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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篇 为自己写字

天地草堂2018-05-05 08:49:32


   书法发展到了今天的展厅时代,书法的目的已经从原来的文人遣兴、吐心中之快,或是自身的一种内外兼修,转化为今天为适应场馆而创作的、为展览而展览的创作倾向,尽管理论界也在重申着书法本来的意义,但“创作”一词毕竟从此产生,掩盖了传统式的“书写”。古人是不讲创作的,毛笔书写大多是一个事件的记录或是一篇诗文之类的稿书,然后才是一种消遣,信手而书,自娱自乐、即兴发泄,书家的志、学、养等等也得以自然流露,如古帖有《脚气帖》、《肚痛帖》、《祭侄稿》、《寒食诗稿》等。所以,汉扬雄在《问神》中讲是“书,心画也。”从古人的书法中可以窥探到他们的心志与学养。对此,清刘熙载说得更全面了,即“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小草>

假如说古人的书法是记事、文稿或文士间小范围的遣兴,那么,今天的“展厅”是时代恩赐给我们的特殊礼物,它为我们提供了可以进行广泛交流的空间,一个舞台,它可以容纳古今、展示世界,这是古人所没有的,各种书风可以浓缩在一个展厅,给人们以观摩、品味,相互切磋,所以有人作一定论:当代书法的发展是由展厅来推动的。当今社会,书法所赖以生存的基础——实用性书写已经被抽离,“输入”取代了书写,我们的“书写”本已是学步古人、模拟古人,还要置其于一个西方式的现代展厅,我们的书法与古人所崇尚的趣味就越发遥远了。所以,老先生评价优秀的作品总常誉为“蛮有古意的!”以此来鼓励后学。因为,展厅所追求的意趣主要是张扬、新奇,甚至是人工的设计,以此来满足人们的视觉要求。所以,我们不难看出,在当代书法的发展中,人们的自我意识等似乎处在一个不太主要的位置,书法创作意识似乎无意实地在跟着展厅所要求的一种外在展示效果所牵引,而不是来自于内心,我想这不符合书法发展的内在要求,本是每一个作者内心世界所表现的一种外在的形式展示,却不料被展厅外在的功能性所主宰,这不是每一个书法人所愿意看到的。“取诸万物”而“发乎本心”的书法本质正在被消解,一股股带有功利色彩的“风”(信札风、二王风)取代了广大作者的真情。往往在一个展厅中,除了书体不同以外,书法的展示似乎都戴着同一种流行的“符号”或“款式”。我想,泯灭自我意识的“跟风”是很累的。一怕自己有没有“跟好”,失去“获利”的机遇;二怕下次不知刮什么“风”,然后变得投机起来。如此一来,当几阵“风”刮过之后就迷失了自己,“为他人作嫁衣裳”。这正是当今书坛很多作者的悲哀。但是,我们又不能因噎废食,仅仅因为时风而否定展厅的功能和平台更是不可取的。


<杜甫诗二首,行草,片段一>

现代展厅本可以提供一个崭新的艺术展示平台,或者可以激发很多创见性的艺术语言,可我们的创作却由此走向了负面,所以我一直倡导“为自己写字”的口号。

这就是说,我们要有自己的审美理想、艺术上的创作主见,或者说是选择一条适合自己走的路。我没有理由去指责人家,但是可以告诫自己,这种观点在大学里就形成了。当然,那时我不知什么叫“风”,只知道尉天池老师说:“写得跟我一样,我就不承认他是我的学生!”于是我就拼命地写得与他不一样。

我喜欢生拙、奇绝、放逸的自由书风。于是,我一直寻找一种与我心性相近的东西,也曾“自创”一种生涩的“书体”来有别于人,但连自己都觉得不美,于是放弃,深知自己的功力与学养不够,只能循序渐进。


<杜甫诗二首,行草,片段二>

在大学三年级(91年)时,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大学图书馆翻阅《中国古代书画图目》时,见到了杨维桢的《真镜庵募缘疏卷》,此作“以鲜明而又对比强烈的节奏感取代了一贯的平和缓丽,有着一种在乱世中冲撞、在痛苦中纠缠、在茫然中惊恐、在巨变中开合的乱世风云”(《乱世奇才—杨维桢》),我看了激动万分,几夜没睡好觉。当时能见到这样的作品是不易的,那时的字帖少且都是一些经典性的常规范本,这种奇崛、放逸之作是不可能印发的,我只能复印,然后进行放大,在放大,随即日夜临摹,爱不释手,并且把自己对杨维桢的理解写成了毕业论文(92年)。不仅如此,我还喜欢大草书,于是从大二时便一直临习傅山、徐渭等明清大条,那种自由和狂放式的训练赋予了我自由挥洒的能力。97年我进了地方的专业书画院,这是我开始从事专业创作的转折点。但是,那时我没有参加过什么展览,也不知书坛发生了什么(大学毕业后,只管写字,没时间关注书坛)。由于官办画院要成绩,院长阙长山先生找我谈话,“陈海良,我告诉你:‘你现在没有成绩,进入画院后,如五年之内还没有成绩就要解聘,当心啊!’”我无奈,然时值98 年七届全国展征稿,我就写了一张我最擅长的具有杨维桢意趣的作品和带有明清气息的大草书,结果带“杨风”的作品以醒目的面目获奖,这真是我意外的收获,我更爱杨维桢了。当人们在追逐王铎风、米芾风、信札风时,我却专注于如何把杨维桢的味道渗透到我的小草、大草种去,且每试成功,屡获大奖。如果说我有功利的话,那是我坚持杨维桢的结果,我把杨维桢的“乱石铺街”进行了“雅化”,我没有跟着“时风”走。



<杜甫诗二首,行草,片段三、四>


至于说我的风格中有一点“二王”的味道,那是我后来在学校给学生上课时长期临习二王书体的缘故,其中《圣教序》就给两百多个学生做过整篇示范,给每个学生通临一遍,如果现在再要我写200多遍《圣教序》的话,那就是要我的命。或许教学相长就是这个道理。当然我也写了一些很象二王味道的作品,但我坚持认为那些都是“拟作”,不是我的风格。写二王的字,不过是学点他们好的笔法,在理论上为自己生涩而又狂放的理想风格作一点技术上的支撑而已,多一些可以“雅正”的手法,拓宽创作的思路,尽管自己还结合得不好,但是至少有一点可以明白,二王的字在理论上是可以放大的,但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具有很大的难度,流便的二王书风,可以为大气磅礴的书风作支撑吗?这种风格被唐人讽为“妍媚”,“妍媚”之风与雄强之气有着天壤之别,放大的“妍媚”能成为“雄强”是个一厢情愿的简单推理,它们各自的笔法系统是不一样的,可互渗,但毕竟不能取代,更不可机械的改造。二王书风大多表现的是“雅逸”,不是生涩和狂放,更难能雄强。不过,在古法中,二王笔法是成熟和系统的,是手腕与手指的运动,笔法敏捷,书风流便。而在大草方面,明清格调亦已成为定式,同样泽被后学,但从今天看来,“明清调”稍欠高古。于是,我把张旭、怀素的狂草张贴在自己的案头,时时观摩,以求心领神会。在自我的狂草书创作中,非常想把那种开放的大唐胸怀、狂逸的挥洒、自信的笔调渗透到自己的书作中去。所以,我的大草风格有所改进,正朝着自己的理想状态迈进。

不过,“为自己写字”真难,摆脱二王更难,不是有二王影子就是有其他的古人影子,审视自己,实在是没有多少自己,更不能说有多少值得骄傲的自己了,自我风格尚未形成,古人的影子太重,心中的疑虑实在是太多。不让古人,就得摹古;“为自己写字”就得“叛逆”。所以,我的自我要求是半年一小变,一年一大变,时时否定自己、激励自己,循序渐进,推陈出新。所以,我的作品常常受到批评,但是,只要有人批评,我就有进步。

至于说获奖,这是个过程,说明自己能写字,有能力写好字,但目的不是获奖,要“为自己写字”,写出自己的面目来,要成一家言,定一家风,如此才能“古不乖时,今不同弊”(《书谱》),跟在二王后面尚能“混”口饭吃,“蒙世”而成一“书奴”,跟在时风后面只能是凑个热闹,但书法不是热闹。

“为自己写字”真难。我时时会想魏晋南北朝时张融的一句话:“只恨羲之无臣法”,我虽不能与古贤相比,但他的创造意识时时在激励着我,我即使写不好,也要“为自己写字”。

 


<杜甫诗二首,行草,片段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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