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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十二岁就读完了四大名着,如今成了专业的“诸葛亮”

大粤网2018-11-07 15:52:12

范局·恢复高考40周年访谈录

范以锦


1977年,中断了10年的中国高考制度恢复,不仅改变了几代人的命运,为我国在新时期及其后的发展和腾飞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作为一个区域重要媒体平台,腾讯·大粤网推出高考恢复四十年重磅访谈,邀请前南方日报社社长、现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以锦做主持,采访那些曾经因知识而改变命运的人,讲述他们的故事。


没有流量看视频的小伙伴可以滑到文末看文字采访



1978年恢复高考,西南政法大学招收了400位新生。在这批新生中,走出了中央及省部级领导10多人、厅局级领导约100人,知名的法学学者近100人,业界称其为中国法学教育的 “78级西政现象”。一位17岁的小伙也在这400人中,他叫彭澎,现任南方民间智库副主席,广州市社科院研究员,同时也是少数未选择从事法律相关工作的学生之一。


“班上的女生没有一个比我小,同班同学间感觉都是大家在照顾我们。”恢复高考招生后大学班级的同学,由各行各业的学生组成,年龄极差大于十,这样的现象在当时算是遍地开花不足为奇。


“参加过两次高考的毕业生,只有我们这一届。”1978年,从年份上来说,是属于他们的高考年。当时的高中为2年制教学,政策出台之际,彭澎所在的学校没有应届毕业生可以参加高考,因此高一的学生均获得了一次提前参加高考的机会。提前参加不意味着提前入学,只有高考总分高于录取线20分,高一的考生才能够搭上这班77年的大学顺风车。因为这项规定,1977年彭澎所在的高中,全校考生只有两三位学生率先进入大学。



在父亲的耳濡目染下,彭澎七岁开始读四大名著,12岁以《红楼梦》为终结,结束了对四大名著繁体竖排本的初次探索。“当然没有读得很透,可能我甚至还没有读明白三分之一。”谁曾想,“舞文弄墨”的父亲日常的举止,让一个7岁的孩童自发阅读。也许正是人生稚嫩时期5年的文学积淀,埋下了他对书本的热爱且延续至今。持续的读书为他打下了比一般人牢固的文学基础,也让他在高中时期作文稳居班级第一。


升入大学,彭澎在一篇文章《路灯下苦读的岁月》中回忆自己读书的场景:在路灯下把《古文观止》内的篇目悉数背下,更别说唐诗宋词。大量的阅读增强了彭澎高考前的信心,入学后,却没能成为彭澎自信的底牌。


因为即使是阔别课堂十年,“老三届”的文学素养同样毫不逊色于刚从课堂中浸润出来的他们。令彭澎更感意外的是,年龄大的同学在下乡中积累的社会经验使得他们可以与老师进行高契合度的对话,这无疑罩住了年龄较小的这一帮“嫩犊子”。彭澎坦言:“同一时间真的觉得有代沟。” 



那是一个对书本如饥似渴的年代。“家里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房子也是公家分配的,全副身家就是书,其实也是一种观念,觉得一辈子能够依靠的就是这些书。”十年的时间剥夺了太多读书的机会,因此当时大家都是白天争先恐后地往图书馆借书,晚上便在自习室里一群人聚在一起阅读。有些学生为了能够多借几天书,还会和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搞好关系,把借出来的书分开来传阅,这一读便是通宵。黄皮的《汉译世界名著》是他们诸多喜爱的书之一,当时出一本便买一本,而谁先抢到了书,就会成为同学们心中的“牛人”。西南政法大学重视辩论,读书和辩论就此组成了西政人的日常。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孕育了“78西政现象”。1978年恢复高考招生后,全国政法院校只有西南政法招收了一整级的法律学生,再加上北大吉大各招了几十位,全国上下的法律系学生不超过500个,因此这一批人在中国法律界后来的发展中成为了公检法还有大学法律教育的中流砥柱。“现在我们最高法院开院务会议,都好像是开同学会一样”,彭澎的语气里透露出自豪和欣喜,这是属于西政人一直以来的骄傲。



但这样的现象不会再有了。彭澎谈及此事,客观地评价了当时的格局。因为高考不会再突然取消,同时也不会有积压了十多年的学生,它是特定时期的特定现象,对这段历史断层的高考岁月,只能任它前行。西政的未来还是在西政人自己手中。


在中国人民大学读完研究生的彭澎,重新回到西南政法大学任教,教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史。往后的岁月里,有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了解到广东有一群人想要成立中国的智囊公司,其实就是“广州软科学公司”。他突发奇想,也许这辈子还可以做一个智囊,找到一个智库,像当年看《三国演义》里最喜欢的人物诸葛亮一样,替别人出谋划策。不安于现状的他来到广州,来到了市科院,继续在让自己的方案变成法规的路上远去。只是偶尔想家的时候,还会炒一盘家乡的回锅肉。


以下是视频采访的文字版(滑动可看):

 

Q:什么时候通知你们可以高考的?

A:77年我们刚到高中,学校通知选一批成绩好的参加高考。但我们读高中时候,就已经有点注重读书了。我们那个年代学习气氛不浓,真正认真读书的人不多,整个学校没有读书气氛,但少数人可能家里是知识分子,又有学习的慧根,所以注重学习。77年的时候我们没有应届生,就把高一的学生参加77的考试,全班不超过5个参加了高考。我们达到了录取线,但是规定要超过20分,才能读77级,没有超过只能等第二年,全校最后高一考上77的只有两三个。到了78级,考上了重点的线,如果说考不上,还有可能赶末班车去上山下乡。我们的同学中还有少数去了。那时候有一些灵活政策,不当知青就可以顶替父母,这样就不会去下乡。


Q:那你的学习历程还是挺完整的。

A:我在小学高年级,上面没有年级,初中上面没有年级的,因为高中恢复后,上面没有年级的,都是只有我们一个年级。当时的老师都是临时招过来的。


Q:你上的是哪所大学?

A:我读的西南政法学院,当时所有政法院校都被取缔,图书馆、行政管理人员还在,被分流的老师还在,所以我们是全国第一个恢复招生的政法院校。

 

Q:你当时是有学工还是在学农?

A:当时学工学农都有。学工是缝纫机,当时打一些卖冰棍的纸袋子,学农是农村摘豆角、水果。因为我是班上的文体委员,所以就参加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农村更多的时间是给农民演出。在学农的过程中,稍微算偷懒的那种。学农我们住在“通铺”,所有人睡在一张床上,经常晚上打打闹闹,大家很享受那种基地生活,因为觉得很好玩,没有当过知青。在学校没有住学,有那么一个机会住在一起,觉得很好玩。

 

Q:你对高考有信心吗?

A:因为在班上是佼佼者,作文都是第一,所以高考对我们来讲很有信心。但是进了大学就觉得自己不是佼佼者。我选择的是文科,往届和应届的差距不大。尤其上哲学、政治经济课,一点优势都没有。而且我们学校特别讲究辩论,到了大学之后,觉得大家差距不大,全班没有一个女生比我小。

 

Q:班上的年龄差距会不会比较大?

A:感觉是大家照顾我们,同一时间真的觉得有代沟。年龄大的,耽误了一些时间,但学习中优势感很明显,他们可以和老师对话。写文章有逻辑,有观点。很多同学是带薪学习,吃的东西也比我好。开始食堂发粮票,两年后食堂有了小灶,他们就可以买小灶了。这个也和我们不同。有的穿着军装,也有补贴,所以这里面也是有优越感的。


Q:当年高考是怎么进行录取工作的?

A:当时是先填志愿。学校的招生特别,只有一个政法院校恢复招生,所以我们绝大部分人填志愿都把这个学校填到第五志愿,本来是最后的,但是录取的时候,因为这个学校是国家第一批恢复招生的学校,列为司法部的重点院校,它被放在了提前批的位置,首先录取。只要有任何人报了这个学校,不管你报的是第几志愿,全部先剔出来。全国每个省平均不到十个人被拎起来,所以成了全国的一批很厉害的精英。第一批毕业的毕业生,每个省被分配5、6个人,因为绝大部分去了北京,广东或者四川重庆,每个省就几个人,所以这里面出了很多各个地方中级法院,高级法院的院长。现在我们最高法院他们经常开院务会议,都好像是开同学会一样的,高院的副院长好几个都是我们的同学,就是出现了这么一种奇特的情况。


Q:被这个专业录取时你心情如何?

A:被录取的时候我是非常不高兴的,因为那个年代是很特别的,我们这些人在那个年代都被叫做文学青年,喜欢的是文学和历史,甚至的人填志愿最差都是填图书馆系。当时全国有两三个都填了图书馆系。我们觉得只要跟书沾上边的就是好的专业,所以第一肯定是中文系,第二肯定是历史,第三就是图书馆系,这就是我们最好的专业。但是读书以后发现,那个年代有幸读了政法的,而有意识要填政法的人,就是最厉害的人,因为那个年代没有人有法律这个观念,竟然有人想去读法律的,他这人是很特别的,但是我们很多人完全是被生拉硬扯读了法律。

我们总共有12个班,我们全校就是这12个班,也没有太多的学院。我们那里出了很多法学大家。


Q:你觉得当年的考试难吗?

A:回想起来,考试难度适中,就还是自己能答上的,但有些是课堂学习当中没有的,需要靠平时的积累,因为那时候没有学校会为了高考而进行复习准备。

因为我选择了文科,是考了数学的,但是理化没考,所以我当时数学成绩很好的。历史和语文这些主要是靠平时积累。

 

Q:你文化课好也有父母的影响吧?

A:我觉得,可能是有父母的影响。因为我父亲是喜欢舞文弄墨的,他经常写文章,家里也有些藏书。我从七岁,也就是从读书开始,我就开始读四部古典小说了。我七岁开始读《三国演义》。《三国演义》那个时候是竖排本的,而且是繁体字的。竖排的,我都飞着读的,因为有很多字看不懂,也理解不了意思,但是我跳着读,就把它看完了。

看完以后,第二本好像是《西游记》,《西游记》看完了我看《水浒》,大概到12岁我就看《红楼梦》了,那么大概是7岁到12岁我把这四部小说读完了,而且是繁体字竖排本的。

我基本上读初中的时候我就读了这四本,当然没读得很透的,四本书成了我文学的底子,而且很多古典故事我都知道了。也不是全知道,可能我只读明白三分之一,甚至还没有。现在有很多解说《西游记》的,才发现它竟然那么深,虽然那个年代我们可能没有理解得这么深,但是毕竟有这些基础。

后来到了读大学的时候,我记得我还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在路灯下苦读的岁月》,记我在路灯下面背的书。我差不多把《古文观止》从头到尾背过一遍。现在记不住很多啦,但我还记得其中的一些词句。

那是有意识的,读大学以后我一个是《古文观止》,还有一个是《唐诗选》,《宋词选》,这些一本本一首首地读。有些后来很有名的人物都在周末的时候练毛笔字,我们那里有很多有名的人物在读书的时候晚上经常在那个教室里面一起读书的。比如说现在有我们最高院的那个副院长杜万华,那个时候自己拎个水瓶到教室里面去读。还有一个在我们隔壁学校,现在四川外语大学的那个很有名的叫刘小枫,也是跟我们一起,我看他整天拿着那个黑格尔、康德那些书做笔记,一本本的,那时候读书很死,也没什么很多参考书,就是对原著很耐心地一句一句地读,然后做笔记,甚至摘抄一些名句这样下来,那时候读书的办法是很死很老土的办法。


Q:那时候书多吗?

A:没有什么太多参考资料,经常是图书馆大家见着有什么好书来就传阅,传阅得什么情况呢,就是有可能有很多人在通宵地读,然后新华书店出现了一个叫《汉译世界名著》,黄皮的,出一本我们就买一本。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谁抢到了书,在班上里是很牛的,没有抢到的会借来看,所以那个《汉译世界名著》出一本我们就读一本。无论是哲学的,政治学还是经济学,那我们真的是叫博览群书。

图书馆有的书,经常会被大家去跟图书馆的那些工作人员搞好关系(借来看),多借几天,多流传出来,然后反反复复地传阅,是这么一种如饥似渴地读书,但就是真的一个是大家以前觉得时间被浪费掉了,想抓紧时间读回来。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那个年代,从现在来讲就是生活相对比较贫乏,出来就看看电影,没有了,也没有什么卡拉OK,也没有上网。电视是读到后面的大概三年级才有黑白电视放在那个楼道里面看。没有这些东西,所以只有读书是我们的乐趣,读书,和大家辩论,聊天,这就是我们一个学习的氛围。


Q:高考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A:对我来讲,高考没有那么重要,因为我们觉得好像从那个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就过来了,过来了我们后来就考研究生,考博士,都一路考,而且我好像认为自己很善于考试,而且后来在广东考领导干部,我在那个全省考了第一,就是笔试文试科,所以我觉得考试对我来讲好像不是什么东西,也不用太花心思去记考什么东西。

 

Q:你很擅长考试,也很爱读书。

A:我可能说起来是受父亲的影响,就是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才是我们发展进步最基本的东西,那个时候我们真的叫做是无产阶级,家里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可能就一个收音机,一个小风扇,电子的东西就这两个东西。其余是书,书才是有价值的东西,所以说我们能够寄托的自己的全副生命,身家的就可能是书。

没有太多,也没有房子,房子也是公家分配给你的,也没什么财产,所有就是书,那个年代我们是这么一种观念,觉得这一辈子能够可依靠的就是这些书。


Q:西政的情况?

A:第一个就是我们跟七七,七八级现象有关系,因为从66年开始,到77级是积压了12届,到78是积压了13届,那么这么积压的十几年的人才,在一年两年里集中爆发,这是一个77,78现象。

第二个就是那个西南政法大学还有一个政法的现象,那时全国没有公检法的院校。78年只有这一级,只有这一级大概是全国招了426个人,除了426个人,只有北大,还有吉林大学,招了几十个法律系学生,那我们这个群体几百人,那里只有几十个,那么这个形成了很庞大的挤压效应。

那么学政法的人,全中国加起来不超过500人,就那么多人。第三个奇特现象是,这班人毕业的时候遇到了“干部四化”,其中的“一化”是很多人做不到的,就是,知识化专业化,这些是很多人做不到的。

年轻化可以还找个年轻的,但是他们没有读过大学就没知识。那个时候没读过大学,那个年代好像是叫做中专生,那个年代中专生就叫知识分子。现在可能大学都不一定叫知识分子,那个年代就是中专生,那如果读大学出来,那就真的是像高级知识分子的感觉了。

那个时候读大学我们戴个校徽走在马路上很多人看着你的,戴个校徽,那么我是三种校徽我都戴过,本科生校徽,研究生校徽,老师的校徽我都戴过,那么他们一毕业就是四化。

然后建立干部第三梯队,那么这些人很迅速地占据了领导层的至高点。因为法院,检察院,公安局然后成了国安局这些都要用人。这批就是他们认为是最有知识的人,那个时候年代有学的东西比现代也没学到东西,都是靠自觉,但毕竟第一批就是有这么一个特殊的时期。

然后又出现了我们开始讲法治了,一学法律的不光是在公检法系统,甚至是在其他系统也会重视了,比如说是政府系统,成立法制办,国务院成立法制局。其他的什么中央军委,全国人大,也成立这些法制机构,我们一下就记住,这样会导致我们统计我们这一级是400多人,有十五六个省部级干部,后来第一次评大法官大检察官时,差不多全中国的大法官大检察官一半都是出自西政。

而且这些人不仅这样,他们在后面恢复法律专业的学校里面很快就成为最早的一批老师,最早的一批硕导、博导。无论是中国政法大学,北大,清华,都布满了我们这些同学,他就成了那个法学教育的权威,所以这样形成了一个像78现象。

后来那个媒体有很多的讨论,第一篇写这个是《南方周末》,写了之后发现这确实是一个现象。甚至海外的大学,美国有一个大学专门研究法律人专门来研究西南78现象,他写论文,专门在我们学校住下来写论文,去研究这个问题,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所以我后来发现这种情况在中国只出现了几个,第一个是黄埔军校,第二个是西南联大,第三个是西南政法78级,因为专门一个学校一个群体的研究这在中国不多见,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案例,我相信今后也不可能再有了。因为这种历史不太可能再重复了。


Q:你什么时候分配的?

A:82年,我没分到系里面去,分到马列主义教研室,我教过的84级85级现在出了很多人才,后来很多在我们广东还是很多大学的院长级的人物,甚至还有拿到”长江学者“的,原来听过我的课的。

我那个时候是个21岁的大学毕业生,后来,我教了两年书,调动回了我的母校,开始做外事秘书,虽然那个时候就是英语也算不上好,但是在那个年代算好的,所以西南政法大学的外办是我一个人创办的,我引进了西南政法大学的第一个外教。我本来那些同学,直接又读了西南政法的研究生,这很有趣的,就我们本科我们是同学,但由于我后来当老师,我回来又当校长办的秘书,我来安排外教,所以他们见到我的面就叫我彭老师,现在他们都是高院的领导了。后来我又去人民大学读研究生,毕业以后又回到母校去了,我就教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史,很多现在成了有名的法官我都给他们讲过课。


Q:你接下来去了哪里?

A:到了90年我才从西南政法调动到广州市省科技院,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广东出了两个人物,很有名的,一个叫于佑军一个叫黎元江,他们写了一本书叫社会主义十八年,李元江是我的人民大学的系友,他们把那本书拿到学校来宣传,那个时候我在学校读研究生,我一看,还能这样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用章回体来写,我觉得很稀奇。

我慢慢地了解到原来广东有一班人,他们想成立中国的智囊公司,这个我也没听说过,没想到竟然能在中国生成,后来回想起来这就是中国的第一个新型智库。


Q:后来呢?

A:后来我就觉得,说不定我这辈子也可以做个智囊,因为我年轻的时候读书,第一本是三国演义嘛,我最喜欢的就是诸葛亮,我觉得刚好找到一个智库,给别人出谋划策,像诸葛亮一样的人物。

可能就是潜在的影响,到了后来我就想给政府出方案,我的方案能够变成为政策,能够变成为法规出去,我觉得这样就很有成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