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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法》:杨维桢

中国书法杂志2018-10-13 10:05:11

元 杨维桢 行书元夕与妇饮诗 私人藏


杨维桢(1296—1370)是元代书坛最具代表性的书家之一,除了书法,他在绘画、诗文、音乐、戏曲等方面均有极高建树。本期“杨维桢书法特辑”,力图与《中国书法》先前多个相关的专题不同,在全面展现杨维桢书法艺术的同时,汲取当代杨维桢研究的一系列成果,从音乐、戏曲、日常交游以及使用的书写工具等角度,揭示其丰富的人生与书法的本真。


杨维桢的铁心颖、画沙锥
顾工


笔为文房用具之首、书法点画魅力之源,两千多年来,人们对制笔、选笔、执笔、运笔形成了一套完备的经验,历代书法家都非常重视毛笔的选用。元人孔齐说:“凡学书字,必用好墨、好砚、好纸、好笔。笔墨尤为要紧。笔不好则坏手法,久而习定,则书法手势俱废,不如前日矣。”古来许多善书者,都对毛笔制作十分熟悉,甚至亲自指导笔工调整工艺,提高制作水平。


唐宋时期制笔中心在安徽宣州,以“诸葛笔”为代表。南宋以后由于战乱等原因,宣州制笔业衰败。到了元代,浙江湖州崛起为新的制笔中心,冯应科的笔,与赵孟頫的字、钱选的画并称“吴兴三绝”。据明人张复亨说:


宋季太末徐信卿笔,名重缙绅间。玉溪尚书赵公以徐制法授冯应科,俾之日缚一管,不合意即拆裂,复为之,必如法乃止。松雪公乃玉溪从子,尝亲见其事,故以此法授之陆颖。冯、陆齐名,实本于此。


可以说,赵孟頫的叔父(即玉溪尚书赵公)成就了冯应科,赵孟頫(即松雪公)成就了陆颖。在冯、陆两位制笔名家的带领下,湖州制笔技艺迅速提升,陆续形成了多个制笔家族,从业人数和技术水平都是全国之冠。湖笔的江湖地位在元代得以奠定。元末明初人虞堪总结元代湖笔状况时写道:“苕人艺者多艺笔,冯陆当年称第一……后来温生、杨生皆擅场,乡里而今有子孙……沈生兄弟懒归去,更有施生争后先。”提到了冯、陆、温、杨、沈、施等多个名擅一时的笔工家族。


杨维桢小像


元末著名文学家、书法家杨维桢(1296—1370),又名维祯,字廉夫,元绍兴路诸暨州人。他于泰定四年(1327)中进士,次年就任天台县尹,左迁钱清场盐司令。后至元五年(1339)丁艰,期满回到省城杭州,却迟迟未得补官,浪迹浙西山水间。杨维桢于至正四年(1344)应湖州长兴蒋克明聘,赴东湖书院任教。他在长兴衣食无忧的两年生活,有很多意外收获。例如他得到一支用千年残剑熔铸而成的大铁笛,作为他须臾不离身的伴侣,亦因此自号“铁笛道人”。而在书法方面,他放荡不羁的书写风格初现端倪,同时因为身处湖州,对湖笔制作有了更多的了解,开始了与笔工的交往。


赵孟頫书风在元代影响极大,朝野上下无不学习其书法。赵孟頫去世时,二十七岁的杨维桢还在诸暨铁崖山埋头苦读,没有机会拜见前辈。不过,他存世的最早墨迹《题王蒙柳桥渔唱图卷》,是他四十岁以前所书,结字就像极了赵孟頫,用笔偏于肥美。至于其后期书风转向放旷粗率、个性鲜明,其中原因之一,就与他使用的特殊毛笔有关。


元 杨维桢 行书竹西草堂记卷 辽宁省博物馆藏



元 杨维桢 行书竹西草堂记卷(局部)


杨维桢晚年有个习惯,他经常在书法落款时写出笔工姓氏和毛笔名称,例如:


《题倪瓒溪山春霭图》:在沧州轩试老温旧颖。

《小游仙辞序残卷》:在竹洲馆试老温笔。

《论医帖》:在云间能有斋试老温新缚铁心颖书。

《赠装潢萧生显序》:在云间草玄阁试铁心颖书。

《草书选评诗卷》:在云间草玄阁试奎章赐泚、赋贵所缚铁颖书。

《跋李西台六帖》:在云间草玄阁试老陆铁颖书。

《杨铁崖诗帖》:在任老人读易斋试新制铁心颖书。

《画沙锥赠陆颖贵笔师序》:在云间之拄颊楼试画沙锥。

《壶月轩记》:在云间之拄颊楼试老陆画沙锥书也。

《友闻录序》:在小蓬台试陆颖贵枣心笔书。

《干山志》:试老陆乐墨书。

《跋赵孟頫与王觉轩诸札》:在卷素斋试沈先生乐墨。


由以上例子可知,杨维桢常用之笔有铁心颖、画沙锥、枣心笔、乐墨等,其中使用最频繁的是铁心颖。


元 杨维桢 行书沈生乐府序卷 故宫博物院藏


元 杨维桢 行书沈生乐府序卷(局部)


至正二十四年(1364)五月一日,杨维桢撰《赠笔师陆颖贵序》,对“铁心颖”有详细的记载:


韩子为笔作《颖传》,颖莫贵中山之毫。汉制,天子笔皆用兔。蒙恬以鹿毛为柱,羊毛为被。欧阳通以狸毛为主(柱),覆以兔毫,则知颖不独贵于兔也。宣州诸葛氏传笔有二等,高贵者,柳公权求而与之,又语其子曰:学士能书,当留此笔;不尔请退还。未几,果退还,即以常笔与之。盖高贵者,非右军不能用也……擅名于馆阁诸公者久矣。至其孙,遂以颖贵名焉。常以丰狐之毫或麝毛须制以遗我,且曰史铁史铁心颖也。予用之,劲而有力,圆而善任,使舍其制而用它工,则不可书矣。故铁心之颖,人罕得之,而人亦不能用也。


这段话讲了几层意思:一,古法制笔有柱有被(披),以中山兔毫为贵,唐初欧阳通以狐狸毛为柱、兔毫为披,亦甚名贵;二,唐代制笔名家诸葛氏笔分为二等,高贵之笔依古法制作,晚唐名家如柳公权亦不能用;三,湖州笔师陆颖贵“常以丰狐之毫或麝毛须制以遗我,且曰史铁史铁心颖也”,说明“铁心颖”是为杨维桢特制的笔,时人不会使用。


元 杨维桢 行书跋张雨自书诗册 吉林省博物馆藏


根据朱友舟博士的研究,东晋至唐朝主流的制笔工艺是有心披柱法,以鸡距笔为典型:笔头的中心以硬毫为柱,并用麻纸或绢缠绕紧束其根部,外侧是披毫。有心笔出锋较短,蓄墨量少,笔毫劲挺,适合写小字,不适合大幅度的提按。正如唐代柳公权评价“虽毫管甚佳而出锋太短,伤于劲硬”。为了适应大字书写的需求,唐代开始兴起散卓笔。“散卓”二字最早见于唐人李阳冰《笔法诀》,他说:“夫笔大小、硬软、长短或纸绢心、散卓等,即各从人所好。”“纸绢心”即有心笔,“散卓”为新兴的无心笔。散卓笔不再包裹笔心,它选用较短的毛料支撑笔形,解放了笔柱,使毛笔能够一按到底,蓄墨量及书写范围大大增加。中唐时期颜真卿书写三寸左右的“擘窠大字”,恐怕用的已经是无心笔。到宋代,黄庭坚、米芾、宋高宗都能写出字径五六寸的大字了。


元 杨维桢 行草书真镜庵募缘疏卷 上海博物馆藏


南宋杨万里有诗云:“旧来鸡距说宣城,近来墨池说毗陵。不知阿谁喜柔懦,毛颖只今泥样软。笔头政要挽千钧,渠自无力随人转……”这反映了古法、新法制笔的明显差异。有心笔笔心硬,不能按到底,而无心笔能够一按到底,即便都用兔毫制作,无心笔显然比有心笔要软很多。这种改变是历史发展的需要,从南宋以后,无心的散卓笔渐渐成为市场的主流,直至完全取代有心笔。


元代,使用有心笔的人越来越少,其所用的缠纸法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元人方回称赞湖州笔工杨日新诗云:“江淮笔工千百家,孰甲孰乙我所悉。鸡距散卓杨日新,不落第二亦第一”,说明此时鸡距笔尚未绝迹。而笔师陆颖贵为杨维桢制作的“铁心颖”,根据上文描述,“人罕得之,而人亦不能用也”,定非元代主流的散卓笔,而是依古法制作的鸡距笔一类的有心笔。尤其是它以较硬的“丰狐之毫或麝毛须”为柱,较软的兔毛为披,有柱有披,这就是鸡距笔的做法。


这段文字中有两个信息值得注意。一是“铁心颖”的制作工艺源自欧阳通。欧阳通(625—691),初唐著名书法家欧阳询之子,善楷书,得父法而险峻过之,与其父合称“大小欧阳”。欧阳询楷书在元代影响很大,杨维桢的朋友张雨、倪瓒、张绅等人都学过欧体,不过他们学的是大欧。而杨维桢致力于小欧,线条劲健,结构险峻,从他楷书《周上卿墓志铭》可以明显看出这种影响。欧阳通使用的毛笔是特制的,梁同书《笔史》“麝毛、狸毛”条载:“郑虔谓麝毛一管,可书四十张,狸毛八十张。《朝野佥载》:‘欧阳通笔,用狸毛为心,覆以秋兔毫。’”杨维桢不仅楷书学欧阳通,在毛笔方面亦仿照欧阳通。所以“铁心颖”绝不是从湖笔里面随便挑选的,而是根据杨维桢本人的要求特制之笔。二是“铁心颖”之名称,是为杨维桢量身定制的。“颖”指笔尖,“毛颖”即毛笔。“铁心”,一方面指这是有心笔,笔心坚硬如铁,另一方面与杨维桢的“铁石心”合拍。杨维桢个性刚硬,如他坚持迎娶患重病的钱氏为妻、坚持为民请命削减盐课,尽管骨鲠性格让他在官场吃尽了苦头,但他还是终生坚守志节。他有许多带“铁”字的别号,如“铁崖山人”“铁笛道人”“铁心道人”“铁冠道人”“铁龙道人”“铁史”“老铁”“铁雅”“铁仙”等,皆以“铁”自喻,强调自己的心志坚如顽铁。故明人张汝弼《书铁崖先生传后》云:“常号不脱一‘铁’字,虽各有所因,亦岂不以胸中之铮铮烈者有似之乎?”


元 杨维桢 行草书跋龚开骏骨图卷 日本大阪市美术馆藏


下面我们来看杨维桢用“铁心颖”书写的两件墨迹。一件是《论医帖》,至正二十六年(1366)四月一日书。此帖仅一句话:“医亦有英君之道乎?余曰:上医医国。”意思是说,最高明的医生是为国家治病。这是儒家一贯的理念。出自《国语•晋语八》:“文子曰:医及国家乎?对曰:上医医国,其次疾人,固医官也。”唐代名医孙思邈《千金要方•诊候》也说:“古之善为医者,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杨维桢为什么写这一句没头没脑的话?从首行右下角被切割的一个残缺笔画来看,《论医帖》应当是某篇文稿的最后几行。而这篇文稿,是为一位怀才不遇、擅岐黄之术的文士写的。在杨维桢文集中,他曾经为天台于师尹写过类似的文章,不知二者是否有关联。落款为“在云间能有斋,试老温新缚铁心颖书”。《论医帖》线条瘦硬,力量感突出,笔尖压纸的力度极强。


元 杨维桢 行书论医帖


另一件是《赠装潢萧生显序》,至正二十六年六月书。王方宇旧藏,2010年在北京瀚海春拍成交。文曰:


赠装潢萧生显序。淞之装潢家,无虑百十。类以时艰废业,且徙于他伎,独城东萧生显者,守世业不易。余每佣其工,优贷以粟,因闵之曰:唐之秘书省,吏凡六十有七人,而装潢匠六人者在中。则知昔之业者,有禄养于官;今业于市,又徙于他,世变亦可占也已。他业者皆徙,而显虽束手饥其身,不徙而业益精,亦有类吾君子之固穷以俟时者。时向平矣,大夫士将复尚文事,则显之业复振,又果忧食之不给乎!士大夫文事与显业相关其盛衰,显之业振,则吾道亦不塞矣夫!时岁在丙午夏六月上吉,会乩抱遗老人杨桢,在云间草玄阁试铁心颖书。


这篇文章未载于杨氏文集,它记载了元末松江书籍装裱业由盛转衰的真实情况,赞扬了萧显矢志不移的坚守。这是元朝在松江一带统治的最后一年,松江府、嘉定州已经在吴王朱元璋的控制下,徐达大军正在围攻张士诚最后的堡垒——平江(苏州),杨维桢已经清晰地看到了历史的方向:“时向平矣,大夫士将复尚文事”。这件也是小字行书作品,线条劲健,起收笔处皆精致入微,符合前述铁心颖“劲而有力,圆而善任”的特点。


另外三件署明用“铁心颖”书写的作品(《草书选评诗卷》《跋李西台六帖》《杨铁崖诗帖》),均未传世,仅见诸书画著录,但亦可知都是题跋、诗稿一类的小字作品。故可印证“铁心颖”笔头并不太大,适合写精到的小字。


元 杨维桢 行书跋马远商山四皓图


关于“画沙锥”,请看明洪武二年(1369)杨维桢《画沙锥赠陆颖贵笔师序》:


吴兴陆生某有才学而隐于笔工。其仲氏颖贵……而制之精者标其号曰“画沙锥”。尖圆遒劲健,可与古韦昶争绝。余用笔喜劲,故多用之。称吾心手,吾书亦因之而进。颖贵亦自贵,虽势要求之而不可得。别襆之以锦,署曰:非会稽铁史先生弗能。知宣州诸葛氏云:柳学士能书,当留吾笔,否即退还。未几,果退还。叹曰:代无右军,何以用吾笔?而颖贵欲以吾当右军,曷当?惜予老矣,所书今不过山经野史,汝锥之功,无以用之以利天下,徒为祝锥辞。


从以上描述来看,“画沙锥”和“铁心颖”相似,也是依古法制作而柳公权不能用的短锋硬毫笔。“颖贵欲以吾当右军”并非杨维桢借人之口自夸书法可当右军,而是说他能够用王右军的笔。可见“画沙锥”笔毫特硬,并非元代常见之笔。


元 杨维桢 行书跋黄公望九珠峰翠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毛笔“画沙锥”之名来自“锥画沙”的典故。唐代褚遂良《论书》称:“用笔当如锥画沙,如印印泥。”锥、印都是硬物,沙、泥都是软体,毛笔虽软,但要写出刚硬的感觉,力透纸背。相传褚遂良曾将此法传于陆彦远。传为颜真卿的《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转述陆彦远语:“后于江岛,遇见沙平地静,令人意悦欲书。乃偶以利锋画而书之,其劲险之状,明利媚好。自兹乃悟用笔如锥画沙,使其藏锋,画乃沉着。”“锥画沙”在书法中比喻线条沉着深入,而以“画沙锥”来命名毛笔,则是喻指笔心坚硬如锥。


就在写下这篇文章的同一年,杨维桢以“画沙锥”书写了《壶月轩记》。这是一件带有章草笔意的文稿,具有与《论医帖》《赠装潢萧生显序》相似的线条特征。该作品著录于《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澄怀堂书画目录》,现藏日本。(另有倪瓒《壶月轩图》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此文是杨维桢为一位贫寒而好学的青年儒生李恒作,载于《杨铁崖文集全录》卷一,然字句与墨迹本差异甚多。从文中可知李恒是江阴人,避兵祸徙居上海,以耕钓为业,在清贫中坚守其志。墨迹本中说:“余放舟黄龙浦达海,必道过其门,过必觞余于轩,繙校典籍辨书画已,则乞题其颜,而并以记请。”黄龙浦又称黄浦江、春申江,据说是战国时期春申君黄歇主持疏浚的人工河道,将青浦、昆山交界处的淀山湖水引导至吴淞口入海。杨维桢多次行舟黄龙浦,结交沿岸乡绅士人不少。卷末云:“孟京近日妙书,过文东远甚,可副墨一本张其轩。”俞孟京、陈文东(璧)都是松江青年才俊,从游于杨维桢。俞孟京被杨维桢认为“妙书过文东远甚”,宋克对其亦颇推赞,可惜因为去世较早,名声不如陈文东。


元 杨维桢 行书晚节堂诗册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在铁心颖、画沙锥之外,杨维桢还使用枣心、乐墨两种笔。它们就不是古法制笔,而是元代常见的散卓笔了。枣心笔产生于北宋,它属于无心笔,是笔头外形像枣核的散卓笔。《山谷题跋》中记载,尽管苏东坡坚持用古法制作的诸葛笔,不喜欢新兴的枣心笔,但枣心笔的流行已经是大势所趋。据黄庭坚说:“南阳张又祖喜用郎奇枣心散卓,能作瘦劲字……笔无心而可书小楷,此亦难工……今都下笔师如蝟毛,作无心枣核笔,可作细书,宛转左右,无倒毫破其锋”,可见枣心笔主要用于写小字。元人孔齐解释说:“有所谓枣心者,全用兔毫,外以黄丝线缠束其半,取其状如枣心也。”枣心笔的根部用线束紧,所以造成笔根细、笔肚粗,形似枣心。元人王恽描述它“圆如枣心大,锐比囊颖直”,由于兔毫、狼毫都不是很长,故枣心笔并不大。但作为散卓笔,它的笔毫能按压到根部,故也能写稍粗壮的字。南宋赵孟坚《书法论》云:“行草宜用枣心笔者,以其摺袅婉媚。然此笔须出锋,用之须捺,笔锋向左,意趣只用笔腰不用笔尖乃可……枣心笔于用之时,每难挥运,双钩悬腕,久久得趣,其要正在勿使笔尖也。”由于枣心笔的笔肚肥硕,如果写大字一按到底,势必“只用笔腰不用笔尖”,造成特殊的线条效果。


元 杨维桢 行书跋邓文原急就章 故宫博物院藏


“乐墨”也是散卓笔的一种。孔齐说:“至顺间,有所谓大小乐墨者,全用兔毫,散卓以线束其心,根用松胶縀入竹管。管长尺五以上,笔头亦长二寸许,小者半之。后以松胶不坚,未散而笔头摇动脱落,始用生漆,至今盛行于世,但差小耳。”可见乐墨的笔毫、笔管都较长,小号笔头一寸许,大号笔头二寸许,那是足以挥洒擘窠大字了。杨维桢在前述书法落款中提到的陆氏、温氏和沈氏,都是元末湖州著名的制笔世家。他和这些笔工保持了长久的联系,以维持源源不断的毛笔供应。


在杨维桢时代,陆氏知名的笔工有陆颖贵、陆文俊、陆文宝等,都是元初制笔名家陆颖的孙辈。这些技艺精湛的笔工时常周游东南各地,推销他们的毛笔,并请名家为他们题咏。除了杨维桢《赠笔师陆颖贵序》,还有元人周伯琦《笔说》(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陆居仁《苕之水诗卷》(现藏故宫博物院)以及贝琼《苕溪陆文宝挟笔过云间,持卷求余言》赠诗,都是为陆氏笔工所作。杨维桢还为陆文宝题写“笔华轩”。


温国宝、温子敬父子也是湖州著名笔工。元人揭傒斯《赠笔工温国宝序》云:“吴兴多名笔,温国宝其最后出者……凡有自吴中来者,余必求温氏之笔,而愈不可多得矣。”王冕、顾瑛也喜爱温氏笔,王冕有《谢友惠温生笔》诗。沈氏是湖州后起的笔工家族,也颇得当时名家看重,知名者有沈日新、沈君宝。《赵氏铁网珊瑚》卷七著录《赠笔工沈日新》诗卷,其中有杜本、柯九思、郑元祐、柳贯等名公题咏。柳贯说“灯下试染散卓,爱其转折可人”。《至正直记》载:“笔生之擅名江浙者……近又吴兴陆颖、温国宝、陆文桂、黄子文、沈君宝,颇称于时。”


元 杨维桢 行书宴啸傲东轩诗册 故宫博物院藏


知道了杨维桢使用的毛笔,再来观察他的存世墨迹,会有什么发现呢?首先,以杨维桢早期、晚期的墨迹比较,线条的硬度是不同的。早期的《题王蒙柳桥渔唱图卷》《马琬春水楼船图题诗》《鬻字窝铭》,线条以平铺为主,较为肥厚。晚期书迹则线条雄健瘦硬,立体感很强。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除了用笔技巧之外,当与毛笔的特性有关。随着赵孟頫书风的流行全国,湖州散卓笔也占据了毛笔市场的大半份额。杨维桢早期使用的是常规毛笔,当他旅经湖州以后,尤其是当他由学赵孟頫转为学欧阳通以后,他开始追求刚硬的线条和刚硬的毛笔,让湖州笔工依据古法制作有心笔。特殊的铁心颖和画沙锥,给他带来前所未有的快意体验。“予用之,劲而有力,圆而善任,使舍其制而用它工,则不可书矣。”“余用笔喜劲,故多用之,称吾心手,吾书亦因之而进。”元代文学、书法都主张复古,赵孟頫提倡的书法“复古”主要是取法越过宋人而上溯晋唐,但他用的毛笔并没有恢复晋唐古制,他所谓的“用笔千古不易”指的是书写技术而非毛笔制作的古今不易。而杨维桢不仅上追晋唐之书,还要追晋唐之笔,可谓是更加彻底的复古了。


元 杨维桢 行书题杨竹西小像卷 故宫博物院藏


其次,以杨维桢大字、小字相比较,线条的特性泾渭分明,所用毛笔应当也是不同的。其小字行草书,线条锐利,变化多端,正如翁方纲说“古今来,尖笔而肥者,杨廉夫也”。而其大字作品,如《草书溪头流水诗轴》《橘洲燕集诗轴》《跋邹复雷春消息图卷》《真镜庵募缘疏卷》等,起笔处就不那么锐利了,往往是饱蘸浓墨,书写一字或数字即转为渴笔;而且蘸墨后线条增粗,正常蓄墨量的线条都稍细,这些都是小笔写大字的线条特征。能写大字之笔,必为散卓笔。可以推知,杨维桢的铁心颖、画沙锥多用于写小字,而枣心、乐墨等散卓笔应用更广,小字、大字都能写。宋代以前留下的墨迹,多为尺牍、文稿等小字作品,大字横卷、立轴产生较晚,元明以后渐多。杨维桢《草书溪头流水诗轴》《橘洲燕集诗轴》,虽然毛笔还不够大,书写有些勉强,但它们是宋元时代屈指可数的几件立轴书法遗存,在书法形制的发展史上有重要意义。


元 杨维桢 行书小游仙辞序残卷 故宫博物院藏


在杨维桢的时代,有心笔几乎绝迹,无心的散卓笔方兴未艾。他一方面用枣心、乐墨等散卓笔来进行日常书写,一方面又向湖州笔工定制了铁心颖、画沙锥等有心笔,力求在书法取法、书写工具方面都回归晋唐。有心笔刚硬锐利的特点十分契合杨维桢“铁心道人”的个性,成为其至爱的案头利器,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杨维桢独特书风的形成。书法史的发展与书写工具材料的发展息息相关,从李阳冰到杨维桢的六百年,有心笔、无心笔的此消彼长见证了大字书写的兴起和时代书风的变迁。杨维桢作为有心笔最后一代使用者,他恰好站在元末明初书法史复古开新的时间节点上。


元 杨维桢 草书题钱谱书册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元 杨维桢 行书梦游海棠城记卷 天津博物馆藏



元 杨维桢 行书张氏通波阡表卷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元 杨维桢 楷书周上卿墓志铭卷 辽宁省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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