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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宁知县杜凤治】控浮收案、闹考事件(连载十一)

广宁在线2018-11-04 16:4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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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清朝同治五年(1866),我们广宁县来了一位知县,叫杜凤治,该老爷有一个习惯——写日记。任职期间,写下了几十万字的日记,并装订成册。

 陈兆卓先生于几年前在中山大学图书馆发现了该日记的原版——《望凫行馆宦粤日记》。该日记资料是毛笔字电子版,行书、草书夹杂,潦草难辨,常伴有江浙土话、粤方言。日记中涉及知识浩瀚如烟海,如清朝官制、大清律例、科举、易经爻辞、中医医案、古诗词…… 

 陈兆卓先生笔耕不辍,竟然花了近一年的时间,将有关广宁部分缮抄、整理出来,他在这学习、编撰的过程收获了大量的素材,从而写成了《广宁知县杜凤治》一书。

本书共二十六章节。

“广宁在线”获得陈兆卓先生授权,成为全网络上唯一合法连载该书的平台。我们将从5月21日起,连载该书的章节。感谢陈兆卓先生的信任。

 该书不是小说,是真实的晚清广宁。



本书内容简介

 中山大学图书馆馆藏一套清朝同治、光绪时期间浙江山阴人杜凤治在广东历任广宁、四会、南海、罗定州县官时的日记。

清朝同治五年(1866)、同治九年(1870)杜凤治两次任广东广宁县知县。任职期间,写下了几十万字的日记。

在研究杜凤治日记的基础上,并搜集其他资料,本书作者撰写出《广宁知县杜凤治》 

本书搜集了有关杜凤治家族的情况,杜凤治考取举人的情况,杜凤治在京城候选以及在广东做官的经历。

本书介绍了清朝县级衙门的架构以及如何运作。

本书讲述杜凤治任广宁县知县期间审讯案件、下乡催粮、缉捕匪贼、主持县试等情况。尤其是对当年哄动一时的控浮收案、闹考事件作了详细的讲述。

本书记述了清朝同治年间广宁县的政治、经济、文化、风土人情、趣闻逸事。

       本书对读者了解晚清时期的科举制度、官场内幕、官绅民关系以及广东广宁县文史有所帮助。



广宁知县杜凤治

(本书共二十六章节)

接上一期,连载:

十六  控浮收案

自雍正六年(1728)始,清廷采纳广西巡抚金(hóɡ)的建议,将各省道、府、同知、通判、州、县官缺,分别按照冲、繁、疲、难四字标准。是地方冲要,是事务繁重,是指民性疲玩,是指民风强悍难治。广宁是划在“疲”字类。

杜凤治这个江浙人的新官,到广宁后,由于文化背景不同,对广宁的几个士绅首领印象很差:“广宁绅士,无论举人进士,只要有人送与数钱银,便为出力。”例如对拔贡何瑞图〔后来同治六年中举,不久病逝〕,方志称:“饶智略,兼善青囊之术”。何瑞图在咸丰四年〔1854〕红兵起义占据县城时率领团练乡勇与守城的陈应星里应外合大败义军,收复县城,在广宁大有名气。而青囊之术是风水术的俗称。本来,青囊是黑袋子,因为风水师常以之装书,故民间以青囊代称风水术。《晋书·郭璞传》记载隐士郭公把《青囊中书》传授给郭璞,说明至迟在晋代就有了“青囊”一词。后世沿用,如唐代陈子昂在《陈伯玉集》有:“传道寻仙友,青囊卖卜来。”故何瑞图在广宁之名气仅仅在猛人陈应星之下。但杜凤治日记中,何瑞图名字旁边注着:“讼棍,时时上控”。

对陈应星则记:“当秀才时品行不端,中举后无事不管,无钱不要”,“一寒士不三年富矣”。

杜凤治对士绅严厉催征钱粮,处事又不怕损害他们的颜面,在他到任半年后就引发了广宁士绅组团上省告控书吏浮收案。出头的是副贡周友元和生员刘骥、何应球等。其实这事件背后总指挥为陈应星。这事起因是陈应星挪用了陈应星、何瑞图等任局绅的仓务局一万多石存谷,被人捅出来,杜凤治除催逼他赶紧填补外还上报了府、省。他指使士绅上控只是为转移视线。

 陈应星是广宁数一数二的头面人物。文是广宁文治书院山长;武是团练县局绅,财是仓务局局绅,及多个公局局绅。陈应星入赘在广宁最有钱之的大雾寨杨承训家,在家中烧火扫地什么事都得干,而回到公局即一呼百诺,威风万分。

     咸丰时期,,清绿营兵无法抵挡太平天国的发展,而太平军没能打下由团练为主力守的湖南省会长沙之后,清政府在全国大规模兴办团练,动员基层社会武装,通过团乡勇实行自保。基层社会团练乡勇一般有两种模式,一是基层社会组织的代表绅士自发组织团练,地方官支持,就如石狗文通书院的团练乡勇;一种是地方官奉命在所属地方办团练由地方代表绅士主持就是陈应星为县局绅的县团练局。曾国藩以地方武装为主的湘军平定太平天国之后,同样的在广宁,也是以地方武装团练乡勇多次挫败各起义军。《中国近代史上的官商绅学》:“咸同以后,团练的官绅结合已是官为绅用,以绅为主,士绅以团练为工具,大肆扩张绅权,造成清末绅权的大扩张”。看来陈应星等广宁士绅不把县官放在眼里的现象不单是广宁一地,是全国普遍的现象了。

又何谓公局?在清朝末年,即19世界50年代,因镇压红兵起义太平天国时期广东天地会发动的一次反清起义。起义军自称洪兵,即洪门造反军之意。因以红旗为标志,亦称红兵。〕而在广东普遍设立的公局,为广东士绅控制乡村基层社会的常设权力机构。如“为文武新生致送教官册金贽敬,免受苛索”,建立“印金局”;为“合邑致送京官炭金”建立“炭金局”。而最大权力者为团练局,它拥有武装,征收局费,有稽查、缉捕、审判、仲裁等权力。

     陈姓是广宁第一大姓。广宁原来本是一片荒芜的山区,人烟稀少。早在元朝时期,便有陈姓氏族聚落绥江沿岸古水等地。广宁建县筑城后,在清康熙时期,部分人在城池对正的地面上建房立村,先有护国坊,后人口繁衍,又在城池西面建新寨村。广宁建县后两年明嘉靖四十一年〔1662〕第一次人口登记,全县人口才10377人。到清乾隆六年〔1741〕,朝廷为开发广宁山区,下诏广宁凡新增人口永不加赋。大量人口从赣南、闽南、粤东迁入,人口才不断增加。到杜凤治当广宁知县时,广宁在册人口已“男口十七万有余,女口十五万有余”。

据学者考证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全国人口为六千三百万人。经历过康乾盛世,到道光二十年〔1851〕,全国人口巳达4.1亿。不到三百年人口增长如此激烈,也是清朝政府崩溃原因之一。

广宁也是,短短二百年,人口增加达三十几倍。这迅速增长的人绝大部分是乾隆年间后才迁徙到广宁的,而陈姓氏族在此时已在县城建屋立村,修祠办学了。嘉庆、道光年间更建青云、接龙二桥,开青云路。在沿城墙南面逐渐形成的街道,商铺、药铺也多为陈姓人经营。故在县城周围一带,俱在陈姓氏族势力范围之中。

而陈应星,咸丰十一年中举,一直没有外出做官,除是广宁文治书院山长;武是团练县局绅外。更重要的是咸丰四年,本县农民林升举旗起义,聚众三四百人,七月二十一日纠合四会、清远义军千余人攻占县城,据城月余。闰七月三十日,在官军和团练的合击下,义军战败,林升被杀,在此役何瑞图、陈应星立下大功,初露头角。

咸丰七年、咸丰八年,陈金缸义军以怀集为据点四次进攻广宁。最危急的一次,义军暗凿地道,埋下火药万斤,志在必破。时任县团练局绅的陈应星吸取林升义军破城的教训,向时任知县的沙翊清献计,沙翊清听从陈应星的建议早已筑起内城,后义军破外城,陈率团练、官兵据内城死守,后得省提督昆寿率兵解围,大败义军。经此一役,陈应星名声大噪,知县沙翊清“军务非公不办”。

后来的咸丰九、十年“发逆〔太平军石达开部〕围城,筹饷调兵保卫乡邑,公独任其劳。”所以当年广宁各士绅族耆,无不以其马首是瞻,有什么事情都找他商量、投诉。作为广宁的民间大佬,当然是大包大揽拍胸膛答应。

    杜凤治曾直接授予陈应星等县局绅以征收局费的合法权利,但士绅们往往还在授权的范围之外加征。“在各乡勒索写捐,抑且在东乡抽茶厘”,“又为勇粮不足,向各渡船、竹木排设法筹派。”这些都不被杜凤治批准。以前的历任知县倚重给足面子的陈应星,当然要给点颜色这个第一次做县官的的书呆子看看了。

    同治六年四月,就是杜凤治上任后六个月,广宁的士绅经过多次会议之后,有目的,有计划地开始行动了。他们先是成立了一个叫“革除陋规公局”的机构。筹款集资上告,“乡间绅富粮户俱给讼费,或一百八十,或一两数钱”。又选派几个见过世面,有胆有识的年轻人,副贡周友元、生员刘骥、何应球等为上访代表,联名到省城广州控告广宁书吏浮收,其中的何应球是何瑞图的儿子。他们釆取迂徊战术,所控的是库房书吏沈荣、冯才,冯殿,虽然矛头没有直指他们的上司杜凤治,但只要上控成功,杜凤治也必然受处分。

所谓的浮收就是个那照章每两条银〔官派的条子银两数〕收一两八钱。即是说加收百分之八十已经成为法定的规矩。这规矩其实已是官场默认的潜规则。但象沈荣这样的本地书吏,其兄沈大文在森洞〔木格〕当地已是大富之家,更兼任粮站职员。在杜凤治前往沈荣老家森洞征粮时,沈荣提出由他们兄弟把森洞粮站的征收包下来,本来明清朝代是严禁胥役“携串游征”,要求所有的纳税人都亲自到衙门缴纳赋税。杜凤治想到征粮之难,森洞地方边远,加上沈荣本人就是县库房书吏,他哥又是森洞粮站职员就答应了。谁知沈家兄弟收粮银时还要比“向章”加收一钱。即是交粮任务本来是一两,照“向章”已经是收一两八钱的,他们收一两九钱!杜凤治曾经教训他们:“凡人发财有命,且来日方长,弄钱亦有日,何在一时?倘为绅所持,予不要紧,丢官止矣,汝辈身家性命全丧矣!”这一回,可撞上枪口上了,可真真应了杜大人教训的话。

    同治六年四月以副贡周友元、生员刘骥、何应球首的上访团到省城布政署上控广宁书吏浮收。布政使司(简称布政署),长官为布政使,官品为从二品,掌管一省的民政、田赋、户籍。布政使郭祥瑞是周友元乡试考取副贡时的主考官,有师生之谊,以为能一下就把杜凤治告倒。谁知状纸刚刚念完,布政使郭祥瑞不但没有受理,还以“劣绅刁控,挾制长官,目无法纪”的罪名将广宁士绅的上访代表拘押。

郭祥瑞自幼失去父母,在贫困中努力求学。虽然早年即成生员,身负时望,但乡试却屡试不第。直到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方得获选优贡,并于次年甲辰科顺天乡试考中举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郭祥瑞参加丁未科会试中式,殿试位列二甲第十一名,赐进士出身。朝考后未能入翰林,分至户部,曾分校乡、会试。咸丰十年(1860年)补监察御史,帮办五城团防。同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郭祥瑞昼夜巡缉,因功升给事中,任职四年,曾参劾两江总督何桂清同治元年(1862年)典乡试,不久授广东督粮道。同治五年(1866年)升广东按察使,次年署布政使,深受广东巡抚蒋益澧倚重。

    广宁士绅毕竟在基层,以为有关系便可稳操胜券,想不到一开头碰了个大钉子。师生关系是小的,大的是官场潜规则不可挑战。因这浮收的潜规则是在官场已成定例,是各级长官的收入来源,这下子,还不是“劣绅刁控,挾制长官,目无法纪”。

同到省城,没有出面的外围的士绅连忙高一级省巡抚署运动,但广东巡抚蒋益澧对士绅控案的态度与郭祥瑞一致。清代巡抚是清代省级地方最高行政长官,总揽一省的军事、吏治、刑狱等,具有处理全省民政、司法、监察及指挥军事大权,地位略次于总督。所以巡抚和布政使是同级别的官员,但是布政使要受巡抚的节制。这两个省级机构的态度使广宁的士绅集团一开始便陷于被动局面。蒋益澧(1833年6月10日-1875年1月29日),字薌泉,湖南湘乡碧溪里人,清朝官员,清湘军人物,参与征讨太平天国战事,曾任浙江巡抚、广东巡抚等官。

接着,省里和肇庆府均嘱杜凤治“从严办理,切勿姑息”。接着上访的几个年轻人功名被斥革。广宁的士绅原以为周友元是郭祥瑞当主考时录取的副贡,有师生之谊,完全没想到在署理布政使处碰了这么大的钉子。赶忙找了有头面的欧阳俸等具稟保释,但郭祥瑞批示称周等“籍控浮收,私自设局,把持煽惑,从中渔利”,如不严办,将会“相率效尤”,“刁风日长,抗粮之案层见迭出,于省正赋大有关碍”。

    巡抚、署理布政使严厉对待上控的广宁士绅,而不去查处杜凤治,除因为杜有后台之外,更重要的还是出于维护政权官员的上下关系以及保证钱粮征收的考虑。

    六月初,官员再审周友元等,“严讯不供,当将周友元掌嘴十下,跪至日落”。〔这年轻人有种,广宁士绅们没挑错人〕杜凤治驻省办的家人李芳给杜的汇报信中说:“目下各宾实系作主”,建议杜“务要拿人完粮,不可从宽”,也不必给士绅好脸色。

      在清代的长随队伍中,有一类专门用来和上级衙门搞关系的人,他们被称为坐省长随坐府长随,这或许是后来驻省办驻市办先驱。最初的坐省长随及坐府长随,或是为接待到任官员而设,后来其职能演变为传递信息,为上司办事等。《长随论》说,凡坐省家人,须用省中土著之人,取其熟习声音相通之意,其各上司三节两寿、水干礼物以及喜庆大事,一得确信,要预为具禀;官长有升迁降调之信,十天要报一次;如有奏稿要件,要抄稿送呈。而坐府者与坐省相同,包括府署一动一静,都要打听明白。
      坐省长随、坐府长随至迟于雍正、乾隆之交已普遍设置。如乾隆初年,广东各府州县,离省城、府城稍远一点的地方,一定要挑选长随中最狡黠的人,令他长驻省城,给他的费用也十分丰厚。坐省长随的主要工作或者说唯一的职责就是与各上级官员的家人、幕友、吏胥拉关系,史书上用深相结纳这个词,应该说是很准确的。效果怎样呢?凡是总督、巡抚、布、按两司以及道员平时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先探知得一清二楚。尤其是遇到办理紧要事情,由于早已探听上级官员的意向,因此更能迎合;州县官个人要办什么私事,提前与上官的长随、幕友等人沟通好,然后再走正常的渠道,投递文书,督抚司道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就陷入了上下衙门长随设计好的圈套里。更可怕的是,坐省长随们聚集省会,各争门户,互竞智巧,甚至捏造谣言,故意在同僚之间制.造不和。官员要实行一项政令,甚至必须要过长随这一关。

    杜凤治的坐省长随主要有李芳,另有简明、黄绶、黄俊、坐省家人(伙计)等。在这个事件中,他们的表现是对得起那份高薪的。
    在上告团幕后的当年最有名望、有地位四个士绅,陈应星、陈益元、冯毓熊、杨桂芳动起来了。这四人,陈应星已介绍过;

陈益元,咸丰十一年举人,曽任广西补用布库大使,现离任回乡;

冯毓熊,同治元年举人,曽任临高县训导,现离任回乡;

杨桂芳,大迳村人,举人。 

他们首先是在广宁散发白头帖,攻击杜凤治的师爷顾小樵,他们知道如果搞垮新官杜凤治所倚重的首席师爷,就如砍掉他一条臂膀。不久省城广州也出现广宁“官幕凌虐绅士”的流言,使得省城的部分官绅同情被拘押的广宁士绅。广宁县衙有人“时时外出,与绅士交往,走漏公事”。周友元等虽然被拘押在羁押所,却仍有办法到巡抚幕客处打探消息,可见广宁士绅的活动能力和所花的钱银之多。

杜凤治日记里有:广宁士绅“省中无路不攻,花钱不少,大约承审委员亦受其贿,有意轻纵,此时唯方伯一人严切饬办,余俱宽懈,想若辈打点通矣。”日记还记下了新任主审此案的发审局坐办、候补知府严伸之收受广宁士绅贿赂一千两,臬台家人田某收八百两,臬台本人则收五千两。广宁士绅这回为争一口气,下足本钱了。

由于出现了这些个省级部门,这么多的“台”,特列出来搞清楚:

两广总督:瑞麟  相当于解放初期的大区书记,如中南局、西北局。称“制台”。

巡抚:  蒋益澧  相当于现在的省委书记,称“抚台”。

布政使:郭祥瑞  相当于现在的省长,称“藩台”。

按察使;蒋超伯 相当于现在的省主管公、检、法的省委副书记,称“臬台”

知府:  候补知府严伸之,知府为四品官,相当于一个独立市的市长(不包括县级市)、市委书记,但并非当时的肇庆府,称“府台”。

附城诸绅上控前曾先见杜凤治,“请于一两八钱五分中减去五分”,杜凤治“统计一年短收不过二百金”, “已有允意”。 诸绅赴省上控期间,杜凤治下乡催征,岗积绅监陈余业等人来见,“为粮站纳粮每条银一两收一两九钱,故身带百余金来予处当堂面纳”。杜凤治谕以“抚宪收粮定价,照向章每两条银收一两八钱”。并“传户书来吩咐”,且对陈等说,“伊等费用较大,不得不于此等处少沾光泽,两造大家看破点则过去矣。即去完纳,若辈断不敢收一两九钱也”。这里说明了就算浮收多那一钱,数额也不是很大。广东俗话:妹仔大过主人婆,这个“大”也大得太大了。

钱砸下了,效果也出来了。加上当年两广总督瑞麟与广东巡抚蒋益澧有矛盾,署理布政使郭祥瑞与署理按察使蒋超伯〔蒋超伯(生卒年不详),字叔起。江都人。通经史,工诗文。著<通斋文集>二卷、<通斋诗话>二卷、<南滔梏语>八卷、<窥豹集>二卷。〕更是势如水火,督、臬是一派,抚、藩是另一派。主张严办的抚、藩,在同督、臬的互斗中明显居于下风,银两和权力使法律的天平逐渐向有利于广宁士绅方面倾斜。

杜生当然不会坐着等死,这头在广宁暗示涉案书吏着草走路〔广宁话:起机〕,使“浮收”案无法深查。九月初,杜生得知“控浮收案大翻”,周友元等将被交保释放的消息,忙放下繁忙的公务,初十动身到省城活动。

杜生在省城谒见各个省级上司,见得最多的是省学政杜联。杜联(1804-1880),字耀川,号莲衢,浙江上虞人,官至内阁大学士兼礼部侍郎,官居一品。祖籍剡县(今浙江嵊州市),北宋名杜衍之后。清代有一副著名的巧对方钊恭钊方恭钊,杜联瑞联杜瑞联,联中的杜联就是此人。因其学问渊博,才华出众,为官清廉而为清廷所器重,曾主管过国史纂修,任过广东学政及监试官等许多要职。杜凤治与杜联是同宗同族较疏的亲戚,还是同学,同年〔同榜录取〕。杜联比杜凤治晚一辈,年纪却比杜凤治大十岁,杜凤治称杜联为“莲翁”。杜凤治在京候补时,与在翰林院供职的杜联结下极深的交情。

一开始杜凤治可谓处处碰钉,连门卫都敲他一把。他去谒见总督,督署门上可能知道他正碰上麻烦,要求送双份门包,否则不代上手本。门政大爷,敲得就敲,一贯如此。

署理按察使臬台蒋超伯时,蒋质问杜凤治,说周友元是副贡,“科钱控浮收亦无大错”,“何故与藩台上下如此收拾他?”“伊是亦是副榜,虽已革是暂革不是稟革,何以可以动刑,在羁所其链粗于拳,诸苦备罚。”还好,收了几千两,办事不办事不知道,起码口头上支援广宁士绅,但周友元所吃之苦头好象与杜凤治无关。

见署理布政使郭祥瑞时,郭则告诉杜凤治,指臬台得钱,偏袒周友元等,并鼓励杜生不要怕蒋超伯,自己和巡抚都会支持他。离开时同时见藩台的刺史万镛万意云一出大门即拍着杜凤治的肩头大笑:“藩臬不和,因此移祸于下,真是罕见,公婆相争,小媳妇受苦,老兄此差不易当也!”

广东巡抚蒋益澧在接见杜生时,告诉杜臬台一定要开释周友元等,要把杜撤职,但他认为广宁官员“毫无不对”,“皆是绅士不肖”,并指点杜凤治找杜联出面。署理按察使蒋伯超派委员琨龄到广宁提“浮收钱粮”已经藏匿失踪的书吏沈荣、冯才时,杜凤治也拉拢琨龄,琨龄收了一百两后,告诉杜凤治:陈应星“又在各处筹集约千金,辗转托人进言,思赂委员翻案”。琨龄还向杜凤治透露案情进展以及省中各大官员的关系和对这个案子的态度,并明确表示会站在杜凤治一边。

而杜凤治对杜联这个本家亲戚更是频频拜会,杜联告诉杜凤治:此事对他“无大紧要,只是藩、臬作对而已”。

以前广东政学多翰林院编修、侍读学士之类的四品官,杜联却以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出任。学政本身已是钦差大臣,堂堂二品大员,督抚、藩臬都不能不给面子,经杜联出面过问,案子僵持下来。

九月底,传来朝廷派吴棠为钦差大臣来粤查办督抚不和的消息,广东官员担心钦差到来时广宁士绅继续控告,于双方都不利。经过一番“开导”,已经蹲了五个多月大牢的周友元等在作“当日控县书吏浮收钱粮一案,虽然事出有因,究属一时冒昧”的具结后取保暂释。

巡抚蒋益澧向杜凤治授意,在书吏中惩办一人,但把主要责任推在已经出逃的沈荣身上,以平周友元等人之气,再给个条件周友元等人,如不再控告,到时再为他们开复功名。总原则是了结此案,以免钦差到来时周等“胆大妄控”。虽然杜凤治认为“周友元等,以其嗜利无耻,大胆妄为,直是目无法纪,若不使知利害,将玩官长股掌之上”,但也只好赞成巡抚的主意。并按抚台的意思,将人和案卷带回广宁外理。

九月廿七日,杜凤治在广州传见周友元等人,告诫一番,愿意带他们回去后找个官绅都可以下台阶的办法了结此案,刘骥这时已经服软,何应球已经被刚刚在省城考试中举的父亲何瑞图保出带回广宁,唯有周友元还嘴硬,但说要和幕后的士绅商量。两天后回复愿照办,并约好日子跟杜凤治回去。

谁知廿八日杜凤治接抚台指示,周刘两人且从缓带归,要求杜凤治马上回广宁协助副将郑绍忠处理积匪黄亚水二投诚一事,此案就此拖了下来,不了了之。

 

十七  闹考事件

知县为一县主官,其职责《清朝通典》有:“平赋役、听治讼、兴教化、厉风俗,凡养民、祀神、贡士、读法,皆躬亲厥职而勤理之”。即是说,知县的主要职责为“钱谷”、“刑名”、“教化”、“治安”四大任务

按惯例在今年要下一年春天,广东省学政出巡之前,全省各县必须完成县试,这是知县四大任之一。十月间高要,四会两县已完成县试并且录取完成。广宁县应于十一月内考毕,十月中旬,长驻妙村剿匪征粮的杜凤治致函顾小樵出告示宣布十一月初三开考。

     花了大钱却没有整垮杜凤治的广宁士绅们那口气呑不下,特别是陈应星等几个举人,输了这场官司,脸子挂不住小事,威信丢了,日后怎么做老大?几经商讨,决定借此机会搞一个大动作,使县试不能开考。如果广宁县试不能如期完成,杜凤治肯定会被罢官,甚至受到更重的处分。

此时周友元等人在省城花了一笔钱玩了个“在保脱逃”的游戏已回到广宁,陈应星、陈升元〔字可階,岁科考屡列优等,文名籍甚,往往酒酣耳热,纵谈古今事,有无若旁人之概,也是要做老大之人。〕联同周友元、刘骥这几个蹲了几个月大牢,又取保候审困在广州要花钱玩“在保脱逃”才回到广宁憋了一肚子气,非要把杜凤治置于死地的小绅士开始行动了。提出的诉求是减银粮以及立即将周友元、刘骥、何应球被“暂革”的功名开复。

   绅士们是从已吃上国家粮的廪生着手的。因为廪生多是地方上的有钱人,被杜凤治追粮催征,上县找陈应星等投诉也是他们。于是他们对广宁各乡村头面人物作了广泛的发动,把广宁的所有廪生召唤集齐,号召各廪生不给应考童生出保,使县试无法进行,搞垮杜凤治。

当然广宁士绅不是拿脑袋往石头上碰的。士绅们久经研究,用我们中国人最擅长的钻法律空子:不是直接抵制县试,而是在“廪保”上作文章。本来出保对廩生来说基本没有风险,除可体现自己的地位,还可以得到收入,所以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廪生都愿意出保的。广宁县共有廪生十五人,如果他们不出保,县试就没法进行。清朝法律并无处罚拒绝廪保的条例,所以,士绅们的策略可以造成县考无法进行的事实,却不存在“罢考”的罪名。

十月三十日,在妙村驻扎差不多一个月,而征粮成果不大,被广宁士绅玩躲猫猫玩得憋了一肚子气的杜凤治回县衙署路过文昌廟时,见西边门上写“翰墨林”三字,左书同治丁卯,右书陈应星,旁边贴着一红纸长条,写着“劝捐谷仓在此”,杜凤治已心感疑惑。

傍晚李芳外出回来,向杜凤治报告说,外间传闻周友元、刘骥已经回广宁,与陈应星准备阻挠县试。杜凤治听罢大笑:“悉听尊便,若辈有此胆,能乎我真看得起若辈,但恐未必然耳。”李芳又说陈应星、周友元两人请廪生们商量这件事时,基本无人开口,唯有大雾寨的杨介眉说:“此案未结,尚为有因,今君等已出,结案已了矣?我等以功名为你们轻于一抛乎?”

十一月初一,礼房所收报考人甚少,公告攺期初七开县试,这是第一次推迟县试。

杜凤治早上照例行香后传大雾寨的绅士杨作骧、杨宝珊二茂才来问征粮情况,谈话中杨宝珊问县试是否攺期于初七,杜凤治说:“已攺初七,似尚须再攺。”杨宝珊说:“已有来者,初七准可考,不必攺矣。”

初三,家人吴芳出去催粮,碰到陈应星,陈应星叫吴芳转达杜大人,这件事必须由张捕厅出面,协调双方解决问题。杜凤治对顾小樵说:“陈应星与周友元朋比实欲我与一说捐弃前嫌,又要立时为周、刘、何三人开復功名,犹是要挟把持技俩,我昨日初闻此事,立意听其所为,只要若辈作得成,我只不过是撤任,我正不愿在广宁,风吹别调正合吾所愿,若辈则罪上加罪,劣上加劣,罪盈恶满矣。”

县试是由县级衙门(包括散州和散厅)主持的考试,清朝是三年举行两次。应考的童生先期到县衙礼房(办理文教事务的机构)报名。除了贱民(乐户、丐户、惰户、伴当、世仆、娼优、皂隶、蜑户、雇工人等)以外的所有本县男性读书人都有资格报名。报名时要五名童生互结(签定互相作保的文书)、一名廪生甘结(自愿为某生员担保并签定文书),廪生要收取甘结费。

按封建礼教,凡丁忧既父母丧亡在二十七个月以内者必须静心守孝,不准参加考试。同时要填写姓名、年貌、三代履历。如果有隐瞒贱民身份或居丧不报者,本人及互结、甘结人都要受到处罚。所谓年貌就是年龄和相貌。相貌包括皮肤黑黄白、脸型长圆方、身材长中短、胡须有无及长短稠稀和其他主要体貌特征,以防止顶冒代考。县试分五场,一日一场,每场都选拔淘汰,被选中者称为出圈或出号。五场合格,具备参加府试的资格。县试第一名曰县案首,最后一名俗称坐红椅子,因为在其名字后面画一红色截止符号,形似椅子座面和靠背。好多人忙碌大半生连个秀才也没考中;考场中也不乏年过花甲者,年近七十者亦有之。

 当年《广宁县乡土志》:估算“士”约一千人左右, “士”指仅仅是读书人而已 并没有文銜。每科应试的文童在三百到八百人之间。这一班人等的就是拿这块敲门砖进入仕途的考试,能叫他们罢考不参加考试吗?

生员经岁考分出不同级别。一般分三等,一等为廪膳生员,简称廪生,每年可从国库中领取廪饩银四两。二等称增广生员,简称增生。三等叫附生生员,简称附生

而要参加甄别考试的秀才,同样有学者估算当年广宁的文武生员总数应在三百人以上。

生员经岁科两试一等前列的,即为廪生,由国家供给廪膳,补助其生活。考上了有国家粮吃,三年等一回的考试能叫他们罢考不参加考试吗?

初四,各路口竟有数十无赖地痞寻衅拦截殴打来县城的童生,又抢考试用品,有的童生见状离去,但来大部分考试的童生还是陆续来到县城。

陈应星,周友元等用各种方法威胁利诱廪生不出廪保,但还是有大雾寨的杨介眉,还有一个父亲在县衙户房任书吏的廪生冯锡衡肯为童生出保,后来又有一个叫江汝霖的廪生和一个姓陈,不知道什么名的,应该是陈应星族人的廪生愿意出保,他还说:“应星你行你志,我办我事,功名非儿戏,各为其所,应为而已。”

初五,与陈应星一向不合的新科举人何瑞图来拜会杜凤治,告知这情况,并答应杜凤治:我“力劝廪保人等,使不得的话,诸童无人保,我出来保。”

初六,杜凤治宣布县试推迟至初十日开考,这是第二次推迟县试。

当晚,杜凤治吩咐顾小樵起草一份准备上呈省、府各上级部门的通禀,等待时机,派专人飞送省、府报告广宁发生的情况,实行先发制人。

初八,杜凤治探得:“陈应星、陈升元、周友元、刘骥四人把持,已要诸廪在神前焚香设誓。”一齐行动,共同进退。

初十,广宁士绅见县里两次推迟考试日期,以为取得初步胜利,气势更焰,安排一童生钱某递一红单。上写:“减收是大事,考亦大事,阖邑原议必须钱粮减定立碑方考。今童忠心伏求仁兄立时立减并允立碑即可考矣。”这可是下战书了。

另外诸稟“已遣抱赴府、省控告,请另简人考试;岑鹏飞、樊树仪〔俱廪生〕亦控催缴过严”。这可是全面出击了。杜生为催粮,在钟村樊家曽留人住屋,悬赏通辑。在永泰岑家,留勇驻村,威胁烧屋,苦大仇深啊。

   这可正中杜凤治下怀,他知道如果事情闹大,对士绅们来说后果更严重。按清朝法律,“借事罢考罢市”,“照光棍例,为首斩立决,为从拟绞监候”。这么大罪也敢搏,可见其勇,亦可见其愚。而这个钱童生的红单则成了借事闹考的铁证。

毕竟是山区士绅,小的能策划闹考行动,大的想不到这些都不是杜凤治这知县能答应的条件。减钱粮直碰皇上老大的饭碗,是高压线触碰不得的。要求被省一级判定的处理更改,更是民间挑战政府。这一局未开已确定胜败。

十一日,杜凤治马上向各级上司发出通稟,通稟中有“一官如客,无足轻重”的句子,表示宁可丢官也不向士绅屈服。并把事件定性为“挾制把持而闹考”,但留有一些余地。只是预防万一真的出现罢考,他及时报告也可减轻处分。他在那钱姓童生的红单上批上:“减粮关系国课,即两院亦须禀请旨然后施行试看广属减米价,本县七品官儿安敢擅专。况案经上控其权在上,汝等看得谈何容易,粮是一事,考是一事,何籍要挟不考即已,本县问心毫无对不住邑人之处,业已据实通禀,听候各宪核禀。”

这一来,广宁士绅闹考事件马上闹大了,通天了。

他又派出专人送信给学政杜联,“备述闹考颠末”,“告知通稟即到,请先与两司言之。”杜联为此马上致信署理布政使郭祥瑞,并复信杜凤治嘱其对士绅“刚柔并用”,寻觅转机。

肇庆府的道台王澍是杜凤治的同乡、亲戚、同年,杜凤治事前已经向他报告,王澍接报后授意杜“通稟劣绅闹考”,并下令,如果广宁县的士绅到肇庆府、道呈控,“即为留住解府,饬高要管押”。

在这段期间,广宁县教谕韩延杰、训导张树谷因公赴省还在广州,得知广宁闹考,找借口留在广州躲着不回广宁,把这么大的责任丢给老杜一个人扛。清朝重视教育,教育系统独各级行政机关,由中央直接管辖,杜凤治奈何不了,在日记中称韩“畏生如虎”。这两位仁兄都是广东人,又是管教育的读书人,碰上这件事,还不躲!

十四日,肇庆府道台王澍为了此事,派教授陈遇清来代理广宁学官事宜,清朝教授相当于现在的教育局局长,陈遇清即肇庆府教育局局长。动身前肇庆道台面喻:“只求安静,实为闹出来不好看。若辈肯考,不论多寡,则五六十人亦考,其余令其补考,未尝不可。”

陈升元、欧阳骏岳等上道府递禀时,道府傅姓门上劝他不要控告,并告诉他们,东莞闹考之举人何鲲罪拟斩首,二子亦举人均革职。陈升元两人吓至面无人色,赶紧收回呈状,跑回广宁报讯。

杜凤治得到肇庆府的支持,马上准备开考。反正过了这村就没了这店,不来考的是你自己的的事,录取名额已定了,来考的机会率大大增加,还怕没有人来找杜大人和何瑞图作保考试。

广宁士绅得知上头如此态度,知道这回玩大了,民与官斗,脖颈有多硬,也硬不过刀子,一下子蔫了。面子小事,小命重要,托人找杜大人试探妥协求和。

二十一日,杜凤治接到省报:“该县禀由此事本部院昨已访闻,当经会同督部堂札,饬该司等遴委知府大员驰往查办在案,标禀仰布政司会同按察司迅饬诿委员启程前往照该县所禀确切查明。如果举人陈应星等胆敢胁众罢考,希图挟制 则例有明条岂可曲贷,应即据实禀复,由司详请具奉将该举人陈应星等斥革,与革生周友元等一并严拿。照例总办以徼文风,倘杜令实有办理不善,亦即详请撤忝。至该县两学官送考来省,既经竣事,值县试有事之时何得任意逗留不回任,所该司等即查明揭请忝革。一面速另委妥员即日前往接署。饬令晓谕各廪保人等凜遵令,具保考试得妄听阻挠自取其咎。仍候督部堂批示此缴等因(当即移会又两司会衙奉两院札开访闻该县闹考即委知府大员前往查办两委员一前雷州府周名毓桂一候令名增光宁邑教官亦委代理邱兰渠周汝中来此。”

十一月廿三日,陈应星等举人通过原本躲在省城,得知已被撤了职赶回来的学官本省人的韩延杰求见杜大人。

十一月二十三日,韩延杰来找杜凤治,说明陈应星他们的意思,又说怕杜趁机把他们扣押,请求知县大人下帖召见。杜凤治提出“若辈只要令廪生出头,考事办妥”,则可设法把大事化小。还说:“若辈如已有成议,我断无不肯成全之理,譬如一家人,子家中不肖,忤逆尊长,轻则训斥,重则鞭笞。他们经悔思攺过,究竟一家人,为父母者没有不愿意的”。又说:“天日在上,影不虚言,若辈肯来见,必见之”。

下午,韩延杰、张树谷两位学官带领四举人持帖来到县衙。这时杜凤治原本按顾小樵的安排,开审黄亚富与郑姓;莫干郷与冯姓两案的,虽然原、被告人都来了,也都押后不审了。

由肇庆府学派来教授陈遇清领头,韩张两教授偕同陈应星、冯毓熊、杨桂芳来到。杜凤治召见了他们,先寒暄一番,见陈应星面无人色,惊悚不安,便安抚说:“我们一年以来许多龃龉并非官绅不和,实为官绅不通”。知道陈应星是因肇庆道台那一番话,接着说:“我初到,你们四位实为此间绅士领袖,我们交情本来不错,即如祥轩〔陈应星字号祥轩〕新时之见面也毫无芥蒂。忆我在江屯闻祥轩来,犹请他来谈天,自四月以后,自周友元被押以后遂不相见,还打笔墨官司,我想其中误会甚多,阴阳错乱,传闻失实遂至。”杜凤治又将官绅之间的各件事一一解释,有把责任推到下面办事的人身上,也有自责监管不周。然后再跟他们讲起大道理来,官绅双方谈了两个多时辰,有没有请他们吃饭日记无记载。但有记载谈话时门上递送一呈单,是众廪生请考之禀单也。

众人走后,这天的日记写了洋洋三千字,详细记录了自己教训陈应星他们的长篇大论,这回可狠狠地出了一口鸟气。

就是在杜大人教训陈应星们的时候,十七名廪生〔包括两名“候廪”〕“请考”的稟单呈递入县衙。杜大人即令陈应星等转告廪生三日后开考。

杜凤治答应绅士们开考是因为省学政杜联劝他大事化小,因为广东已经出了东莞闹考事件,惊动朝廷,再来一个广宁,省一层的官员也脱不了干系,故省上希望能大事化小。更令杜凤治耿耿于怀的是省报中“倘杜令实有办理不善,亦即详请撤忝”一句。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钱银了。坐省家人早几天来信,说省里派出候补知府周毓桂,候补知县俞增光为委员到广宁查办。杜凤治连夜作信给杜联:倘能将周俞二委员及代理教官之邱周二位挡住者,却许多周折岂不大妙。为此事不能下乡催粮,森洞应洞全仅收晚造,月初本定带勇去催,为此误事。年内甚近,非有三四千金不可。帐房如洗,若委员来又须大费。”

二十六日,确定于三天后开考,并向省、府发稟报告。

跟着又接到消息,肇庆府道台王澍廿五日下船来广宁查办闹。

十一月廿九日考第一场,有五百余人。

派出春水接道台的家人李荣赶回来向杜凤治说,道台前发广宁闹考的通稟说得事情如此厉害,现在又突然开考,只怕与原稟不相符合,几天便把天大之事烟销火灭,不动上司之疑乎。又问开考向省、府的报告发出了没有,如未发请叫你主人等我到了看过再发。考即照考,如今欲消弭其事不难,但要在稟上做好。

杜凤治一听,马上与顾小樵商量,派快马专差设法追回给省、府的报告。

肇庆道台王澍,相当于现在的肇庆市长,是杜凤治的同乡、亲戚、同年。是混迹官场多年的老官油子。他到来之后,怎么化解这件事情,怎么善后真值得今天的官员学一学。

下午道台到,入住文治书院。

二十九日,省派两委员到。厅级周太守名毓桂号云圃,乙酉举人丙申进士,山东人。县级俞候补知县名增光号谦之,由佐杂捐升捐班,浙江钱塘人。

十二月三十日,一早道台接见杜凤治、饶总爷、张捕厅及陈韩张三学官,说话口风甚严厉,说“现已开考,尔诸君为陈应星等恳情,究竟有何意见,伊一有钱举人不要夜郎自大,我只不要这道台他不特丧元,唯恐家也无有矣。又将例说与三人听,罢考律例严照光棍办理重则枭示,即自行投首又要充军。国家所以严定此例者,实为地方官责任不轻,恶藉端胁制官长也。”“然目下事无他法,只令十七廪保出来面讯,具一口供看伊等如供再作道理。

下午道台单独接见杜凤治时,对他说已见过两个省派来的委员,周太守没什么,还说杜大人是地方官,事情应归他经办。但那姓俞的就要小心点,非科举正途出身的候补知县,拿下你他便可取而代之。杜凤治说怪不得俞谦之带来的人到处打听,说这天大的事如此化解,定收受绅士们的重贿。幸亏外间商民没有说我要钱的。

道台又叫把开考的上稟稿取来看,看后说“前禀如此结实,此禀轻谐谈笑以了之,三岁小儿不可欺,上司肯出入由我乎。”又吩咐杜凤治出告示传全县十五名廩生来见,说要查他们的入学补廩年份。

二天后,两位教官稟见道台说廩生们听说大人要查入学补廩年份,都害怕不敢来。道台说:“说作教官而不能传廪保,何以为教官,如或不到唯知你二位是问。”

俞谦之到处打挥杜凤治的事,常到到门房说省中事。说藩臬见即口角,往往常在官厅抬杠,近来为广宁闹考事情,藩台将周友元释放回来滋事归咎臬台,二位越吵越激烈,终于闹到总督面前。藩台遂大声说:“你如不受周友元五千金,岂肯为之异常出力,有过手门上有经手店铺确凿可据。” 于是两位大闹,指天誓日,连总督也排解不了。

杜凤治将俞谦之说这些事密报道台,道台把俞谦之叫来,对他说:这些话是你能说的吗?我与臬台是换帖之交,常常书札来往,以后别让我听到这样话。这下子把个俞谦之整治了个服服帖帖。  这个俞谦之后来还是混上了个县令 ,是任与广宁毗连的开建县县令 。但不攺其搞风搞雨之本质,杜凤治重任广宁时,就演出了一场互戳脊梁骨的好戏,留在后面讲述。  

十二月初二傍晚,肇庆府道台王澍与两委员周毓桂、俞增光,杜凤治、学官韩延杰、典史张国恩、守城千总饶在田等一起召见廪生岑鹏飞等十人,其他的五个或病或畏罪不到。上级领导、特派员、县党、政、军、文都出来了,士绅们这回真的是战战兢兢,服服帖帖了。

廩生们穿正规官服,在大堂外等候,大堂内道台和周太守坐正中,其余官员在两边按职位排序坐好后,由杜凤治亲自出去带廩生们进来,行礼毕,道台令城守饶总爷作翻译,先斥责他们不应附和闲考,跟着对众廩生说:“亦知你十人皆安分守卧碑者,但事事起必有因,情形重大,你父母岂肯妄言与你们无干,可老实说明俱各无事。不然日后拖累不知何时了结岂不冤哉。”

 卧碑 明清时期称镌刻约束在学生员条规的碑石为卧碑,禁生员不得干涉词讼及妄言军民大事等,它一般树于明伦堂的左边。

王澍、周毓桂这两个高级官员又吓又撫地教训了他们一番即转入后堂。然后由杜凤治、俞增光两知县细问诸廪生不出保的原因。杜、俞先告诉他们策动罢考罪名成立将有什么后果,详细说明按清朝法律,“借事罢考罢市”,“照光棍例,为首斩立决,为从拟绞监候”。然后以父母官之仁慈,为他们解脱罪名想方设法,并给各人纸笔墨一付,要他们写出辩状即悔过书。

众廩生交头接耳,不知道如何下笔。在旁边踱来踱去的杜凤治忽然恍然大悟的样子,把年纪最大的岑鹏飞叫到一边,授意他写:“生等皆乡下人,不知城中事。因县考出保来城,有一不识姓名者来寓遍邀,据云诸绅士在文昌庙坐候,请为减粮事暂时缓考。”并授意他告诉其他人这样写。

廪生们商量后要求把“为减粮事”攺为“求杜大老爷除去浮收粮事”,这班广宁“生等皆乡下人”也够精明的,“减粮”那个上级见了不生气?“除去浮收”性质完全不一样了。最后还让他们写上“至文昌庙,不见绅士,亦不见来邀之不识姓名之人”。使“已要诸廪神前焚香设誓”,闹考事件成为无头公案,避免牵连更多的人。

当晚,杜凤治睡了个很久都没有了的好觉。

道台还亲自修攺汇报稟稿,用几天的时间与杜凤治遂件事斟酌,遂个推敲,使之省上藩臬两院都能接受。强调事件“并非罢考”,只追究陈应星、周友元等几人。但考虑到署理按察使蒋超伯收重金贿赂后一直偏袒周友元,所以稟词“语语虚空,可重可轻”。并告诉杜凤治,作官最重要的是给上头级的稟稿,看我攺写的这稟稿“俱严密访闻,事事确凿从实禀闻,此禀到省谁能增减一字,所说悬国门不易一字者也”

王澍又嘱咐杜凤治致函杜联“请其探两院口吻意见”,了解总督、巡抚是否都同意“以大化小”再作决定。

肇庆府高层如此袒护杜凤治,除肇罗〔肇庆、罗定〕道台王澍是杜的同乡、同年、亲戚外,杜凤治在京候选混迹十多年,有颇深的人脉。工部左侍郎潘祖荫是他的座师,户部左侍郎李鸿章是他的同年。肇庆知府蒋云樵之子军功保举并加捐同知,但名字被搞错,又想加知府銜,曾托杜凤治致函“京友”办妥。

道台王澍调任大计得“卓异”。“大计”是考核道、府及州县官员,一般是由各级官员依隶属关系逐级考察,做出评断,最后申之各省督抚,核其事状,注考造册,送吏部复核,香港人把这种考核称之为“被上头捉去照肺〔透视〕”。“大计”后的官员,按“卓异”与“供职”两个等级奖惩。 按定例须引见,吏部应调取。吏部考官清吏司官员致信王澍:如欲免调取,每年需银二百两。王澍接信后向杜凤治问清来信者的底细,并托杜与“京友”讲价减为一百两。

引见、调取:清制,在外任职官员在考核后进京朝觐。清初,对于外官的考绩是用大计还是朝觐并未明确,在《康熙会典》中则列以朝觐考察为条目,而《雍正会典》中则以朝觐定条目。清名臣魏象枢在给顺治皇帝的奏书中称:三年朝觐,名为大计,典甚重也。

清初规定,外官三年一朝朝毕吏部会同都察院、吏科、河南道考察,奏请定夺。来朝官引至御前,宣读诫谕,仍各赐敕一道。若廉能卓异,贪酷异常则有黜陟之典,以示惩劝。满清统治者从来都对汉族官员不放心的,朝觐考核一次,不知上上下下多少人需要打点,所以一般没有大野心的汉族官员是不愿被引见、调取的。

杜凤治致信杜联,“乞转恳方伯,少从容,且勿急促,将来成考,再发通稟销案,并为若辈免罪”。杜联告诉杜凤治藩、臬对广宁闹考的意见分歧,以及省里将派两委员到广宁查究,嘱咐杜凤治好好地“安顿”这两个委员。杜联又授意杜凤治为被罢官的教谕洗脱罪名,呈请宽宥周友元的罪名。按照杜联的嘱咐,杜凤治对府里派来的教授,省里派来的委员都馈赠了重金。

后来又通过杜省学政杜联,使两位教官都保住了功名。

看杜生两位亲戚上司对这事件的处理手法,怪不得杜联后来官至一品;王澍“大计”得“卓异”了。

广宁县同治六年县试,文考:

十一月二十九日初考,五百余人。十二月初二补考,一百六十四人。有十二岁考生何兆熊与父何超群同考。  

初三,初复,四百三十二人。

初四,二复,人数查不到。

初六,三复,二百二十人。

初八,考最后一场,前三十名坐关帝庙,后三十名坐花厅,其余均坐二堂。关帝庙四书题:子张曰士;花厅二堂四书题:曾子曰士。全体诗题:南枝已落北枝开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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