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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村(散文)

心灵天舟2021-06-10 11:45:02


在老村,留下我太多欢笑和泪水的,莫过于我家的老屋。老屋是农村常说的“八树屋”,加之我家地势高,显得很是气派。老屋青砖飞檐,冬暖夏凉。特别是夏天的夜晚,在院子里放张竹床、一张摇椅、几张小凳,手里摇着蒲扇,大人们在一块谈天说地,我们这些小孩子则互相追逐打闹,玩累了,就躺在摇椅上看星星,直看到上下眼皮打架,然后进入甜甜的梦乡。夜凉如水时,父亲便轻手轻脚地把我抱进屋去睡,而我一旦醒来,往往是断然不肯进屋的。


 


       

之所以称“老村”,是因为她已经荒芜,成为一处人迹罕至的废墟。取而代之的,是远处楼房林立的移民新村。移民建镇在让老村人远离洪涝灾害的同时,也让老村成为了一段戛然而止的断裂史。而自此以后,那个承载了我的童年、我的少年的亲切的老村,只能隐隐约约地在我的记忆中闪现。


 


在鄱阳湖畔的古县渡镇,“程”是第一大姓,程姓村庄自然也就最多,而我的老村即是其中之一。


 


老村有个很动听的名,叫“燕坞里”。我不知道这个名字的来历,我只记得,老村的燕子很多,似乎家家户户的屋梁上都有燕子窝。老村的名字是否与此有关,就不得而知了。


 


老村的地貌属于典型的丘陵地带,从东到西呈w形,200多幢瓦房高低夹杂,落差非常大。老村依山傍水,昌江河在村前迤逦而过,村后青山苍翠,连绵不绝。山上不仅有很多野鸡野兔,还经常有野猪、豺狗出没。春天,一丛丛映山红怒放满目;秋天,各种野果挂满枝头;那种吃得舌头黑紫黑紫的果子,是孩子们的最爱。


 


我家的老屋处在老村正中的位置,前面一幢是绍礼叔的房子,他家的屋檐正好和我家的院子持平。那时候,少不更事的我,经常往绍礼叔的屋瓦上丢小石子,在那种清脆的撞击声中寻找惊悚的快感。在绍礼叔奔出来缉拿罪魁祸首的一刹那,我每每逃得无影无踪。但是我依然能清晰的听到他老婆“梅秀婶”在远远的地方大声叫骂:“我昨天才补的漏,是哪个发起疯的……”


 


老村坐北朝南,一条比较宽敞的土路,便是老村连通外界的主通道。老村入口处的一段土路,中间铺着青石板,两边留着窄窄的路肩。技术不好的,如果在路肩上骑自行车,往往是晃晃悠悠,极易摔下稻田。


 


老村前有两口水塘,一座拱桥把水塘分隔开来。水塘的水很浑浊,村人洗衣服、洗菜、洗澡甚至洗尿桶都在其间。尤其是夏天在水塘洗澡,一下水,身上便长满了“毛”。一到黄昏,水塘便开始热闹起来,小孩们在这浅浅的、浑浊的水塘里快乐地嬉戏,像旱鸭子样到处扑腾,水面忽而又冒出一个小脑袋。大人们是不屑下水扑腾的,他们一般是走下塘后,就站在那儿,用毛巾擦胸、搓背或伸进裤衩内擦洗下体。这时候,身旁的青石板上往往有女人在洗衣服,他们不仅不避嫌,还会趁机开些夹荤的玩笑。


 


老村人去县城,叫“下府”。那时候,交通极为不便,下府没有汽车,只有老村人称之为“汽划子”的轮船。记忆中,“汽划子”不仅是下府的交通工具,而且兼具钟表功能。“汽划子”每天两班,从凰岗驶出。开到老村河段时,早上那班是8点钟,中午则是13点。“汽划子来了,昼子时了。”这是老村人经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言下之意就是已经到中午了,该收工的收工,该做饭的做饭。


 


在老村,留下我太多欢笑和泪水的,莫过于我家的老屋。老屋是农村常说的“八树屋”,加之我家地势高,显得很是气派。老屋青砖飞檐,冬暖夏凉。特别是夏天的夜晚,在院子里放张竹床、一张摇椅、几张小凳,手里摇着蒲扇,大人们在一块谈天说地,我们这些小孩子则互相追逐打闹,玩累了,就躺在摇椅上看星星,直看到上下眼皮打架,然后进入甜甜的梦乡。夜凉如水时,父亲便轻手轻脚地把我抱进屋去睡,而我一旦醒来,往往是断然不肯进屋的。


 


孩提时代,最盼望的就是过年。一般是腊月二十几,家家户户都会接裁缝上户做衣服。我家屋前的大伯就是裁缝,每次上户,他都会带个徒弟来。徒弟负责踩缝纫机,他自己负责裁剪。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大伯用粉笔在布匹上划线和叉叉,还有嘴里含着一大口水,鼓着腮帮子,然后“噗”地一声往布上喷。


 


一般从腊月二十三开始,老村的年味就日渐浓厚。那种浓浓的年味首先就从老屋的灶膛弥漫开来。制冻米糖、炒瓜子、煎“春粉皮”……柴火噼噼啪啪地燃烧着,菜油的香味浸润着鼻腔,大人们忙前忙后,小孩子则跑前跑后,快乐地嬉戏着,冷不丁抓把吃的放进口袋,大人看见了,便嗔怪着,扬起手作势要拍下来……那是一种十分温暖、温情的时刻。尤其是制冻米糖时,一口大脚盆放在厅堂,刚出锅热腾腾的冻米糖倒进去,垫上几只麻袋,一个强壮的大人扛着一个大人,上面还骑上一个小孩,结成人梯使劲踩踏。那时候,孩子们格外兴奋,都争先恐后、叽叽喳喳闹腾着要骑上去。


 


老村、老屋也留下了我太多关于死亡的恐惧和记忆。母亲撒手人寰时,我才3岁。奶奶一把屎、一把尿拉扯我长大。记忆中,裹着一双“三寸金莲”的奶奶,特别爱整洁,无论是梳头还是穿衣,总是熨熨帖帖。快70岁时,一口雪白的牙齿还整整齐齐。说起话来,总是在情在理,让人捉不到短处。奶奶中年离异,爷爷做了同村的“倒插门”。奶奶则独自一人,在对河的刘凤嘴村开店。因为我娘的去世,奶奶才不得不放弃她心爱的小店,回到伤心的老村、回到熟悉的老屋来继续当家作主。


 


奶奶在世时,被村人视为最“恰嘎”(能干)的女人。那时,我们家的日子虽然过得节俭,但却很殷实,家里来人来客也特别多,奶奶的威望村人无不折服。每每出去喝喜酒,奶奶总是替代爷爷的身份“坐上”,我是奶奶名副其实的“跟屁虫”。每次出去做客,不是跟着奶奶坐土推车就是坐船。跟奶奶去做客,无疑是我童年最快乐的一部分,因为有好吃的、好玩的,还可以穿过年才能穿的新衣服。


 


我从小就叛逆、淘气,为此没少遭打。打我的人只有一个,就是如同佘太君般的奶奶。 她总是拿软软的竹条,抽得我如弹簧似地上蹿下跳,鬼哭狼嚎。每次挨完打、跪过毛主席像之后,我就偷偷地在一张纸上写写划划,写些诸如“老不死的老太婆”之类的泄愤,还犟着不吃饭。这个时候,奶奶怕我饿坏了,往往软硬兼施,变着法子哄我吃饭。比如在米饭里埋两块肉或一个荷包蛋。一般情况下,在抗拒几个回合之后,我都会一边抽泣着,一边接过饭碗。


 


与奶奶的铁腕持家不同,父亲则非常慈祥、和善,从来不打我。我的哥哥们似乎都不大喜欢读书,只有我嗜书如命。与现在的书籍当垃圾卖相比,那时候的书籍实在是弥足珍贵。每弄到一本书,我都如获至宝,舍不得一口气把她看完,因为我害怕无书可看的日子。我家靠近大队部,那时候大队部有很多报纸,没书看的时候,我就去那看报纸。有一次,偶然发现大队部订阅的《解放军报》上,有长篇小说《李自成》的连载,我一下子就迷上了,每天都要往大队部跑。还记得我读高中时,我两个哥哥不约而同给我买回了一本小说——张恨水的《啼笑因缘》,那是我迄今为止,印象最深刻的一部长篇小说。


 


书籍让我的文学积淀日渐丰厚,只要学校举办作文比赛,我总是能够写出灵动的语言,每每获得第一名。父亲总是引为骄傲,人前人后每每要夸奖、显摆一下他的小儿子。父亲书读得不多,但毛笔字却写得很好。我看得最多的,就是他在新扁担、新箩筐、新风车等农具上,工工整整地写上他的名字,然后再写上一个“记”字和年份。我上初中后,父亲就开始让我写,尽管当时我的毛笔字歪歪扭扭,但父亲的眼神却始终蕴含着肯定和赞许。


 


父亲个子很高,腰板总是挺得直直的。父亲做起事来,不仅力气大、手脚快,而且不惜力。每次上山砍柴,人家挑一百斤,他就要挑一百五。回到家,身上的衣服就像水里捞出来的一样。夏天的中午,父亲一般都会光着膀子,躺在摇椅上歇响。这时候,我都会凑上去,轻轻地摩挲着他凸起的肋骨,一根一根地数着玩。


 


父亲喜欢开玩笑,人缘也特别好。小时候总见他和村里那些好胜的后生“挤棍”,且胜多负少。村里划龙舟,划“头浆”的,一准是父亲。


 


母亲去世时,父亲正当中年。村里村外,很多人都想为父亲撮合,劝他续弦,但父亲担心后娘对儿女不好,一直是孑然一身。


 


大哥充分继承了父亲的体能优点,虎背熊腰,18岁就开始扛“禾斛”,在田埂上走得虎虎生风。父亲50岁后,龙舟的“头浆”就像火炬接力一样,自然而然地交接到了大哥手里。而此前村里划龙舟,我们家经常是上阵父子兵,占据了一左一右两个“头浆”位置。


 


三哥的溺亡,是我心头永远的痛。三哥比我大4岁,性情非常温和,从不惹是生非。我读初中时,他读高中。逢年过节,都是三哥带我去走亲戚。从家里走到昌洲永平街舅舅家,差不多有10公里。一开始,兄弟俩手牵手地走,走累了,我就经常坐在地上耍赖,于是,三哥就背着我走一程、歇一程。


 


我和三哥同在镇上读书,因为是寄宿制,我们吃在一起睡在一床。一般一个礼拜从家里带两次菜,为了把菜省给我吃,三哥经常吃白饭。记得有一次,三哥和同学打赌,不要菜,吃了一斤米饭。打饭要挤着排队,每次我放学回到宿舍,三哥都把饭给我打好了,我端起来就吃。有一次,我作文比赛得了第一名,三哥就带他同学去看贴出来的光荣榜,充满自豪的说:“瞧,这是我弟弟……”


 


那时,奶奶在全村领头做麻绳、棕绳生意。于是,我便经常有机会跟着她“下饶州府”去玩。为了补贴家用,三哥回到家后,每天还得搓棕绳到很晚。因为没休息好,三哥上课时经常打瞌睡,为此没少挨老师批评,成绩也差强人意。他总鼓励我:“小五,哥是读不出来的,我们家就看你了。”


 


高考时,三哥名落孙山。尔后,大哥带他到莲湖乡做砖瓦。就是在这里,三哥和当地一名少女相爱了,俩人还照了合影。那张黑白照我至今还记忆犹新,是在照相馆拍的,背景是飞机舷梯的画面。没想到奶奶得知此事后,大发雷霆。因为她已经看中了本村一位姑娘,非逼着三哥娶她。


 


在奶奶的高压之下,三哥不敢抗争,唯有与初恋情人劳燕分飞,委曲求全地按奶奶的旨意结了婚。老实的三哥出校门才一年多就结婚,农村土话叫“狼不狼来秀不秀”,另立炉灶后日子便过得十分紧吧。


 


但即便如此,三哥还是时时刻刻记挂着我。有一次,他挑着自己挖来的莲藕到镇上卖,大约只卖出了三分之一,他挑着担子就到学校来看我,非要给我钱。见到三哥,我内心一阵酸楚,为他的婚姻、为他的境遇、也为家庭的现状。见我坚决不要他的钱,三哥只好挑着担子,郁郁寡欢地离去。望着三哥的背影,泪水早已模糊了我的双眼……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这次见面,竟成为我和三哥的诀别。得知三哥的死讯,老村人无不唏嘘“好人不长命……”


 


如今,身居城市的我,已经无法回到那个被文明肢解、被岁月埋葬的老村了。新村虽然有水泥路、清一色的楼房,但失却的是恒久绵长的风土人情。每次到新村过年,我都极力寻觅、使劲想嗅出那浓浓的、亲切的年味,可最终感受到的,却是泡了一碗方便面的味道。


 


每年的清明时节,我照例要来到亲人坟前祭祖。疯长的茅柴已经无人砍伐,几乎要把破败、矮小的坟墓吞噬。除了偶尔几声鞭炮在空旷的山间回荡,周围是死一般的寂静,茫然四顾,唯有那一丛丛啼血杜鹃,让我的灵魂在空洞的游移中,触摸到一点生命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