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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勇:宋徽宗的光荣与耻辱

当代2018-10-24 08:41:45


宋徽宗的光荣与耻辱

文|祝勇

 


 

宋徽宗赵佶端详着《清明上河图》,半天没有说话。那些楼与船、词与物、光与影,一定让他的心里震了一下。一瞬间,他看见了属于自己的辉煌时代。它凝聚在那条河上,即使在夜里,依旧光芒耀眼。他感到一阵恍惚,对于河流所代表的岁月无常,他没有,或者说不愿太多去想。那时的他一定不会相信,他目力所及的繁华,转眼之间就会蒸发掉,甚至连这座浩大的城——包括那些苍老的城墙、笨重的石像,居然也会消逝无踪。很多年后,它们只能带着日暮的苍凉和大雪的清芬,定格在他的记忆里,供他在饥寒交迫的五国城,一遍遍地反刍。


《清明上河图》局部


明代陈霆《渚山堂词话》中记载,徽钦二帝被金人押解着一路北上,一天夜里,他们露宿林中,在凄冷如刀的月光下,听见有胡人吹笛,赵佶悲从中来,口占一首《眼儿媚》,那份悲凉悽切,丝毫不输给南唐后主李煜的《虞美人》:


玉京曾记旧繁华, 

万里帝王家。 

琼楼玉殿,

朝喧箫管,

暮列琵琶。

花城人去今萧索,

春梦绕龙沙。

忍听羌笛, 

吹彻梅花。

 

陈霆说当时宋钦宗应和了一首,只是因为“意更凄凉”,所以他不忍心录下。

此时的宋徽宗,面对着《清明上河图》,对于那场逃不过的劫难却没有丝毫的预感。他仿佛亲身穿过了一个又一个古老的街区,踌躇满志地在辉煌的都城里漫步。对于眼前这个翰林画院里的年轻画师,他没有放在眼里,除了用瘦金体为这幅画题了“清明上河图”五个字,再轻轻钤上自己的双龙小印,以体现皇恩浩荡,就再也没有对他多瞟过一眼。

如果他仔细看那幅画,定会看见在繁华的背后,凶险早已暗潮汹涌,各种不同型号的陷阱,正等着人们投奔。对此,张择端已经通过那艘即将撞向桥侧的大船作出了委婉的暗示。一种不安的情绪在城市里晃动,并且正向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扩散——有商人在经历了千辛万苦的跋涉后,在城门口与税官大声争吵;有乘轿者和骑马者在虹桥上躲闪不及即将迎面相撞;有人用车推着尸体,尸体上遮盖的,竟然是被撕成碎片的名人书法;有人在“赵太丞家”的药铺里,面孔焦虑地求药……没有人知道所有事情的来龙去脉,但即使是片断,也让人怵然心惊。只是这些纷乱的场景,被繁华浩大的城市景象裹藏起来了,只有细心的人才能把它们遴选出来。

这个华丽的时代犹如一个巨大的黑洞,把所有的呼喊都吸住了,或者说,他们的呼喊,在一片歌舞升平中显得无足轻重。他们就像默片里的演员,想奋力挣扎呼喊,却发不出丝毫的声音。张择端想为他们代言,但身为帝国画师,他不能把这一切都挑明,只能把这些暗示当作密码,编进《清明上河图》,等待着皇帝自己觉悟。


《清明上河图》局部


张择端不能明言,是因为对于任何政治上的反对派,赵佶都不留情面,尤其在蔡京掌权以后,他们一君一臣配合默契、珠联璧合,堪称黄金搭档。蔡京的艺术造诣不俗,被赵佶视为艺术上知音,赵佶在作端王的时候,就曾花费两万贯买过蔡京的书法作品,可见他的热衷程度,蔡京的青云直上,无疑是“知识改变命运”的杰出范例,然而,宋朝政治家中,艺术大师比比皆是,蔡京之所以脱颖而出,主要还是因为他有非同寻常的“政治头脑”,在北宋复杂的“路线斗争”中能见风使舵,左右逢源,从而在风云变幻的官场上站稳脚根,尤其当赵佶急于摆脱司马光一党的影响时,曾经唯司马光“马”首是瞻的蔡京更是挺身而出,成为赵佶坚定的政治盟友。实际上,无论昔日司马光清算王安石,还是今日宋徽宗对司马光展开“大批判”,蔡京都站对了“立场”。他立场转得飞快,表明他根本就没有“立场”。皇帝需要什么,他的立场就是什么;或者说,头上的乌纱帽,是他唯一的立场。 

王朝的政治,在这种陀螺似的转向中,不仅没有了稳定感,更没有了庄严感,即使宋徽宗决心为王安石变法张目,仍然成了一场滑稽戏,原因是他把这种“拨乱反正”当作了党同伐异的政治手段,或者说,他的心里没有原则,只有权术。 

他先是将司马光、吕公著等120人打为奸党,继而又下诏追查各级官员在元符末年的政治言论,据此将所有官员分为“正”、“邪”两种,“正等”重用提拔,“邪等”打翻在地。如同一切政治运动一样,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划线运动同样会“扩大化”,也可以说,这种“扩大化”是有意为之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给政治上的对立面安上罪名,名正言顺地消灭掉。比如章惇、曾布等人,本不是司马光的同党,只因反对过赵佶即位(赵佶是神宗第十一子,嫡庶礼法,本无继位的资格)、揭露过蔡京等人的丑行,就被打入“奸党”行列;户部尚书刘拯因对这种“斗争扩大化”的做法抱有微辞,也被朝廷放逐,朝廷的言路,就这样被他们封堵得严严实实。宋徽宗还下诏,禁止党人讲学,禁止他们的子弟进入都城;更凶狠的是,他把司马光所有支持者的著作、文稿一律毁版焚烧,其中包括苏洵、苏轼、苏辙、黄庭坚、秦观等人的文集。那些精湛绝伦的宋刻本,就这样在历史中永远地消失了,变成了崇宁年间一缕缕浓黑的烟雾,造成了汴京城严重的空气污染;他们的书法真迹,则变成一堆堆的碎片和垃圾,其中一片被张择端拾起来,悄悄放在《清明上河图》里那辆收尸车上,变成用来遮盖尸体的苫布。

那具被遮盖起来的尸体,或许就是元祐党人的政治遗骸。

对于张择端的叙事阴谋,宋徽宗无动于衷。

 


 

或许是《水浒传》里“杨志押送金银担,吴用智取生辰纲”给我的印象太深了,说到宋徽宗赵佶,我最强烈的印象,还是他对石头的偏爱。他苦心营造的皇家园林——艮岳,位于汴京的东北部,方圆十余里,高达八九十步,有泗滨、淋滤、灵璧、芙蓉诸峰耸立,有洞庭、湖口、慈溪、仇池之渊错落。为了看到云雾缭绕的景色,宋徽宗还下令有司制作油绢囊,用水浸湿,清晨悬挂在峰峦之间,吸入雾气,等皇帝驾临时,再将卷囊打开,被吸收的云雾就会徐徐释放出来,于是有了一个专有名词:“贡云”。

差不多与此同时,一座辉煌的建筑群体新延福宫也在建设之中。胜利是需要纪念的,而纪念的最好方式,就是营建巨大的宫殿。原因很简单,宫殿是权力的最大载体,而这个载体,不仅是不可抹杀的,而且是最直观的——它比文字更直观,也更有传播力,更能广而告之,更带有某种公告的性质。它不可置疑的权威,是通过它的空间感,而不是文字的修辞来实现的。无需通过阅读,每个人都能在第一时间感受到宫殿的威严。因此,没有任何事物比宫殿更具有“纪念碑性”(monumentality)。 

蔡京毕竟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经过风雨、见过世面,他知道皇帝此刻最需要什么。于是,当这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蔡京就不失时机地提出了“丰亨豫大”的口号,意思是要大力宣扬繁荣昌盛的帝国景象。赵佶也一改宋太祖艰苦朴素的低调作风,把太祖有关“糖衣炮弹”的谆谆教诲全部当作耳旁风,启动了一系列国家重点工程,决心让帝王的意志在中原大地上爬升到顶点,其中最著名的工程,就是在汴京大内北拱寰门外修建的新延福宫。

根据历史的记载,新延福宫由五个风格各异的区域组成,故称“延福五位”。为更好地完成这一光荣的政治任务,朝廷成立了以蔡京为首的工程领导班子,内侍童贯、杨戬、贾详、何诉、蓝从熙等五位大太监,分别监造五大区域。宫内殿阁亭台,连绵不绝,凿池为海,引泉为湖。文禽奇兽等青铜雕塑,千姿百态;嘉葩名木及怪石幽岩,穷奇极胜。 

宋徽宗有着强烈的恋物癖,他的宫苑,也很快成为存放精器美物的大仓库。宋徽宗收藏有一万多件商周秦汉时代的钟鼎神器,还有数千工匠精心制作的象牙、犀角、金银、玉器、藤竹、织绣珍品。俞剑华先生在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两卷精装本《中国绘画史》中评价他说:“万岁之暇,惟好图画。内府所藏,百倍先朝”。郑欣淼先生在论述两岸故宫文物藏品的专著《天府永藏》中也特别提道:“中国历代宫廷都收藏有许多珍贵文物,到宋徽宗时,收藏尤为丰富。《宣和书谱》、《宣和画谱》、《宣和博古图录》,就是记载宋朝宣和内府收藏的书、画、鼎、彝等珍品的目录。”这些收藏,倒是为今天两岸故宫的文物收藏奠定了基础。仅他收藏的端砚,就有3000余方,著名墨工张滋制作的墨块,竟超过十万斤。


赵佶摹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


如果说宫殿凸显了帝王的权力,那么苑囿则创造了一个游戏性的空间,可以从容地安顿琴瑟、舞蹈、欢宴、嬉戏、书画、弈棋、做爱。

宫殿与园林形成了一种神奇的对偶,因为宫殿政治本身就是一场游戏,而苑囿里的游戏,本身也是权力的延伸。假如说前者是一个凸起在大地上的阳性的空间,那么后者就是一个以水池湖泊为代表的阴性的空间。一阴一阳,相互交替,构成了帝王生活的最重要的节律。

但宋徽宗似乎更加偏好山水林苑的阴性生活。这似乎与他的经历有关。赵佶出生在深宫,自小与妇人为舞,在他的成长历程中,后宫的世界就是他的世界,后宫的哲学就是他的哲学,这必然使他性格里缺乏剽悍气质,而变得阴柔婉转,甚至小肚鸡肠。他没有大开大合的政治气象,就像园林里的亭台楼阁、假山叠石,“制造出空间的变形、弯曲、交叠和自我缠绕”。皇帝的后花园,是他精心打造的微观宇宙;皇帝通过它来实现着对世界的意淫。 

于是,为了打造他的理想园林,他不惜代价,甚至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一船一船的“花石纲”,从汴河运往京师。蔡京的亲信朱勔掠到一块太湖石,高达四丈,为了运到汴京,专门制造了一艘大船,光纤夫就达数千人,途经之处,拆水门、毁桥梁、破城墙,为了宋徽宗一人的趣味,不知浪费了多少国有资产。宋徽宗不仅不动怒,相反给朱勔加官进爵,并将这块巨大的奇石命名为“神运昭功石”。梁思成说:“艮岳为亡国之孽,固非无因也。”艮岳初名“万岁山”,而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吊死的景山也叫“万岁山”,万岁之山,成为万岁的死穴,或许,这并非历史的巧合。

赵佶性格里的游戏的天性,就这样因为他的艮岳而得到了最大程度上的激发。从某种意义上说,赵佶本性还是一个顽童,还停留在被妇人们看护和调教的未成年人阶段,不同的是,他此时已贵为皇帝,掌握着生杀大权,已没有人能够真正控制他的行为了。于是,他在艮岳这个大幼儿园里呦呦待哺,又为所欲为。他被身边的宠臣们围绕着,饮宴的时候,这些帝国要员们居然一个个穿上“短衫窄裤,涂抹青红”,和艺人一起,满口市井浪语淫词,连起码的自尊都顾不上了。有一次,宋徽宗扮做一个参军上场,蔡攸在一旁喝彩:“好一个伟大的神宗皇帝!”宋徽宗用杖鞭抽打他,说:“你也是一个操蛋的司马光!”假若当年的韩熙载能够看到这样一幕,一定会愕然无语。

李煜身上携带的历史病菌早已传染给宋徽宗,他病入膏肓。李煜是死于宋徽宗赵佶的老祖宗、宋太宗赵光义(赵炅)之手。如果李煜打算复仇,最好的办法就是让赵光义的后代重蹈自己的覆辙。后来的事实没有让李煜失望,宋徽宗的宫苑很快成为整个帝国的腐化中心。只有如此巨大的空间,才能安放赵佶不断膨胀的欲望,这些宫殿园林刚好可以使他的欲望长驱直入。赵佶就像一枚快乐的精子,在宫殿的廊道内纵情游走。只有在它子宫般的温暖里,他才能感受生命的意义,哪管在与世隔绝的九重宫门之外,早已是狼烟四起,满目疮痍。

 


 

赵佶的瘦金体,简直就是从这样的人间仙境中生长出来的植物。

每次面对赵佶的墨迹,我都会想到植物,固然纤弱,固然任性,却如修竹兰草,有山林草泽的味道,也有植物的纤维感。

瘦金体以瘦命名,让我脑海里映出唐代颜真卿字体之肥。颜真卿的楷书,笔触圆润肥实,有敦实厚重之感,宋代米芾说他:“如项羽挂甲,樊哙排突,硬弩欲张,铁柱将立,昂然有不可犯之色。”实在有气势。据说颜真卿写字,一点一画、起止转折都不轻率,他多用圆笔,力求浑厚;在结体上力求饱满,多取向包围之势。颜真卿书法上的“对立面”,应该是柳公权,因为与颜真卿相反,柳公权变肥为瘦,结体奇险,出锋锐利,赵佶的字更极端,他走了一步险棋,让笔画更加瘦硬,在结体上却下方疏阔,长画外扬,在平常中穿插布局,在不经意间恣意伸展,使体态丰盈摇曳,妖娆多姿,绝无僵直、刻板之感。


赵佶瘦金体


对于书法来说,偏肥和偏瘦,都是极端,风险极大,弄不好就砸锅,但赵佶与颜真卿,都“弄”出了佳境。他们都是书法史上的极端主义分子,他们的书法,是艺术领域里面的“环肥燕瘦”。在故宫闲来无事,我常翻阅《文渊阁四库全书》里面收集的书论,翻到明代项穆的《书法雅言》,刚好看到一段关于“肥瘦”的文字,堪称佳论:

 

若专尚清劲,偏乎瘦矣,瘦则骨气易劲,而体态多瘠;独工丰艳,偏乎肥矣,肥则体态常艳,而骨气每弱。犹人之论相者,瘦而露骨,肥而露肉,不以为佳。瘦不露骨,肥不露肉,乃为尚也。使骨气瘦峭,加之以沉密雅润,端庄婉暢,虽瘦而实腴也;体态肥纖,加之以便捷遒劲,流丽峻洁,虽肥也实秀也。瘦而腴者,谓之清妙,不清则不妙也;肥而秀者,谓之丰艳,不丰则不艳也。所以飞燕与王嫱齐美,太真与采蘋均丽。譬夫桂之四分,梅之五瓣,兰之孕馥,菊之含丛,芍药之富艳,芙蕖之灿烁,形同翠殊,实共芳也。临池之士,进退于肥瘦之间,深造乎中和之妙,是犹自狂狷而进中行也,慎毋自暴自弃哉。

 

瘦金体之瘦,瘦中有腴,犹如今日的巴黎名模,瘦成了风尚,用项穆话说,是瘦得“清妙”。所以《中国书法风格史》评价赵佶:“他是继唐代颜真卿以后的又一人。而其瘦金书的风韵情趣,又足以使他作为宋代尚意书风中的一个大家。”如果说颜真卿楷书在后世不乏继承者,那么瘦金体则是中国艺术史上的孤本,这种字体,在前人的书法作品中从未出现过;后代学习这种字体的人虽然前赴后继,然而得其骨髓者依然寥寥无几。难怪清代陈邦彦在《秾芳诗》卷后的观款中写道:“宣和书画超轶千古,此卷以画法作书,脱去笔墨畦迳,行间如幽兰丛竹,冷冷作风雨声,真神品也。”

赵佶的字,两岸故宫都有。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闰中秋月》和《夏日诗帖》册页等,这两幅都是纸本,大小也几乎一致,纵约35厘米,横44.5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秾芳诗》(图27),此为绢本,朱丝阑瘦金体书,它的特出之处在于,宋徽宗的瘦金书多为寸方小字,唯独《秾芳诗》为大字,凡20行,每行仅写2字,用笔畅快淋漓,锋芒毕露,傲气十足,有断金割玉的气势。诗的末行以小字书“宣和殿制”款,钤“御书”葫芦印一枚。

这首诗是这样写的:

 

秾芳依翠萼, 

焕烂一庭中。

零露沾如醉, 

残霞照似融。

丹青难下笔,

造化独留功。

舞蝶迷香径, 

翩翩逐晚风。

 

舞蝶、迷香、残霞、晚风,自然的美仑美奂,似乎尽在赵佶的掌握之中,不费吹灰之力,就从他的笔端流淌出来。


北宋赵佶《听琴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园林是书写的最佳场合。宫殿并不适合书写,宫殿适合朗诵,将皇帝的意志大声地朗诵出来,布告天下,因而宫殿高大雄伟,尽可能地敞开,而四周的配殿和宫墙,则恰到好处地增加了它的音响效果。舒适的后宫适合书写,许多皇帝都有在后宫办公的习惯,比如紫禁城养心殿,自雍正到溥仪,清朝共有8位皇帝把这里当作寝宫,但即使在后宫,书写的内容也大抵有朝政有关,清朝由于不设宰相,皇帝事必恭亲,所以在这里,皇帝每天要面对堆成山的奏折,完成他的“家庭作业”。唯有苑囿,才适合写些诗意文字。如果说宫殿建筑还有某种公共性,为朝廷政治服务,那么皇家园林则只为皇帝一人服务,连大臣进入,都要经过特别的许可,这个空间内所讲述的,已不是皇帝与大臣之间的官方关系,而是男人与女人之间的私人关系,因而更私密、更个人化,更适合于宋徽宗式的游戏人生,而书法本身,就并不纯然以实用为目的,而更像是一种艺术上的游戏。

 像艮岳这样的皇家园林,必会长出瘦金体这样的文字植物,反过来说,瘦金体只能在艮岳这样的土壤上生长,只能由艮岳的甘泉浇灌,因为一种书法风格的形成,是与环境密不可分的,甚至于,一种风格,就是对一个世界的精确表达。儒家讲“格物”,通过“格物”来“致知”,物质世界与人的内心世界具有某种同构性,人们需要从物质世界中去穷究“物理”。那么,作为艺术的书法也是一样。赵佶的书法,不仅仅是书法,也是音乐,是建筑,是花卉,是美食与美器,是上述一切事物的混合物、综合体。它们都是赵佶的一部分,互相酝酿,互相生成,无法拆分。

瘦金体是典型的帝王书法,它是和帝王的极端主义美学品位相联系的。它是皇帝的专利,甚至于,连皇帝也很难写出来——中国历史上83个王朝559个皇帝,也只有宋徽宗一人写出这样的字。没有一个人能像宋徽宗那样,拥有一个如此强大、丰饶、富丽的气场,也没有一个人像赵佶那样善于从这个庞大的气场上冶炼出书法的金丹。瘦金体,几乎成为中国艺术中的孤品,空前绝后,独领风骚。在宫殿、苑囿、印玺之上,它成为无与伦比的皇权徽章,甚至,它远比君权还要不朽。 

很多人说,赵佶是入错了行,他应该只做艺术家,不做皇帝,假如不做皇帝,就不会有后来悲惨的下场。但在我看来,没有帝王、尤其是宋代帝王极端绮丽的生活品质,他也很难创造出这种极端主义的字体。这是他的悖论,是上帝早已安排好的悲剧。上帝是大戏剧家,早已为每个人安排好了角色,他无从躲闪。 

人生不忍细说,还是看他的字罢。面对《秾芳诗》,我不止一次地在心里复原着他写字时的样子。他写字的时候,他的神态应当是专注的,凝神静气。在他的身边,龙涎的香气缭绕着,在空气中漫漶成繁复的花纹。对于这种似有若无的奇香,后人有这样的描述:“焚之则翠烟浮空而不散,坐客可用一剪以分烟缕,所以然者入蜃气楼台之余烈也。”龙涎香的烟缕,竟然是有形状的,可以用剪刀剪开,丝丝缕缕,如赵佶的笔在笔洗里漫漶出的墨痕。我想象着,在龙涎的芳香中,赵佶的脸上出现了迷醉的神色,有点像太白醉酒后的那种陶醉感,又像做爱时的兴奋,只不过不是与女人做爱,而是与纸做爱。冰肌雪骨的纸,柔韧地辅展着,等待他的耕耘。赵佶的笔,就这样将龙涎香的烟纹一层层地推开,落在纸上。他以行书笔调来运笔,使他的一切动作都富有节奏韵律的美感,所以不仅他的字是美的,他写字的过程也一定是美的。瘦金体的字迹,仿佛身体深处升起的一种电击般的兴奋,一层层地荡漾出去。

 他用的是一种细长的狼毫,很难掌握,但它提供了一种塑性的抵抗力,赋予笔画以一种锋利之力,能在细微的差异中传达出书写者的鲜明个性。将近900年后,末代皇帝溥仪也在自己的宫殿里试图复制这种笔,他偏爱赵佶的书法,紫禁城里更是搜集了许多赵佶的真迹,其中就有《秾芳诗》。他一遍遍地模仿,揣摩赵佶的心境,每当此时,他就感觉“中国书法的巨人在引导着他的手,授权给了他每一笔、每一画、每一个字中存在的书法秘诀”;他写坏了许多支笔,于是为这些笔制造了一个笔冢,为每一支笔都修了一个小小的棺木,立了碑,还写了碑文,包括制笔者的姓名、开笔和封笔的日期等等,不过这些都是据说。唯一可以确认的,是溥仪如同赵佶一样,从这些笔墨出发,走向了囚徒的营地。

 皇权帮了他的艺术,他的艺术却挖了皇权的墙脚。

 


 

 血红的宫墙分出了天堂与地狱的界限。根据物质的守恒定律,当帝国的财富源源不断地集中到少数人的身边,在更大面积的国土上,则必然出现物质匮乏、饥馑甚至死亡。当宋徽宗的宫殿每夜都要消费数百只名贵的龙涎香,当蔡京的府上做一碗羹要杀掉数百只鹌鹑,这个帝国早已是“两河岸边,死丁相枕,冤苦之声,号呼于野”。其实,早在公元1100年,赵佶登基之初,就有一个名叫钟世美的大臣上奏:“财用匮乏,京师累月冰雪,河朔连年灾荒,西贼长驱寇边,如入无人之境。”但庭院深深,门禁森严,宋徽宗沉浸在他的艺术世界里,永远听不到宫墙外面的呻吟与呼喊。在如此浩大的宫苑中,所有不合时宜的声音都会半途夭折。宋徽宗置身人间仙境,觉得生活很美好,生命很快乐,他不明白方腊、宋江为什么要揭竿而起,不明白为什么总是有人和这个朝廷过不去。

他喜欢炫富,不炫富他就浑身难受。倘若向别人炫富也罢,可他偏偏要向金国的使者炫富。但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宋徽宗不计后果的炫富,对于物资匮乏的金国来说构成多么大的刺激。根据古气象学家的研究,唐末至北宋初期(公元800—1000年)是气候温暖、冬温少雪的“中世纪温暖期”(Mediaeval Warm Period),而从宋徽宗时代开始,一直到南宋中叶(公元1110—1200年)则气温低寒,雪灾频繁,冬季漫长,是典型的“小冰期”(Little Ice Age),也是中国历史近3000年来的第三个寒冷期(Cold Period)。来自中亚细亚内陆沙漠的冬季干燥季风掠过中原,使北宋出现大面积沙漠化。宋徽宗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淮南旱;政和三年,江东旱;政和四年又旱,皇帝下诏,“赈德州流民”。

与中原农耕民族相比,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对气候的依赖更大。公元1110年,辽国(当时金国还未建立)大饥,“粒食不阙,路不鸣桴”。北宋政和四年、公元1114年,女真首领完颜阿骨打率领2500人,在来流水起兵反辽,一年后草创大金国,十年后灭掉大辽国,然后挥刀直指北宋。

 在物质丰饶时代,享乐或许是个人的权利;但在民不聊生的岁月,奢侈就是罪孽,不仅需要承担道德上的责任,甚至应当承担法律上的责任。宋徽宗享乐的直接后果是:公元1120年,方腊率众在歙县七贤村起义。起事时,方腊的老婆浓妆艳抹,前胸缀嵌着一个大铜镜,对着太阳行走,远远望去,光芒耀目,在无数百姓眼里成为无须置疑的祥瑞之兆,于是纷纷入伙。方腊之乱,惨死者超过了200万人。

 金国也面临着普遍的饥荒。公元1124年,金国派人向宋乞粮,被拒绝。公元1125年,“冬寒倒卧人更不收养,乞丐人倒卧街衢辇毂之下,十目所视,人所嗟恻”。公元1126年正月,更是“冻死者枕籍”。这一年十月,完颜阿骨打下令两路攻宋:西路以完颜宗翰为主帅,率兵6万,自云州下太原、攻洛阳;东路以完颜宗望为主帅,也率6万兵马,自平州入燕山、下真定。它们向一对铁钳,向北宋都城汴京逼来。 

宫殿里的宋徽宗面对着城池接连沦陷的军报,内心比“小冰期”里的天气还凉。但他并不知道,是自己的“得瑟”,终于“得瑟”出麻烦了。宋室宫苑的豪华奢糜,官场的腐败无能,军队的不堪一击,早就被金国使节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宋朝自己敞开了城门,等着金国来抢。其实早在九月,大宋帝国就获知了金军即将南下的情报,但当时朝廷正在准备郊祀大典,大臣们认为这样不利的情报会破坏喜庆祥和的气氛,对这一朝廷盛事产生不利影响,所以故意压下不报。官僚主义害死人,在这个当口,金军早就迅速挺进了。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大年初二,大宋的禁军已经抵达黄河北岸御敌,大敌当前,主帅梁平方却只顾饮酒作乐,既不侦察敌情,也不做任何战略部署,敌军一来,就慌忙向南岸跑,一边跑,一边烧掉浮桥,只至于身后还有几千宋兵没来得及通过浮桥,就作了金军的活靶子,被一个个活活砍死。已撤回南岸的军队,也纷纷逃亡,黄河就这样成了不设防的防线,金军只凭搜来的几条小船,花了整整5天5夜,从容地渡过黄河,没有受到任何阻击,连金军的将领都对此困惑不解,议论道:“南朝可谓无人矣,若有一二千人守河,吾辈岂能渡哉!” 

万般无奈,宋徽宗只好颁布一道“罪己诏”,承认自己应付的责任,试图挽回人心,平息众怒。“罪己诏”写:“民生潦倒,奢糜成风。灾异屡现,而朕仍不觉悟;民怨载道,朕无从得知。追思所有的过失,悔之何及!” 



 宋徽宗并不是一个敢于承担责任的人。公元1125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在冰雪围困的宫殿里,宋徽宗拉着蔡攸的手说:“没想到金人会如此背信弃义!”他说得激愤,突然间一口气没上来,头晕目眩,从御榻上重重地跌了下来。大臣们惊惶失措,七手八脚地把他搀扶到保和殿东暖阁,掐仁中灌汤药,折腾了半天,宋徽宗终于缓缓地睁开眼睛,欠起身,示意索要纸笔,然后以他精绝的瘦金体写下四个大字:“传位东宫。”

这个皇帝,他做不下去了,他决定把这个烂摊子交给自己的长子赵桓,只要宫中有了这个皇帝,自己就可以卷辅盖逃跑了。那个倒楣的“替罪羔羊”,就是宋钦宗。

 


 

  其实当时的东路金军,虽已渡过黄河,却是孤军深入,没有后援,加之他们虽号称6万,但基本上是由契丹、奚人组成的杂牌军,实在是强弩之末,战斗力并不强,宋军完全有机会将敌军彻底歼灭。宋徽宗完全是吓怕了,所有压根儿没打抵抗的主意。明朝大学者黄宗羲、王夫之在谈论这段历史的时候都说,如果当时徽钦二帝能够放弃汴京,转入内地,寻求战略大后方,诱敌深入,与金军打一场持久战,完全可以再造国家,而不至于落得双双被擒的下场,唐玄宗李隆基就是一个著名的先例。

 唐玄宗的艺术才华,丝毫不输给后世的李煜和赵佶。他的一生,被政治和艺术分为两截——他用自己的前半生完成了“开元之治”这件杰作,成为一代英主;后半生却寄情深宫,终日沉浸在诗词曲赋、管弦丝竹,弃朝廷于不顾。他的五律,骨气峥嵘;他的赋,潇洒飘逸;他的书法,八分法堪称绝品;他的音乐造诣,更是史上无双,他创作的《霓裳羽衣曲》是名副其实的经典,他创建了皇家的音乐舞蹈团体,名曰“梨园”,也因此被后世艺伶尊为梨园鼻祖;他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更是一件艺术品,千古流传,被白居易一首《长恨歌》唱得缠绵凄凉。然而,艺术上的纵横驰骋,换来的却是国破家亡,他的帝国,从此万马齐喑,一败涂地。

 艺术这东西够绝,别人沾得了,唯皇帝不能沾,仿佛一道悬崖,一个咒语,向前一步,便是粉身碎骨。乾隆也试图以艺术家自诩,工作之余笔耕不辍,作诗41863首,几乎比得上一部《全唐诗》,却才华平平,顶多是个“发烧友”,或许正因如此,乾隆才有幸成为“十全老人”,在政治上全身而退。

 艺术家是浪漫主义者,在幻想的世界里生存,并把它当作全部的真实。宋徽宗即是如此。虽然王室兴建苑囿至少从周代就开始了,楚国云梦泽,方圆900里,珍禽异木,麋集其中,楚王驾着四驳(神马),坐在雕玉的车中,在园中围猎。但宋徽宗这位浪漫主义者把它当作真实的世界,而不是人工的天堂。园林不是山林,而只是对山水自然的凝聚、压缩、变形、重构。它并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而只是一个虚构的世界。宋徽宗忽略了园林的虚构性(fictionality),而整日生活在云遮雾罩之中。虚无缥缈的“贡云”,就是对他生存状态的最佳写照。 


赵佶绘《瑞鹤图》


而他的朝廷,实际上就是一个放大的艮岳——赵佶画的《瑞鹤图》(图28),就是这种虚构景观在纸页上的表达。这幅画构图非同一般,他故意略去了宫殿的大部分,只留下一个屋顶,如一条浮动的大船,在一片祥云中若隐若现,把更大的面积,留给了天空,天光云影之间,群鹤飞翔起舞。赵佶以腾空飞扬的群鹤,完成着他对盛世太平的想象,成为他为自己准备的一首颂歌。在他的带动下,朝廷的颂歌自然层出不穷,他被形形色色的“贡云”团团围住,让他有了腾云驾雾之感。所有的大臣都是报喜不报忧。而他们所报之喜,更是浮夸到了极致,牛皮吹到天上。为了配合皇帝在迷幻花园里产生的各种幻想,各地纷纷呈上有关各种“祥端之象”的汇报——


蕲州呈报:方圆二十五里漫山遍野长满了灵芝; 

海州、汝州等地呈报:满山的石头都变成了玛瑙;

益阳呈报:该地的山间小溪居然流出大量黄金,最大的一块重达四十九斤; 

乾宁呈报:八百里黄河突然变清了,在长达七昼夜的时间里清澈见底……

 

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民间进献一块一尺有余的玉石,经过蔡京“鉴定”,认为这是大禹用过的玄圭,宋徽宗得到它,证明宋徽宗治理天下已达到了大禹的水平,所以苍天有眼,把如此致宝授予皇帝。

在皇帝的带动下,官员们的艺术想象力得到了空前的激发,大宋朝廷的官方文书,都弥漫着一种魔幻现实主义的风格。在这一连串油嘴滑舌、不负责任的忽悠面前,宋徽宗连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了,立刻在大庆殿举行了隆重的受元圭仪式,同时大赦天下,还遣官到先祖陵墓,向老祖宗们报喜。 

 孔子说:“巧言令色鲜矣仁!”意思是话说得越好听,脸色越好看,“仁”的含量就越低。那些批发给宋徽宗的谎言,毫无技术含量,稍有常识的人就可能识破,皇帝之所以相信,是因为他愿意相信,唯有坚信不疑,才能证明自己的光荣伟大。一位朋友曾经说过:“天才是唯一敢向造物主挑畔的人。他们不凡的手笔常常令老头子自愧弗如。”赵佶是艺术家,在他的天才面前,老天爷也只能无语了。

艺术是反逻辑、反理性,甚至是反常识的。一个理性过强的人当不了艺术家,而政治家却恰恰离不开理性。政治家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需要外科医生似的冷静、细致、耐心,政治最怕的是浪漫主义的狂热,因此,有学者认为,政治的最佳架构是现实主义在朝、浪漫主义在野,这样可以把在朝者的现实操作的能力,和在野者的大胆幻想都发挥到极致。 

 不幸的是,大宋皇帝赵佶,偏偏是一位浪漫主义者、一位艺术大师。宫殿与园林、现实与虚幻、理性与非理性,两个世界在宋徽宗赵佶的内心里始终在纠缠、撞击、搏斗,使他处于严重的人格分裂之中。他在山水、园林、纸页上得到的舒畅自由,后来在人生中完全失去了。或者说,正是前期的自由,为后期的不自由埋下了伏笔——这是命运的能量守恒。壮丽的艮岳,为他的游戏、幻想、梦,划出了一个最大的边界,超出这个边界,他的世界就是一地鸡毛。人能获得自由吗?卡夫卡曾经给出一个令人绝望的答案:不能。他说:“他被拴在一根链条上,但这根链条的长度只容他自由出入地球上的空间,只是这根链条的长度毕竟是有限的,不容他越出地球的边界。”

上帝为每个人公平地分配了一根链条,只是每个人的链条长度各有不同。这是一根透明的链条,我们看不到它,也感觉不到它的重量。在链条的长度内,人们通常感觉不到链条的存在;然而一但超出链条的长度,链条就会紧紧地捆住我们,动弹不得。即使贵为皇帝,自由也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这一点从宋徽宗的身上得到具体的印证。宋徽宗的链条,只够他在自己的逻辑里活动。他沉浸在自己的空间里,游刃有余,他没有想到,一旦走出他的艺术逻辑,那根链条就会像孙悟空的紧箍咒一样把他紧紧地限制住,让他痛苦不堪。

在中国历史上,也很少有人像宋徽宗赵佶那样,将伟大与渺小、雄健与柔弱、光荣与耻辱,如此严丝合缝地合于一身。他不能解决,只能逃避。因此,逃,成为他生命中的核心意象。先是逃到艮岳的湖光山色之间,战事一起,就向大后方疯狂逃串,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大年初二,金军刚刚逼近黄河,他就紧紧张张地出了通津门,登上一艘小船,顺汴河向东南方向逃跑,金兵占领浚州,他又惊惶失措地登上小舟,顺汴河连夜出逃,甚至嫌汴河流速太慢,船划不快,于是弃舟登岸,以加快逃亡步伐。马拉松长跑,铁人三项,他都不在乎了。一路上饥寒交迫,脱下靴子烤火,为冻僵的脚趾取暖。他只顾自己跑,却置百姓于不顾,甚至连自己的儿子宋钦宗赵桓他都不管不顾了。 

 大难临头,父子之间连最后一点情面都没能剩下。

 


 

 宋徽宗赵佶的人间仙境在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灰飞烟灭了。攻入汴京城的金军变成了“强拆队”,把所有能拆的构件全都拆下来,连艮岳里的“花石纲”都没落下。从正月里刮起的大风,一直刮到四月还没有停止,“大风吹石折木”。在大风扬起的巨大尘埃里,宋徽宗赵佶和宋钦宗赵桓这一对父子,被捆绑着,与他们的官吏、内侍、工匠、倡优挤在一起,踏上了前往北国的路途。透过滚滚的尘烟,他们看着自己王朝历代积累的法驾、卤薄、车辂、冠服、礼器、法物、大乐、教坊乐器、祭器、八宝、九鼎、圭璧、浑天仪、铜人、刻漏,古器、图书、地图、库府蓄积等,被无数辆车马装载着,组成一条望不到头财富的河流,向北延伸。不知那时,崇尚道教的宋徽宗是否会想起《道德经》里的那句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宝贵而骄,自遗其咎”。不久之后,那些奇木异石将在金国的中都北京重新组装起来,去装饰另一个王朝的盛世神话。金人目睹了汴京城的绮丽繁华,极欲仿效,金中都(北京)的建筑,处处渗透着汴京城的影响。时至今日,我们仍然能够从北海公园白塔山上堆叠的太湖石,辨认出当年艮岳的旧物。当然,金朝也只是过路财神,因为没有一个朝代能够比这些珍宝更长命。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些文物又先后落入元朝、明朝和清朝的宫廷,虽有聚散,但主体仍在,最后变成一笔盛大的遗产,被1925年成立的故宫博物院全盘接收。



宋徽宗赵佶


 清朝的时候,一个名叫曹雪芹的贵族后裔写了一部奇书,名叫《红楼梦》,它的另一个名字,就是《石头记》,讲述的,恰恰是一块石头的前世今生。

 


 

 徽钦二帝最先是押解到金国的上京会宁,金太宗吴乞买封宋徽宗为“昏德公”,封宋钦宗为“重昏公”,意思是父子俩加在一起,就是一昏再昏。几年后,公元1130年,他们被移送五国城。 

 我不曾到过那里,散文家王充闾先生曾经这样描述:“古城遗址在县城北门外,呈长方形,周长两千六百米。现存几段残垣,为高4米、宽8米左右的土墙,上上下下长着茂密的林丛。里面有的地方已经辟为粮田、菜畦,其余依然笼罩在寒烟衰草之中。”

 无论当时的城池怎样,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使在北国,那里也是偏远的边陲小镇。来自北方的飞雪狂沙将他记忆里的艮岳一层一层地覆盖起来,光怪陆离的奇幻花园,从此变成眼前望不到尽头的荒原。 

 “贡云”的麻醉效果早已失效,在呜呜的北风中,现实一点点地显露出它嶙峋的瘦骨。

 如果说艮岳里的日子像梦,飘忽、轻盈,那么五国城的寒风就像刀刃,切割着他的肌肤,用疼痛来提醒他现实的真实性。 

 关于“坐井观天”的遗闻,王充闾先生分析,他们很有可能是住在北方人习惯的“地窨子”里。所谓“地窨子”,是在地下挖出长方形土坑,再立起柱脚,架上高出地面的尖顶支架,覆盖兽皮、土或草而成的穴式房屋。根据古书记载,至少在一两千年前,东北地区就有了“夏则剿居、冬则穴处”的居住习俗。这种地穴或半地穴式的房子一直沿续到民国以后,满、赫哲、鄂伦春等民族冬季住宅都曾有这种形式。至于徽钦二帝不是住在“井”里而是住在“地窨子”里,王充闾先生是这样分析的:“莫说是800年前气温要大大抵于现在,即使今天,在寒风凛冽的冬日,把两个身体孱弱的人囚禁在松花江畔的井里,恐怕过不了两天也得冻成僵尸。相反,那种半在地上半在地下的‘地窨子’,倒是冬暖夏凉,只是潮湿、气闷罢了。” 

 透过赵佶当年写的诗,可以依稀辨识他生存的环境:

 

 彻夜西风撼破扉, 

 萧条孤馆一灯微。 

 家山回首三千里, 

 目断天南无雁飞。

 

假如是在井里,恐怕是无“扉”可“撼”的。

 “萧条孤馆一灯微”,这句诗让我想起民国时期海上才子白蕉的一句诗:“忆向美人坠别泪,江山如梦月如灯”,那份痛感,同样的深刻。北国荒地的夜晚,寂然无梦无歌,只能用叹息和泪水填充。他绵长的叹息凝聚成诗,而那些诗,不是用墨,而是蘸着泪写的。

 依旧是瘦金体。

 或许,这是他保持与故国联系的唯一方式。

 在长达9年的羁旅生涯中,他没有一天停止过书写。 

 但梦,终还是有的。只要有生命,就会有梦,哪怕只是些残梦。 

 他的梦,只用两个字就可以描述——回家。

 与宫殿苑囿里各种绚烂的梦比起来,他的梦已经变得无比微薄。 

 赵佶没有一天不梦想自己回到大宋。他或许可以忍受这干硬而贫寒的山水,可以忍受每日重复的生活,可以习惯眼前一成不变的景象,却无法忍受如影随形的寂寞。那寂寞总是趁虚而入,比刀子还要锋利,深深地刺入他的骨髓,让他内心失血,无力反击。 

 只有家、国,带着巢穴般的温暖,给他以生存下去的希望。 

 最不希望看到他回到大宋的,其实不是金国皇帝,而是自己的亲生儿子、此时的南宋皇帝——赵构。原因很简单,皇帝的名额只有一个,假如徽钦二帝返回中原,无论谁复位,他这个替补皇帝都得靠边站。 

 他早已成为别人的噩梦。

 但愿赵佶没有想到这一层,因为这比死还残忍。 

 他守着这个不可能实现的梦,独立在雪国的风中,一年一年地变老,直到满头的青丝变成荒原上的雪色。公元1135年,赵佶死于五国城,终年54岁,致死没能实现回家的梦想。

 两年后,他的死讯才传到南宋都城临安,宋高宗赵构立刻摆出一副悲痛不已的表情,暗地里一定是松了一口气。他慷慨地为他谥号“圣文仁德显孝皇帝”,庙号徽宗。 

 又过了5年,他的梓宫才由遥远的北方运到临安,在会稽安葬,几百年前,另一位书法家王羲之正是在这里会聚朋友,临流赋诗,写下不朽的《兰亭序》。这,或许是对这位书法巨人的最后慰藉。


宋高宗赵构


 他的儿子、宋高宗赵构的哥哥、北宋的末代皇帝赵桓,死于公元1156年,时年57岁。那一年,金国皇帝、海陵王完颜亮兴之所致,突然想让北宋末代皇帝赵桓和大辽帝国末代皇帝耶律延禧来一场比赛,PK一下马球。这是宋、辽、金三国皇帝为数不多的“高峰会晤”,只不过他们此时的身份非常的微妙,其中两个皇帝是另一个皇帝的囚犯,他们早已丧失了与金国皇帝平起平坐的机会,而必须通过惨烈的角斗来博得主子一笑。辽国是马背上的政权,耶律延禧自然比赵桓更精于马术。但耶律延禧无心恋战,他意识到,这是他逃跑的唯一的机会,于是冷不防地纵马冲出赛场,夺路而逃。在他的身后,金兵万箭齐发,利箭夹带着风声追赶着他,在划过无数道优美的弧线之后,带着一连串沉闷的声响,准确地降落在他的后背上,转眼之间,就把他扎成了一个血刺猬。赵桓吓得脸色大变,加之患有严重的风疾,慌乱中从马上跌下来,被马蹄踏成一堆不规则的肉饼。 

 辽宋两个皇帝居然在同一天死去,而且死得这样难看。历史是位真正的艺术家,因为没有一个艺术家有此等的想象力。

 


 

 在北国,每逢过节的时候,金人都会赏赐徽钦二帝一些好菜好饭,让他们打打牙祭。酒足饭饱之后,金人会要求宋徽宗以他著名的瘦金体写一些“谢表”,就是感谢信,感谢大金国的恩德。对于昔日的大宋皇帝来说,这无异于莫大的侮辱,然而此时,食不裹腹的赵佶也顾不了许多,从前的狂放与傲慢也荡然无存,居然卑躬屈膝地向金国皇帝大唱赞歌,所图的,不过是一顿饱饭。 

 拍马屁是一种语言贿赂,只不过赵佶由受贿者变成了行贿者。

 漫长的囚徒生活,让他的浪漫主义彻底沦陷,一头扎进了现实主义,深不见底。

 甚至,他比任何人都要“现实”。 

 因为胃是“现实”的,它可以随时提醒主人:理想不靠谱。 

 对于这位饥寒交迫的帝王来说,脸面并不比饱暖更重要。 

 金国人把这些声情并茂的“谢表”装裱成册,拿到金宋边境榷场(贸易集市)上出售,既能为金国赚取“外汇”,又能挫伤大宋臣民的自尊心,让宋徽宗的苟且偷安暴露于全国人民面前,成为对他和他的帝国的第二道侮辱。

 据说这些字的销路很好,这项买卖,一直持续了很久。 

 高高在上的大宋皇帝沦为金朝王族脚下的一只臭虫,只要想让他死,他不可能多活一个时辰。然而,有一件事物,却是他们永远也无法征服的,那就是赵佶的瘦金体。在这一绝美的字体面前,所向披糜的大金皇帝们一筹莫展。他们拿贯了马鞭和刀剑的手怎么也摆弄不好手中的毛笔。命运的那根链条,在这里显示了它的公平。大金王朝把大宋王朝打得屁滚尿流,在文化上却对宋朝高山仰止,筑宫室,造园林,学书画,邯郸学步,而且学都学不正宗。明代陶宗仪在《书史会要》中评价海陵王的墨迹时,说他“长于用笔结字,短于精神骨立。”金章宗曾竭尽全力模仿宋徽宗的瘦金体,从宋廷抢来的书画名作,其中包括传为赵佶所摹的《虢国夫人游春图》,他居然学着宋徽宗的样子,用瘦金体题字,其笔势纤弱,形质俱差,一看就是赝品。 

 假如赵佶看到金章宗的字,一定会在鼻子里喷冷气,做梦都在发笑。

 假如,刀兵入库、放马南山,宋金间的战争全凭纸笔来拼杀,那么双方的胜负关系定然会颠倒过来。 

 纸页上的赵佶,笑傲江湖,天下无敌。

 

2013年6月25日至7月1日于北京


本文选自《故宫的风花雪月:破译古典书画的生命密码 》,东方出版社201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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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勇

辽宁沈阳人。中国作协会员,毕业于北京国际关系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研究生。著有随笔集《改写记忆》《禁欲时期的爱情》《你有权保持沉默》等,散文集《文明的黄昏》《蓝印花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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