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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记 |《行走在韩城》

韩城司马迁祠景区2019-08-07 11:0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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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刘冠琦

 风追司马 | 放我的真心,在您的手心




行走在韩城


向中国苦难的文人司马迁致意!

我一直以为行走在韩城,是为了寻访司马迁,找寻那个撑起中国文人的肩膀。古往今来,历史的著作,如一脉文字的群山,步入其间难免让人会感到迷茫。叉口太多,有时稍稍走错了路,便主见全无,随波逐流。从来没有主观上的错误,常是道听途说以讹传讹,不断丰富着的细节让观者难免信以为真。就在无数的叉口中,有一道坦途。这里的历史,最接近真实本身,像无路可进时开出的一扇门,虽然又窄又矮,但毕竟让来者有了可行之处。

没有《史记》,后来的史书,要面对的是一片无人走过的旷野。

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民族的史诗,都是由神话出发,然后跌跌撞撞以众口相传的方式延续。一边不断丰富,一边又在遗忘。那一时期的壁画,勉强将历史变成了图案,却也逃不掉被历史风尘漫漶的命运。

司马迁站了出来,用文字来拯救史诗。他要把帝王将相、贵族豪强、夷狄刺客完全还原,把被统治者泼了的泥污小心地用清水洗濯,用铿锵有力的客观陈述代替奉承者的颂歌。这部书的完成,本就已极为艰难浩繁,又因为司马迁苦难的命运,变得神圣。

唯有苦难,能以最神圣的形式传递精神,中华民族从来就是大苦大悲的民族。苦难与屈辱并生,司马迁是第一个为了历史,走上祭坛的文人。

我不知道,司马迁在宫刑后,怎样心灰意冷。他想起了故乡韩城,那里的月光,大概不会像长安这样惨淡。同时期,希罗多德完成了巨著《历史》,希腊的天空格外明澈。记得中世纪,一位诗人说:城市的空气让人感到自由。而中国,太寂默。司马迁只能透过天牢狭窄的窗子,打探着外界。司马迁记得,他二十岁离开故乡远行,就没想过会卷进一场政治风暴中。

西汉时的韩城,规模只是一个渡口,名叫夏阳渡。金代城市中心向西转移,形成了脚踩三秦边缘,俯看黄河的局势。在陕西的诸多城市中韵味独特,至今也没有被繁华入侵,如同《史记》般自然,朴素得不用过多修饰。从城市古迹保护程度上讲,它不逊色于斐声中外的周庄。如果西安的扬名,凭借的是其历史厚重,那么韩城有朝一日的扬名,必然是依靠其文采飞扬。“史圣故里”的名号,让整座城市熠熠生辉,它更像一个无形的力量让文脉流传,韩城人有句俗语“下了司马坡,秀才比驴多”。一群又一群文人,在这里聚集,渐渐形成了一股文气,形成了特有的文化符号。这种符号比书山文海本身有力得多,更能打动人心,也是这座城市的底气。几千年后的来者,作为过客的角色,又该怎样感受一座城的内蕴。

在中国,文人这个特殊的群落,神经向来非常敏锐。士可杀,不可辱,而司马迁受了文人最不堪忍受的奇耻大辱,活下去在别人看来就是耻辱。自古就有“文死谏,武死战”的说法,司马迁不是谏官,却因上谏遭此大难。司马迁失落吗?比失落更苦恼的是,普天之下无人理解。不会有人管你志向多高,目光多远,世俗的标准竟成了文人价值的标准,文人能做的就是:迎合或避开世俗。至于挑战世俗,几乎是不可能,世俗就是茫茫人心。


八月仲夏的一个黄昏,我爬上西安的明城墙,耳畔隐约传来环城公园里,老百姓唱的秦腔。在嘈杂的车声中,我还是能分辨出,哪首是《三滴血》,哪首是《花亭相会》。这座历史上经历了太多战乱的城市,除了这慷慨悲凉的秦腔,又剩下了什么呢?十三朝的兴替,十三朝血的浩劫。

司马迁真诚的情愫,为了帝王,为了历史暗角里埋没的失败者,更为了华夏大地上绵延的文明。他的笔像火炬般,为了后来者,庄严地在遂洞中进行摸索,自己在痛苦中沉淀了一种宁静。

故乡不远。但司马迁回不去。他受刑后,对任安说:“重为乡党所戮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墓也。”为了后来者听到祖先最本真的声音,司马迁被放逐在世俗的风雨中,生命在长安永远痛苦着。

我在《史记》的扉页上,用毛笔写下了两个字“等待”。我记得在一位老书法家的中堂,见到他写的一幅字,上面用隶书工工整整写的竟是“媚骨有好运,正直讨人嫌”。长者面情凝重,目光盯着我久久不语。

八月,我为了司马迁, 走出长安,奔向黄河岸边的韩城。

就在那个年代,大地上的传说,英雄在黯淡中半醒着的命运,遍地的烟华。等待着那个文人的脚步。

司马迁微弱的火,点亮了永恒的灯塔。

客寓韩城,夜里无星无月。推开窗,可以远眺韩城的老街,此时正值店铺打烊,街上只有零星的人,脸上大概也是匆匆忙忙的神色。人散后,一条街靠如豆的灯火,显出幽深的轮廓。记得一本书上,曾这样描述韩城:老城内,随处可见金、元、明、清古迹,城中文庙及城外大禹庙及党家村保存完整,司马迁祠更为天下所闻。韩城虽古朴,却不衰败。文气浸染的古城,寻访时会有种情不自禁的亲切感。

沏了一壶茶,坐在窗边默想。

刚才来时,天上已有零星的小雨。怕明天有大雨阻行。可是既然来了,风雨又怕什么。

在脑海中司马迁的形象,近于屈原、左丘,他们人生的轨迹也近乎相同。那么伴随他们的,绝不会是风和日丽。司马迁曾言:古者富贵而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这句话中,说的不是自己,但司马迁对圣贤是有所向往的。在中国,文化史里站成巨大标点的文人,几乎都是一生在风雨里前行的流浪者。


流浪,注定无家。李白诗文中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他们飘泊,因此比一般的文人,走得更远。

他们被正统的高墙隔绝于外界,有时甚至排斥在中国文人的最边缘。却在落魄中,往往比高墙内的人想得更多,更有时间自成方圆。他们的文字,竟渐渐成了文化史上最动听的声音。

漫步在韩城的老街上,对面是一片漆黑静寂的烈士墓,更远处元代的金塔直插云霄。当地人夜里很少来这里,已在更前方开辟出了各种现代的娱乐项目。我穿过人满为患的热闹舞池,走过了静寂的烈士墓,最终在这里找到了我期望很久的安静。当地人说,静,静得怪吓人。夜里驻足老街,常会听到从旷远处传来的踱步声。

圣贤寂默。寂默圣贤。寂默,只剩下一群文质彬彬的灵魂。

行走在韩城静寂无人的老街,眼前恍惚闪过孤伤文人跌跌撞撞的身影。我问这座城,那是司马迁吗?为什么匆匆而过,不敢稍作停留。那是,那也不是。一旦成为文人,又步入朝堂,事事岂能顺心遂愿。要么消磨个性,被公文案牍所淹没,成了洪波中微不足道的一点波光,要么是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想想西汉景帝年间在长安闹市腰斩的晁错,唐朝时上书《谏迎佛骨表》被贬潮州的韩愈,再到明代被灭十族的方孝儒。所谓亲友兄弟,一纸诏书,便可将文人一生经营的脉落瞬间击破。司马迁在狱中时,同宗亲戚已将姓氏改为“冯”或“同”姓,绛州司马氏已成了一个遥远的记忆。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不是陈子昂在得意,更不是自夸。

文人的悲凉力透纸背,不比荆轲和高渐离的燕赵悲歌逊色,不知不觉间已泪湿青衫。

悲剧,只能毁灭美,但无法毁灭人性。

王权,消磨人性,将人性消磨得连自己都无法察觉。

第二天清晨,走向司马祠。

整个祠墓沿梁山而建,俯望逶逶迤迤的黄河。在中国为纪念文人而建的宏大场所,除了孔庙外,便当属司马祠。从晋至清,一代一代的人不断增添石碑、庙宇、牌坊,就没有停歇过。山下用巨石铺成的道路,名叫司马古道。从对面中原来的学子和客商,登了渡口,便马不停蹄地赶向长安,到这里大概没有闲情雅志来凭吊一番。毕竟滚滚红尘就在前方,仕途不敢耽搁。

唐以后,长安再没有作过都城。九州学子的马车,转向开封、北京,这条古道成了名符其实的商道。商人无暇来这里,这里一直就很寂默。长安,向来人声嘈杂,这里只有黄河汹涌的浪花。

司马迁二十岁时从这里急切地赶向长安,年轻得意的书生不会关注这里。何曾想过数百年后,这里竟成了自己的祠墓。而且工程如此宏大,构造如此精细。

司马迁出狱后,把所有的精力用于《史记》的编写。没人知道他死于何时,葬于何地。来时,一位老者说,刚才你过的那个村子,村口的荒地据说是司马迁真正的墓地。司马迁在哪里落脚呢?不是长安,也不会是韩城。我想起年老的托尔斯泰,在生命将终结时走向火车站,他并不清楚自己要去哪里。没有人过问,也没有人关注,生命的不安定和消逝感,是真正让文人恐惧的因素。

先生祠前,立有石碑,上书:文武百官到此下马。多少大臣在这里下轿,放下马鞭,恭恭敬敬地从漫长的石阶走向祠堂。途中碑刻,自晋朝至今日,有不少大家的手笔,宋以前的字迹已不能辨别,只有石碑本身依旧傲然挺立,向世人证明着,中国文人的魂魄,曾经在这里有过盛大的集合。

《史记》真正写了八年左右,完成于公元前九十三年。多数学者推测,他大概在著作完成的六年后去世。这期间,他在哪里,他在干什么,没有人清楚。他的散文,不仅代表西汉的最高水平,也代表了中国散文的最高水平。

但这个文化形象的构建,实在是太艰难了!

后来的文人们,或许已找到了捷径,他们可以比较容易地跻身于文化史,用生命作文传道的只有先生了。

死也有多种,用生命换一部着作的完成,许多人以为是不值得的。这不是贬低后者,那种老道圆滑的为人,而是文人的生命在王权时代,太脆弱了。

已至正午,头顶却是阴云密布。整座山上,望不见游人。站在祠堂里,面前先生的塑像,为宋人所造,最接近先生原貌。先生面露微笑,神情泰然。这里的碑廊,记着每次重修祠墓的经过,内容大致是,某年某月某人为修司马祠捐银多少,这些名字放在一起,很是壮观。绕过祠墓,为先生墓冢,为元朝皇帝下诏所建。蒙古人的铁骑在横扫欧亚后,在这里却很是文雅,这点先生也不吃惊。

客观的记述,来自写实本身。没有了偏见,没有了狭隘,在理性战胜感性后。天光大亮,水落石出。历史浮出水面,自成大观。

从先生的墓中,拨地而出一棵古树伴随先生,年代不详,却已成参天之势。

抬头看看,风雨就要来了。几位游客在山门下车,照了几张照片,却怕高怕有风雨,又匆匆走了。我们是过客,来了又去了。来也好去也好,这座祠墓就在山尖耸立着,固执地要向未来昭示些什么。

风雨要来就来吧。无所谓在何时在何地,在哪个年代,真正为文的人不会在乎,更不顾忌。

离开司马祠,又去了党家村。看了古朴的民居,这又是一个几百年完成的工程,在中国个人或是民间延续一项大工程,难度可想而知。记得村口,有一个焚纸炉,上有“敬惜字张”的大字。祠堂墙上有家训,“文革”时有过破坏,但字迹犹存,没有磨灭。这个小小的村子,出过不少进士,有的还在外做了大官,他们的夫人被封为诰命夫人,村里有朝廷所赐的牌坊,将她们的名字有幸保存,其余的就要去远处的祖坟,寻找她们存在过的印迹。

站在村子里,视线中魁星楼显得分外得高。高贵的文脉,哪怕狼狈,却还是以小心翼翼的姿态前行,不会在风雨里轻易消逝。

只是我怕。我们的文人都选择了捷径,旷野要永远荒芜下去。

我怕。我们的颂歌中,没有一丝异音。我怕。我们没有一部自己真正的家史,我们的后代无法将我们与西方人区分。我怕,我们的文人将为文当成了谋生的手段。

行走在韩城,为了寻觅那个受过苦难的文人,为了感悟一部沉重的巨著,为了倾听祖先原始的声音。

有许多问题,我还要问先生。先生如那尊塑像,对我笑而不答。

夜里老街上常有脚步声,来自远方,来自旷野,来自无人之处。

梁山司马迁祠,这个曾经凝聚中国古代文人精神的地方,还寄存着一块中国文人的骨头。也许在浮华猖獗的当下,它还要继续沉寂下去,但终归还是有像我这样慕名而来的访客。但是,就在明天,我们这个民族,或许不能为某个文人,再筑起一座这样的山了。

每一个中国人的书架上,都该有一部《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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