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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儿媳披露的朱德暴亡内幕

华商内参2020-04-28 04: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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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为苍生说人话,不为君王唱赞歌。

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佞幸覆乾坤。



作者:周海滨

来源:《同舟共进》

原题:《忆爹爹朱德及康妈妈》


朱德死因成谜,外界流传“意外”感冒和“投毒灭口”不同版本。朱德唯一儿子朱琦的夫人、年过八旬的赵力平在接受采访时,证实朱德“意外”感冒情节,并表示随后的医疗组治疗时,“打这个针可能不利,可能越打越坏”,但医疗组拒绝换药。朱德在“意外”感冒十余天后不治身亡。


1973年8月7日,朱德在北戴河


“文革”中,康生、戚本禹等煽动“批朱德”


2011年11月20日,北京玉泉路国防大学对面某公寓,一位年过八旬的老人出现在自己的住所外。她就是朱琦的夫人、朱德的儿媳妇赵力平女士。在寓所楼下,赵力平见到朱德生前身边工作人员袁存建,两位老人高兴得拥抱起来。赵力平虽然身材偏瘦,但精神矍铄,说话娓娓道来,对于唏嘘往事非常释然,“想得很开”。此时她正忙于筹备12月1日举行的朱德诞辰125周年纪念活动。下为赵力平女士对往事的忆述——



1959年6月30日,爹爹去庐山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原以为是一个普通的工作会议,就带上了还没上小学的和平,并打算等学校放假后,让康妈妈再带两个孩子一起来爬庐山。可会议开到一半他就打电话给康妈妈,让他们别来了。


1950年6月,朱德和周恩來在全國政協一屆二次會議上


爹爹在会议上对“大炼钢铁”和“大跃进”提出了尖锐的意见。万万没想到庐山会议风云突变,由“纠左”转为“反右”,成了批判彭德怀的大会。


回京后,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爹爹又被林彪攻击。林彪说:“人家称他为总司令,他还心安理得地答应呢!他够当总司令的资格吗?他根本不配!我们的总司令,是我们的毛主席。”他还指着爹爹说:“你这个总司令,从来没有当过一天总司令。不要看你没有本事、一天到晚笑嘻嘻的,实际上你很不老实,有野心,总想当领袖!”


刘铮、朱德、朱敏和康克清的合影


1966年5月4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此时,毛泽东还在南方,会议由刘少奇主持,爹爹成了彭、罗、陆、杨之外的重点批斗对象。康生说:“我看你虽然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还没有入党,还是党外人士。”在他们的鼓动下,一些人开始对爹爹大加挞伐,有人说爹爹是“党内最危险的人物”,有人说爹爹是“党内的一颗定时炸弹”。


1966年11月下旬的一天,造反派冲进了爹爹在中南海的住所。当时他在玉泉路的住所,并不知情。家里只有康妈妈、和平以及两个工作人员。康妈妈做了简单布置后,让和平呆在屋子里不要出来。冲进院子的造反派理论不过康妈妈,就在屋外大喊“滚出中南海!”


第二天,爹爹赶回来,看到满墙满院的大字报,地上都用石灰刷着“打倒朱德”、“炮轰朱德”、“朱德是黑司令”等大字,气得用手杖敲打着地面,愤怒地说:“除了‘朱德’两个字,剩下的简直是一派胡言!”


1958年6月,朱德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發表講話


情况很快报告到毛泽东那里。1967年1月18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碰头会上说:“朱德在国际国内是有威望的,朱德还是要保的。”但“打倒朱德”的恶风并未就此止住。


我儿子和平对这一段比较清楚。1967年1月21日,戚本禹在全国政协小礼堂对中国人民大学的红卫兵头头说:“你们要把矛头对准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要以为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就完了,还有呢!”看到红卫兵有些不解,补了一句:“还有朱德!他是大野心家,是一个大军阀。他一贯反对毛主席,你们要把他揪出来,批倒批臭!”


“怎么个批法?”有人发问。


“这还用我说吗?你们人大不是有个走资派叫孙泱吗?他给朱德当过秘书,你们可以通过搞孙泱的问题,把朱德的问题搞清楚嘛!”孙泱是孙炳文烈士的儿子,从抗日战争开始就在爹爹身边当秘书,建国后曾任西南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后来调到中国人民大学任校党委副书记。


1965年4月21日,朱德迎接朝鮮首相金日成


人大的红卫兵听了这些话,如获至宝。返回学校,立即组织人马写大字报。“新北大公社”的头头聂元梓听说人大“批朱”的消息后,打电话向她的后台康生询问:“人大红卫兵批判朱老总,是不是中央和中央文革的精神?”


康生很狡猾:“怎么说呢?形势在发展嘛!问题也越来越清楚了。你们自己搞就搞成了,要说是我让你们搞的,就搞不成了,你们自己决定嘛,我给你们说多了不好。”聂元梓心领神会,放下电话便急不可待地召集手下人开会。他们搜出了刘白羽解放前写的《朱德将军传》复写稿,合伙炮制了《篡党篡军大野心家朱德的自供状——揭穿〈朱德将军传〉的大阴谋》、《历史的伪造者反党的野心家——再揭〈朱德将军传〉的大阴谋》,两篇文章相继刊登在《新北大报》上。随后,他们又将该报加印了五十万份,散发到全国各地。


1965年7月1日,朱德和鄧小平、彭真為北京地下鐵道開工破土


除了爹爹周围的人纷纷受到牵连,身边的秘书等工作人员被批斗,连我在天津房管局工作的父亲也被揪了出来,被关了半年多。我的行政职务虽然没被剥夺,但每天晚上被勒令“交代问题”,深夜一两点钟才能回家。朱琦因为是朱德的儿子,受到的批斗更为严重。


与董必武比长寿


1969年10月,以“加强战备、疏散人口”为由,80多岁的爹爹和一批老同志离开北京,他被指派到广东从化,康妈妈随行,所有消息被封锁,不得离开住所。


这样的状况直到1970年7月才结束。为了筹备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爹爹和康妈妈回到了北京,住在北京万寿路的“新六所”,再也没有回中南海的住处。爹爹说:“既然出来了,就出来吧,不必回去了,孩子们人多,进进出出也不方便。”


我和丈夫第一次到“新六所”看望他们,带上了几张大字报给他们看,刚张口说:“你们在广东的时候,听说……”话还没说完,康妈妈连忙用手示意我不要讲下去,指指桌子底下,附在我耳边说:“别说了,说多了不好。”我才明白她担心家里安了窃听器。


1975年1月13日,朱德主持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


至于是否真的有窃听器,我们并不清楚,但这种担心并非毫无来由。爹爹身边的秘书全部被赶走或打倒,由林彪办公室重新安排了工作人员。


1976年6月21日,爹爹按时来到人民大会堂。这天的日程安排是会见澳大利亚联邦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时间到了,但外宾还没到,外交部也没来消息,他只好在休息室等候。工作人员急得四处打听,最后才被告知,会见时间推迟了,但之前竟没人通知。爹爹一直等到外宾来,坚持到会见结束才回家。


他独自在冷气开放的大会堂呆了近1个小时。回到家中不久,便感到身体不适。


当时中央专门为爹爹成立了医疗组,组长是中央军委副秘书长苏振华,副组长是李素文。成员有姚连蔚、吴桂贤、刘湘屏等。刘湘屏是当时的卫生部部长、谢富治的老婆,同江青关系密切。她在三楼住,每天都要来看爹爹一次。妈妈说:“她的态度和神情,都使我感到她对朱老总缺少真诚的关心。有一次,我听见她问负责朱老总医疗的主管医生:‘还能拖多久?’”大夫说反正现在正在抢救,情况不太好。


1976年6月21日,朱德會見澳大利亞總理馬爾科姆·弗雷澤


刘湘屏和江青去看望爹爹。江青说:“总司令好!”总司令没吭气也没抬手,没反应。后来江青又说,“总司令,毛主席让我来看你。”她一说毛主席,总司令举了举手。我的女儿是医生,跟奶奶提出来,说爷爷打这个针可能不利,可能越打越坏。康妈妈就跟医生说这个药是不是换换,他们不听,说是专家组织的意见。 7月初,爹爹已报病危,但神志还比较清醒。一天,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来看他,爹爹本来是闭着眼睛的,听说先念来了,立即睁开,两人紧紧地握手。爹爹缓缓地说:“生产为什么不能抓?哪有社会主义不抓生产的道理?要抓好!” 7月5日这天,李先念、聂荣臻、王震、邓颖超、蔡畅等来医院,康妈妈贴着爹爹耳朵告诉他,他吃力地睁开双眼,想和他们说话,但张了张嘴却没有发出声音;想和他们握手,但胳膊微微动了一下,却没有抬起来。


其实,爹爹平时身体很好,不吸烟也不喝酒,喜欢运动,每天还做自编的体操,自己吹着口哨掌握节奏。谁也没有料到,会因为这次接见外宾的“意外”引起感冒而去世。



我想起当年爹爹和董必武先生之间的一个玩笑。董必武晚年不大运动,基本上是将自己关在书房里,甚至整天不出门一步。董老不出门,爹爹不免担心,就去看望。两位老人见了面,没有多余的客套,爹爹“开拳便打”,说:“老进士,你,不行啊,生命在于运动啊!” “老总,你怎么知道我不运动? ”董必武举举手中的毛笔,“我一刻也没闲。”


爹爹摇摇头说:“写字和运动怎么一样?这样吧,我教你一个在家便能做的运动,肯定能助你长寿。”爹爹放下手杖,开始吹口哨,演练自编的那套体操。练完后说:“怎么样,进士? ”“嘿嘿! ”董必武笑了,“我看戏可以,演戏不行。”


“唉,我担心你活不到90 岁。”


“我们比一比嘛! ”


“不比不比,横竖你活不过我。”爹爹摇着头告辞走了。


爹爹每天做他的体操,吹他的口哨,董必武每天练他的大字,各自持之以恒。

1975年4月2日,董必武逝世,享年90岁。1976年7月6日,爹爹逝世,享年也是90岁。


— THE N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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