循环中。比如我所在的这个生产队全大队最好的生产队,全队全年分红也就四千元左右,有的劳动力多的能分到一二百元钱,还有分几十元的,一半以上人都倒挂。就是说劳动一年又欠了生产队的债。我们队每个劳动日(10分工)一般都在八角-九角之间,而我们大队的其他生产队就没这么幸运了,每个劳动日,有五六角的,最不好的是我们的七生产队每个工日3-4角,全队没有一户能分上钱,全部倒挂。一次在同学聚会上,听我班的一个同学说他们生产队当时每个工日才2角7分我都感到吃惊。而我们队的口粮标准每年都在400斤(毛皮)左右,而他们队200-170斤。但这时的生产队长手中握着无限的权利。评工分借吃储备粮,分派工作的轻与重,全由他说了算。甚至他还可以动用民兵,打你,抓你。还有些不道德的队长利用手中的权利玩女人,我们另外一个大队的一个队长曾经亲口对我说过,他们那个队里长的好一点的妇女都玩过。我与他开玩笑说,你用了什么神奇的办法叫这么多女人都顺从你。他说,给她们多评点工分就成了。有些农民在自留地里麦子收割后种点白菜,队长派人给犁掉,说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这儿一个老木匠利用晚上收工以后做了些小木凳子,被大队书记带上民兵搜走。大队上还设立了“劳改队”。(时间很短)把一些与生产队长顶撞,不服管教,小偷小摸等的人动用民兵押起来。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能做什么,又能敢做什么。是在不断认识自己身份的危险性,不断的放弃自己和防备他人中度过,我们必须承认现存的秩序,学会顺从。

有一次在劳动中(这天就我俩人),一个近50岁的贫农老汉(还是个党员)对我讲,我对你说点心里话,现在,在生产队劳动一年真不如给旧社会地主打一年长工啊!我说此话怎讲!他说那时给地主打一年长工的工资是30块大洋,按当时的价格买小麦能买4000斤,买黄豆米也是4000斤,足够一家人的口粮了。而他们家,他们两口子在生产队干一年活所分的粮食也就够半年吃,他当时一共五个孩子,还很小,两个老人都70多岁,加上他们两口,共九人。除去给生产队出工,再什么也不叫做,困难程度可想而知。敢怒而不敢言,还得要唱赞歌。我们队里还一个老实巴交的老人,是雇农成份,我们队的贫协主席。搞忆苦思甜,叫他揭批他的东家在旧社会怎样剥削人,以及干的坏事(他的这位东家是当地有名的大地主,但也是除了名的王善人)。据他讲述,他是从山西逃荒过来的,他的东家收留了他。后来军阀抓兵把他抓去,他在军队上得了重病,是他东家拿钱将他赎了回来,留在东家家里继续给东家干活,以后讨老婆都是东家给操办的。大队干部和工作组制止了他,叫他不要再说了——

我父亲是旧中国的老大学生,还在日本留过学,亲身经历,亲眼看到日本先进的工农业生产,所以他非常崇尚自然科学,深深的认识到我们当时的科学技术与日本的差距,所以日本人才如此猖狂,在劳动中亲眼见到,亲身体会到我们农村的落后的耕作方法。他当时曾对我说过,我们现在的农业生产水平比当年的日本至少落后五十年。看人们繁重的体力劳动而做着无价值劳动,无比痛心。来来回回的黄土搬家,每年拼命的向牲口圈里拉土,冬天封冻前再从牲口圈起出来,第二年春天再拉到地里散开,这就是肥料,上到地里什么都不顶。而农户也拼命往家里拉黄土,每年生产队向农户收农家肥,每小车给记三工分,谁家拉的土多,谁家就交的肥料多,挣的公分多。而处于自私心理,好一点的肥料留下来上自留地,黄土交给生产队混工分。

这里种的水稻品种叫“白皮稻”,将水放进地里后用浪木将地浪平,将稻子泡湿洒在地里即可。亩产也就100-200斤,如果肥料上的好,草除干净,最高可达 300-400斤。但这样的情况少之又少。而这个品种极易倒伏。后来又引进了插秧,开始采取的水育秧,起稻苗时一根一根拔起捆成把,再拉到大田去插秧,非常费时费力,全队搞了五六亩插秧都弄不过来。而耽误了其他耕作。父亲见过日本人搞旱播水稻,父亲建议搞些水稻旱播,还曾建议多种绿肥植物少搞些黄土搬家,但他这些建议不但不被采纳,还遭到嘲笑,挖苦,谩骂。甚至说阶级敌人又想搞破坏。而近年我们这儿水稻全部改成了旱播。而当年与我们一齐干活的青年人现在都成了老头。其中有一个提起当年提出的这些建议,感慨的说,老郝当年提出的水稻旱播现在都用上了。我们那时还骂人家,挖苦人家,真是无知啊!

运动无论怎样搞,人们的求生欲都是一样的,什么政党,主义,革命在饥饿面前都是苍白的,无力的。生存问题解决不了一切都是空谈,为了生存也只能顺从秩序残酷的压抑着自己,但我一直在挣扎着,思考着,单凭生产队里挣那几工分连自己也养活不了,况且就这样年复一年老死终生我是绝不甘心的,当时我坚信,红太阳落山不会是很遥远的,无道至极,必临其变。而我还年青,人生的道路才开始啊。

我从65年下半年-73年上半年近8个年头,没有离开过这块地方,作为“四类份子”子弟也就成了准阶级敌人,刚回来时妹妹还在上学,67年妹妹辍学回家与我一齐在生产队劳动,我们三人劳动一年还挣不了一个全劳动的工分,平时吃的都是一把盐的饭,三个人一年分上几百斤毛皮粮,加上自留地,也只能半饥半饱的过日子。我和妹妹都处于长身体的时期,而且又从事的重体力劳动,冬天买上一二百斤白菜,腌了(那时一斤白菜3-5分钱),从冬天吃到第二年的三四月份,春天挖些野菜,秋天从地里弄点萝卜,或土豆煮在稀饭里。春天粮食接济不上还得向生产队借吃储备粮。储备粮一般生产队留下都是最次的粮食,或者是喂牲口高粱。秋收来分粮时再将分的好的口粮扣去。生产队种的胡麻油料作物,交在油坊(油归大队),每年每个人能分2--3斤油。拌凉菜时用筷子头蘸着滴几滴,生怕倒多了没下顿,一年到头,过年才能吃上点肉。

穿的方面,那年头实行的布票,棉票。棉票我记得每人二两,布票每人三尺还是几尺,我记不太清楚了,但无论多少还得拿钱去买,八年里我制作过一条裤子,而父亲什么衣服都没做过,妹妹已经长大了,可能只给她做过一两件衣裳。一件衣服一条裤子,穿上十年八年,被子烂了补补就行了,由于长年没有换洗的衣被,浑身满是虱子。穿的布鞋,都是母亲找些铺衬,打些被子(做鞋底鞋帮用)做成鞋底由我手麻绳纳了,交由母亲将鞋帮上好,这种自己用手工做的鞋非常的结实,一般一双鞋能穿一年半左右,直至鞋底彻底磨通。十数年间没做过一床新被,破了补再盖,特别是到了冬天那时比现在的冬天冷的多气温在零下二三十度,破烂的,棉衣裤里连套的衬衣都没有,出去劳动手套袜子,身上瑟嗦着,手脚都裂开血口子。

住的,全队就我们一家没房子住,今天搬到这儿明天搬到那儿,最后我母亲与上面交涉,将我们移民刚来时国家给的房子木料要来,生产队给盖了一间房子,房子的内空顶多有十平方米,里面搭了一盘炕,一个锅台,一个水缸水桶。我们父、子、女三人就睡一个炕上,做饭洗衣都在这一个小屋子里,夏天烧火做饭,屋子里热的喘气都费劲。俗话说人离地活,树离地死,一次我初中时的一个同学座位工作组(文革中的小运动)来我们这里,打听到我的生存状况,非常同情,他对我说,你干脆来个倒插门(给别人招女婿)离开这里。我苦笑一声心里说谢谢你了,亲爱的同学,我本身残疾给谁去倒插门啊!政治的大气候我们是无能为力的,为生存,或生存好一些,首先要立足眼下。

一次父亲给我们前边姓鲁的一家做了些木匠活,人家给了一根木头,这根木头大约3.5米长,但是中间分了叉,但放倒以后是一个平面的,虽然不好看,但盖个伙房当行条我看可以(行条又称檀条)还给了些细木棍,我与父亲商量想盖一间伙房,父亲同意了。麦收后我请人在地里挖了些垡拉(土坯,这时盖房子砌墙用的),晒干后我用毛驴车将垡拉拉回来,在妹妹的协助下我俩开始动工盖起了伙房,我砌墙她帮我抱垡拉和泥,墙渐渐砌高了,一块垡拉四五十斤沉,妹妹搬不上来,我们就用绳子,她在下面拴好,我站在架上向上提掉,我一条腿吃劲硬是将垡拉一块一块吊上去,几次差点从架上掉下来。我从来没砌过墙,但墙砌的倍儿直,没有立竿,没有线绳,全凭眼力,我们这儿有个老泥瓦匠从这儿经过看到我砌的墙赞叹的说,这娃娃不用拉线墙还砌的这么直,太厉害了。小伙房建好内空足足有7平米,在妹妹的协助下我表了烟囱,搭了锅台。一鼓作气在妹妹的协助下砌了厕所,搭了栈子(用土坯砌成装粮食用)。小伙房建成我们将锅台,水桶等搬了过去房子里就显得宽敞多了,心里颇有一点成就感。而我们的邻居及一般老年人眼中这孩子虽然一条腿,心里特别有劲,绝不同于一般农村的孩子。

一年生产队叫我去放一头草驴(母驴),准备自己繁殖骡子。那时生产队有两辆大胶车,买一头骡子两三千元,用于买一头骡子的钱就等于花去我们全队大半年的收入。所以生产队队这件事比较重视,草驴配种后要专人放养。这阶段我一个人单独工作,每天只要将驴放饱就行了,这放驴活倒是轻松,每天别人挣10分只给我5分。一天我在沟边放驴时发现沟里面长了不少蒲草,每天找一个草多的空地,地下钉上一个打木桩,将驴的缰绳放长,拴好,它自己转着吃草,我下到沟里割蒲草,放在沟坡晒干,每天利用早晚搓草楆子(草楆子是用来捆粮食)草楆子每根能卖一分钱。一个夏天搓的草楆子卖了40多元,与我在生产队劳动一年的收入相当。冬天夜长,给人纳鞋底,有人给两元的,有人给一升黄米的,虽然很少,但买些油盐酱醋是足够了。搓草楆子卖的钱我买了一根行条,十几根柳木椽子,为以后修房子打了点基础,父亲我和妹妹三人挤在一间房,一个炕上,我和妹妹都长大了住在一齐实在太不方便了,这年又凑了些钱卖了两根行条,在朋友的帮助下,从我们原先的东边又并了一间房子。一九七二年冬天妹妹出嫁,家里就剩下我和父亲两人,每天除了去生产队劳动,做饭,做家务就落到我的身上,与生活有关的都得自己去打理,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我必须坚强的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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