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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道文化·特别推荐】王镛——一个人的书法史

遊觀2018-05-15 15:56:07

王镛
一个人的书法史

文/王东声


王镛履历
王镛,一九四八年三月生于北京,山西太原人。一九七九年考取中央美术学院李可染教授研究生。一九八一年毕业展获“叶浅予奖金”一等奖并留校职教。先后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书法研究室主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书法院院长,文化部优秀专家、文化邮美术专业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文化部文化市场发展中心艺术品评估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艺术创作院名誉院长,李可染画院副院长,《东方艺术·书法》杂志主编。

题记
事实上,每个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历史。

无论岁月长短、方位远近、处境高下,都会程度不同地留有这样那样的生命痕迹。

只不过,因为修行不同,那痕迹的形态与刻度也多有分别。


文艺之事,在一些人眼中,仅仅是糊口的一个营生,与卖瓜子、做泥瓦工并无二致。然而对于有些人,却由兴趣而后成为一种职业习惯,肩负一种文化责任。

一堆木头石块,在有些人眼中,那最多被看做是一些建筑的辅料;换了另外一些人,或许就能盖成一处居所;而在有些人手中,或许最终建造出的是一座殿堂。

一堆所谓笔墨纸砚的玩意儿,可以明窗净几,焚香染翰;也可以兴来一挥,解衣般礴……但检点而后,成就的或许是一个赏心悦目的欢场,有的塑造出了千古观瞻之作,若《兰亭》,如《富春山居》,有的则徒糜纸墨,废画三千。

那些笔墨纸砚的玩意儿,在徐青藤恣肆放逸的涂画背后映照的是他潮起潮落的人生之流;于八大而言,其激愤的尘世到『实相无相』的『吁嗟世界莲花里』,都空幻在那般花花木木山山水水的墨韵之间;在齐白石的笔下,生成的是一幅幅红花墨叶的富贵清新,那份惹人欢喜的意味里浸透着他素心若雪的童趣与质朴;在黄宾虹的案上,本来白白净净的一张纸,逐渐模模糊糊下去,最终黑压压混沌一片——但,当你定神看去,那模糊里似乎幽深,那混沌中不乏光明。


作为一种文化形式,艺术具有广泛的包容与涵盖属性,允许无限的创造力来塑造。

艺术史的形态,注定是一个不断检验人类智慧与能量的过程。所谓艺术创作,一边关联着传统,一边面对着创新。

传统是一条河,一条流动的河。既然『流动』,就是跃动的、鲜活的,是奔涌不息的一种状态。昨日优质的因素沉积下来,形成稳固的河床,而平缓与激荡的塑造,却在于河水的流量与冲撞的速度,场面自然千差万别。传统,是需要不断创造的。昨日的创新,成为今日的传统;今日之创新,正可为明日之传统。所以有王右军『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之谓。当然,过去时代里的优秀,也可能成为今日的过时。长江后浪推前浪,大浪淘沙,经得历史的淘沥,才能见真知。

创作的意义,在于能够驱动人心而弃旧图新。创作要不断生发新的文化产品,是对『人之为人』的主观能动性与认识力的考察,也是对其文化实践力的检验。一种新的审美取向,也往往随着少数个体的『先知先觉』而有超越寻常的塑造,从而感召时人,引领一时风气。优质的创作,不仅与审美紧紧相随,也还考验着思想的精度与纯度,其过程更是一次次令人心荡神驰而又不乏艰辛的历险。

有人认为,自晋唐以降,中国书法渐次式微。

方燮跋《李思训碑》 王镛 33cmx33cm 2012年

诚然,这是站在书法诸体俱全、诸法俱备的角度论之。事实上,两宋时期可以成为一个分水岭。其上的晋唐,有如位列庙堂之高,塑造的是典章规制;其后,则游走江湖之远,允许无有约束、信马由缰地自由发挥。于是,杨维桢、徐渭、傅山、八大、金农、徐生翁、龚晴皋等人,以其学问、功夫,以其心性、才情与识见,在我们司空见惯的路径之外开辟了另外一条别见洞天的道路。这条道路或许狭长,或许陡峻,不足以令更多的人驾轻就熟,如我们一般的凡夫俗子,只能在他们披荆斩棘的路上,在他们开辟的景致里面,做一位『观光客』,充其量『到此一游』而已。

时至清中期,帖学渐呈颓态。随着文物大量出土,新的文字材料不断涌现,这无疑为书家们提供了可资借鉴并创新求变的机缘与可能。如金石考据继而盛行,如阮元、包世臣、康南海等先后对碑学予以倡导,甚至高调鼓吹『尚碑』,否定帖学——此未免有偏激之处,但却使碑学得以大大推广,书法艺术发展到了一个碑帖并存的崭新历史阶段。此后,中国处境波澜起伏,随着西方文明的强力冲击,经历了新中国成立至『文革』期间的二十余年积郁,直至改革开放后意识形态的逐渐解冻,文艺方面也自然面临巨大挑战。书法与其他领域一样,在『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的风潮之下,期待新思路,新举措。

然而,一种新生事物,往往伴随着撕裂与阵痛,往往惹得故有老派的瞠目。这,也在情理之中。人都是有惰性的,所以有固守一隅、自以为是、保守不化这样的词汇创生出来。毕竟,积习也是长此以往叠加起来的。只不过,因为惰性与自以为是的放逐,我们往往习惯于轻车熟路,往往满足于习以为常。

近年来,中国书法界最大的争议莫过于民间书风的冲击。然而,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青年欢欣鼓舞?为什么受到那么多『批判』而这些家伙至今仍不知悔改依然乐此不疲?

答案只有一个:审美与心灵得到共鸣。

可以说,民间书法正是在王镛等人的倡导下应时而生。

王镛所倡导的民间书风,正是与大的社会文化环境紧密关联的产物,是对清中期以来的碑版书风的一种承接,更是一种拓展,并为当代书法的深层探讨提供了一个基点。由于日常书写工具的变化,毛笔从实用功能被逐步赋予了较强的艺术属性,书法从少数贵族阶层所独享的角色,到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全**动』,书法从几案之间走向了墙面,从居室走向了展厅,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

王镛之于民间书风的倡导,提出以『根植传统,立足当代,张扬个性』为宗旨的『流行书风』(只是一种提法),实际上更为注重感性发挥与理性自觉的互为补充,这绝不仅仅是对古拙、朴厚、粗犷风格的敏感与认可,更是对艺术规律的尊重。进而,在当代书法发展史上,碑与帖、经典与民间的诸多因素,都成为可以自由穿行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合法公民』,各具特色,多元共存。

王镛
颇得不知联


书法之于王镛,必然是其多方面修养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其审美理念得以发挥的结果。

王镛的艺术经历,与中国书法的现代复兴相伴随。

他生于一九四八年。此阶段,中国世相急变,文艺阴晴不定。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六十年代,国家开始对文物古迹、字画鉴藏尤为重视。随后,书画展览渐多,如故宫举办的善本碑帖展览、中日书法展览等;艺术社团兴起,如北京书法研究社、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等;书画书籍的刊行等,也在丰富着人们的视觉之娱。或许源于艺术的灵根与敏感,王镛早年即酷爱金石书画。据称十二岁时随父观瞻『徐悲鸿、齐白石、黄宾虹遗作展』便极受触动,自此迷上了刻印,甚至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十四岁入少年宫专修金石书画,有了专门老师的指导,渐入艺术殿堂。

一九六五年,中国书法界关于王羲之书法与东晋书风的『兰亭论辨』沸沸扬扬。此时,王镛读中学,其作品随即入选了几次书画展览并获奖。这大大鼓舞了他的习艺士气。但是好景不长,『文革』开始,王镛下乡内蒙古插队,但他在物质较为困乏的环境中,仍写画不辍,直至一九七四年返京。翻过癫狂的『文革』十年,百废待兴,压抑已久的『社会化』能量得以释放。一九七九年,王镛考入中央美术学院,在李可染门下专攻书、画、印。由此,其于技艺的训练步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于艺术理想有了更高远的期许。

『小技拾人者易,创造者难。欲自立成家,至少辛苦半世,拾者至多半年可得毛皮矣。』此缶翁语,被王镛记录在他一本印集的自序中。可以说,王镛自始至终以此自励。他曾谈到:从艺方向的明确、审美观的建立、辩证的思维方法以及对传统价值观的独到判别,是形成自我艺术风格的前提与关键。而其于习艺之初,经启蒙老师引导,便确立了『以古拙质朴、奇险壮丽为大美』的审美定位,并自信『走上了正道,知道漂亮花哨的东西不好,整齐匀称不过是美的低级阶段』。

实质上,道家思想中对『美』与『丑』有辩证的分析,老子言『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庄子》认为『嫫母有所美,西施有所丑』,并对王骀、申徒嘉等形体丑怪的人评价为『德有所长而行有所忘』,又讲『西施病心而摈其里,其里之丑人见之而美之』,以及『是其所美者为神奇,其作恶者为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等。西方文艺也有类似表达,如罗丹说,在自然中一般人所谓的『丑』,在艺术中能变成非常的美。再者,于今看来,杜尚让难登大雅之堂的——『丑』的小便器粉墨登场,这一举动更像是擎起了一杆针对架上乃至古典体系的祭旗,看似大逆不道、呵佛骂祖,却撕开了陈腐积习之『传统』的最后一块遮羞布,进而打开了艺术真正走向『现代』的一扇门。

王镛
凸斋大制长寿

可见,『美』与『丑』并非绝对化,『美』中能见『丑』,而『丑』中亦可见『美』,二者之间可以相互转化。世间万物,日久生『情』,或者久则生『厌』,都说明这样一种互动的可能。甜点诱人,但一直吃下去,就可能让人反胃,甚至败坏了味觉;粗茶淡饭,似乎寡味,却给人以素朴的、持久的味觉感受。水晶球玲珑剔透,令人惊异,却不过工艺意义上的『器』之雕琢;土陶粗糙简易,不受瞩目,却或许深藏一种古拙、质朴之美。

可以说,『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这一命题,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恒久的感召力。王镛书法,无论是对民间因素的汲取,还是对『大、拙、古、野、率』的风格探求,均体现了一种大巧若拙的道家美学观与大美无华的审美理念。

另外,中国文化讲究综合性,讲究广取博收,天长日久,如文人画提倡『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修为,讲究多方面知识修养。『对于从艺者来说,当然是基础愈宽,则能力愈强;变数愈多,则出路愈广。』王镛如是说,尤其是『书、画、印三门艺术都是以传统的点线审美为基础,以点线的组合构成形式为表现手段的、独特的民族艺术』,『三者的本体艺术语言是一致的』,『孤立地研究学习其中一门,是很难取得大成就的』。

基于这种认识,王镛始终保持着文人画家的修为传统,尊崇如赵之谦、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等前贤集诸艺于一身的艺术养成方式。其诗文,虽不多见,但所作往往因事、因物而言意境、言艺理,文辞简洁,而主旨深远;其书,除晋唐法帖之外,于六朝碑版,汉魏简牍,砖文瓦当,更著心力;其创作在注重章法的同时,也讲究字形、字势的形式美感,风格充满视觉张力;其印,三代铜鼎,秦汉古印,明清流派,无不涉猎,集而创具一种古拙奇崛之印风;其画,则将书法骨力与金石韵味统和一如,以书入画,强调点线的书写性,追求沉雄朴茂、大气磅礴的画风。王镛艺术有赖于诗、书、画、印四位一体式的积累与实践,其书、画、印创作可以各自独立存在,形态各尽其妙,却又在风格意境上和谐统一。而王镛书法,正是其诸艺之『统帅』,诸如『诗书一体』,『印从书出』,『以书入画』,等等,都因书法而观照与创生。

无疑,王镛书法是以探究艺术本质为旨归的。他所追求的深山大味,他作品中那种『拔剑四顾心茫然』的从容气度,不仅是于『错彩镂金』与『清水芙蓉』之外的另一阐释,也为今日时代开拓出了一份意象苍莽而气息鲜活的审美世界。


一个人的书法史,必然是其技艺修炼与学问修养的演进与混合。

对于创作者而言,『师古人,师造化』也好,『集其大成,自出机杼』也罢,都是必须经过『百炼钢』而成『绕指柔』的。这个过程,既包含对艺术史的追溯与梳理,同时也体现出个我艺术的历练与演绎。

应该说,王镛之于书法,是积以时日、累以技艺,并修养学问的结果,更是对『书法』这一疆域的新的开拓。在这块疆域里,在今日时代中,其所倡导的民间书风无疑是最具开创与构建意味的一面旗帜,其书法的塑造也注定是对一个时代最有质地的馈赠。



王镛
作品欣赏
清·朱彝尊 陈洪绶传 王镛 34cmx53cm 2013年
傅山书法意临 王镛 66cmx33cm 2013年
节录黄山谷论书句 王镛 36cmx19cm 2013年
唐·李白《秋浦歌》 王镛 163cmx53cm 2013年
前贤论书 王镛 32cmx21cmx2 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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