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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功教我学书法】连载03:果园从师

湛德国学研习会2018-10-24 15:26:22



(《启功教我学书法》书影)




(陈启智先生与启功老师合影)




果园从师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二年级的学生。同其他高等院校一样,“文革”前半段,我校也经历了由动乱到内斗,又到落寞,闲散的过程。


起初是造反。我校的造反派积极响应北京大学张贴全国第一张造反大字报的号召,停课搞运动,大字报铺天盖地,建立造反组织,着力批判、斗争校党委、系党总支重要成员和“反动”学术权威。而后是中央派工作组进驻消灾灭火。接着,中央又撤销工作组。造反派重新得势,将运动向纵深发展大肆破坏社会秩序和社会良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上下合力,将所谓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拉下马。至今提起还让人痛恨的臭名昭著的烧砸曲阜孔林、孔庙的恶行,就是我校造反派当年引以为豪的“辉煌战果”。我校造反派组成的革命委员会成立不久,又从内部分化出另一个造反组织“造反兵团”,与之抗衡、争斗。斗争白热化了,就出现了“武斗”。“武斗”之规模愈来愈大,挂彩日增,局势已经难以控制。我校工5楼为“造反兵团”司令部所在地,遭到“校革委会”长达两周的围攻,断电、断水,后来发展到火攻和发射巨型弓弩,在大火和矢石的强攻下,防守一方伤者甚众。而拼杀到你死我活境地的交战双方就是昔日同窗,甚至是好友。而且都声称自己一派是真正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这实在令人费解又令人痛心!清华大学则更甚。两派学生上演了“百日大武斗”,再现了古战场短兵相接的混战场景。兵器为木棍、长矛、弓箭,后又加上了手榴弹、燃烧弹,喊声震天,勇猛无畏,先后有数十名学子倒在血泊中。杀得眼红时,竟然把中央派去制止武斗的工人也打死了,党中央连夜召集北京五大学生领袖开会,急派“工宣队”和“军宣队”入校,强制解散“武斗队”。后这几个学生领袖都被判刑。


经过长时间的折腾,师生们俱感身心疲惫,整年不上课,对批斗会也早已失去激情,每天除了学习《毛泽东选集》,就是报刊社论,其他书籍一概被斥为“封、资、修”,不准阅读。文艺舞台上只有八个样板戏,还有一张名为毛主席去安源”的革命宝画。当时流行一副对联:“天天难过天天过,日日无聊日日聊。”即真实又形象地反映出那时大学生空虚无聊的情态。


在这种形势下,运动初期挨整的知识分子,此时也由于无专人看管而相对自由了。老师们都被分散到各教学班去,因教室早已废弃,就到男生宿舍和红卫兵一起学《毛泽东选集》和报刊社论、开批判会。启功老师也不再每日给学生宿舍楼打扫楼道、清理厕所了,而是被分派到中文系一年级二班接受红卫兵监督、改造。我所在的班级是二年级三班,故与老师无从相识。命运真是不可捉摸,仅仅是一次普通的下乡劳动,便使我与启功老师结下不解之缘。


1969年秋天,学校工宣队、军宣队命令一批“挂起来”(“文革”中完全被打倒的称“牛鬼蛇神”,被强迫学习、劳动,随时批斗;还有半被打倒的,即准牛鬼蛇神”,虽然挨整,不断写检,交代问题,但有相对自由,一旦发现新问题,随时可以批斗、示众,就属“挂起来”)接受群众监督改造的老知识分子和我们这些有“问题”的和不求上进的学生去北郊清河农场参加收梨劳动。造反派及搞运动的积极分子均不在此列。


一天下午收工回来,我将草帽挂到窗户上,正准备洗脸,忽听得一口纯正的北京话说:“这个‘启和我名字的那个‘启’一个样。”我一回头,看见说话的是一位年过半百的老先生,身材不高,面庞方正,笑容可掬,正用手指着草帽上我的名字。我赶紧上前请教名姓。原来他就是我们中文系著名的教授、书法家启功老师。


当时,我们师生二十多人挤住在一间大破屋里。我和另一名学生睡床铺,所有老师都睡地铺。所谓地铺,如同旧时代大车店的通铺,屋内纵向分作两排,人们头朝墙面依次躺下,与对面地铺之人脚对脚,而脚与脚之间留有一条狭窄的通道,仅能容一人通过。人们一个紧挨一个地睡在上面,地上铺满麦秸,休息时将自己带的褥子展开平放在麦秸上,即成睡铺。不睡时,将褥子卷起,即见满屋黄金色。被褥上经常沾上稻草,需要随时摘掉。我走进屋里才发现,启功老师的地铺正在“风口”处,距大门不足半尺,阵阵秋风卷着灰土首先掠过老师的铺面。我当即决定将我睡的床铺与老师的地铺交换。老师初时不肯,说这是工宣队定下来的,私下调换不合适。但我坚持要换,说:“如果工宣队怪罪,我承担,因为是我提出要换的。”老师这才同意。细想起来,我对老师的帮助仅此一次,但老师却关爱、扶持我数十年,直至辞世。



(草屋示意图)


既认识了启功老师,我就与高智星、刘兴全两位同学(他们两人与我同系同年级不同班,我是中二3班他们是中二1班)商议向启功老师学书法。老师欣然允诺。从此,每天晚饭后,在昏暗的灯光下,我们三个书法爱好者就围坐在启功老师周围,听老师讲课。其环境条件之恶劣恐怕颜回先生在世都自愧弗如。几十人拥居一室,陋窗残壁。没有桌椅,师生都盘腿坐在麦秸垫子上;没有毛笔,就用钢笔或塑料笔;没有写字纸,我们就遵师嘱去小卖部买小学生用的方格本或横条本;没有教材,全凭老师的言教和示范。这课堂又时时被周围的响动所搅乱。咳嗽声,耐不住劳累困乏的打鼾声此伏彼起,再加上走动的、洗脸的、洗脚的、洗衣的……但启功老师却毫不在意,讲得兴致勃勃。他告诉我们:“写好汉字的关键是结构。毛笔字、钢笔字、粉笔字只是书写工具不同,把握住字的结构,什么字都能写好。”老师所讲汉字结构最重要的规律就是中心的确定,这个中心不像其他书法家所说的在字的正中央,而是在字的正中央偏左偏上的位置,就像人的心脏在人体中心的左上方一样。中心部位笔画紧凑、穿插匀称,而后向四方扩展,必然好看。此外还有一些辅助规律。我们听了老师的书论,顿开茅塞,练习起来,也觉得颇有长进。但当时谁也没有意识到,老师在茅草屋里所讲的竟是当时书法界最先进的理论,老师在膝盖上小学生横格本里写出的竟是中国首席书法家的优美字体。
(果园草屋授课,老师例字)


无论在中学,还是在大学,我写的字在班里还算是不错的,能排到前五名之列。一个女同学称我为“写字先生”,我还沾沾自喜。及至跟老师习字方知自身之浅薄。在老师的书法面前,自己的字实在劣弱不中于款,一无是处,原来颇为得意,自以为帅气的写法,恰恰是最丑陋的地方。意识到这天壤之别,我非常兴奋,因为我可以正本清源,从最基本之处开始学起,完全摒弃自己先前之谬误,而帮助我彻底改变的,能够圆我成为书法家之梦的又是中国书坛泰斗启功老师。以中国之大,爱好书法者不可胜数,但谁有如此机遇呢?我无疑是最幸运的人,也是最幸福的人。


一次学习后,我问启功老师:“您对书法有这么精深的研究,怎么不出本书供大家学习呢?”老师回答说:“中华书局曾经约我写一本,还预支了200元稿费让我买资料用。可惜运动一来,全都告吹了。稿费我也给退回去了!”老师怃然良久,又说:“把这些都教给你们也就行了。”一时间,大家也都语塞。


但老师脸上的愁云很快就消散了,在果园劳动的几十位知识分子当中,和黄药眠、钟敬文、陶大镛等同时被监督改造的全国知名右派教授相比,启功老师可说是最乐观豁达的人。一次劳动间休息时,启功老师见众人一个个无精打采,连说话声没有,便别出心裁地对大家说:“诸位可会蛤蟆跳吗?让我来做做看。”说着,只见他四肢着地,接着身体猛然向上一跃就在两手落地之际,双腿在空中就势一屈伸,又迅速回归原态。这个滑稽动作,顿时引起哄然大笑,在那政治寒潮时期,出现了罕见的欢乐场面。不知怎的,我心中却又涌出一股说不出的酸楚。


京北凉秋圆宿梦,一朝易席一生缘。

无台无墨无临本,绛帐奇殊绝艺传。




(版权声明:本公号连载《启功教我学书法》一书,经陈启智先生本人授权,版权归陈启智先生所有。)




陈启智先生简介



陈启智,北京市人,1945年生。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曾任河北省沧州师专中文系系主任、天津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教授。现为中国书协会员、天津书协名誉理事、中华诗词学会会员。


师从国学大师、原中国书协主席启功先生36年;发表学术论文多篇;出版了《汉字的艺术结构》《新米字格书写技巧》等书法研究著作;在启功先生发明的“黄金律格”基础上,创制新型写字用格——“新米字格”,并获国家专利;有多种字帖刊行于世;主编河北省中学《写字》课本一套;2000年4月在天津艺术博物馆举办首次个人书法展;2007年10月在北京荣宝斋举办个人书法展;2009年10月23日,央视《教育人生》栏目播放书法名家“陈启智访谈”节目;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和旧体诗,2010年出版自作手书诗集《尘露诗稿》;2011年出版学术专著《陆机演连珠译注评》。2016年出版字帖《启功、陈启智师生同书“千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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