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水性笔价格交流组

那些人那些事,一位百花文艺老编辑的忆往

昊文艺2020-11-19 11:59:31

上世纪80年代,百花文艺“小开本”散文系列的出版,在当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作为其中的参与者、亲历者,老编辑谢大光为我们打捞起与“小开本”有关的那些人那些事。

       1979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复牌独立建社(原来的“百花”社,只有编辑部是独立的),另外新成立了专出少儿读物的新蕾出版社。“百花”一部分编辑调去筹建“新蕾”,带我学做编辑的郭一尘也走了。还好,全家刚刚从农村落实政策回来的李克明,成了又一位扶持我的“百花”老编辑。克明也是老“冀中”,命运多舛,1957年,他已从北京通俗读物出版社调到天津。林呐社长爱惜人才,“百花”建社,还是用他做了编辑,《冀中一日》、孙犁《铁木前传》、梁斌《播火记》的出版,都有克明的心血。克明首先带我看望了孙犁,他们在冀中就相识。孙犁在散文中,对克明和他的妻子、一个根据地小学教师的婚姻,留下了一笔白描。这是1978年,孙犁刚刚恢复写作,头一次见面,光听两个老战友对谈,我只是简单回答了孙犁的几句询问,抽空打量这间被一排书柜隔断的大房子,不由喜欢起这里洁净的书香气息。告别时,孙犁说有空常来坐坐,从此,开启了孙犁和我二十多年的交往。克明还带我和另一位编辑李蒙英,去北京拜访了冰心。,列入“百花”复社后第一批“小开本”的出版。

冰心

        1983年,我离开亲手创办三年的《散文》月刊,回到百花文艺出版社第二编辑室,即诗歌散文编辑室,落实政策回来的老编辑董延梅任编辑室主任。老董是南开大学中文系上世纪50年代初的毕业生,为人严谨,处理稿件十分认真,后来提升为社里的副总编。散文一直是“百花”社图书出版的亮点和重头戏,老董想必感到了肩上的担子,下班后总是说离家近,处理稿子加班到很晚,这是位面冷心热的老大姐,对自己严,对属下要求也严,平日里不苟言笑,遇到面露笑容的时候,一定是撞见了好稿子。我不是科班出身,又没有受过正规编辑工作训练,,一旦恢复正常状态,严格三审制,要求编辑每天写工作日志,组稿须提前打报告,审稿要有详细意见,甚至写退稿信,都要先拟草稿,经二审改定后才可发出,差距一下子就显现出来了。对于老编辑来说,这些基本素质已成为日常习惯,我却要从头学习培养,心中自然有压力,也有些不甘,或者说逆反。老董其实明白我的心理,仍然耐心教我,对我字迹潦草的审稿意见仔细订正指点,哪里要详,哪里可略,发现错别字用铅笔一一改过。责编要为即将付印的书稿撰写内容提要,老董把关格外严,逐字推敲甚至全部推翻重写。“这是要印在书上的。”老董语气很重。这样的训练当时心里不太舒服,日后受益匪浅。二编室当时主要编两套书,一是重新恢复“小开本”散文的出版,既看重老作家的成熟之作,也着眼于中青年作家第一部散文集,再就是现代名家散文选集丛书。编“小开本”我不愁,《散文》月刊三年的编辑工作,结识了一批有实力的作家,作者资源充足,编起来选择有余地。另一套书就不然了。现代散文在文学史上被认为成就在小说、诗歌之上,可入选的名家多,却也容易编成一锅杂烩。“百花”的这套丛书独辟蹊径,入选作家不拘一格,以二十万字上下散文作品成书,所选范围尽可宽泛,选目则须体现选家独到眼光,选定后再撰写一篇万字以上有学术价值的长序,阐析该作家在现代散文中的特色和地位。

百花“小开本”部分散文集

  这套书从初版至今已三十多年,还没见有哪家出版社能够超越。如此高规格的要求,编者遴选必然颇费周章,最终入选的大都是高校、。这一切对于我来说都是崭新课题,根本搭不上手,老董看在眼里,把她刚刚组到的书稿《梁遇春散文选集》交给我责编。由梁遇春(1906-1932)带领进入浩博的现代散文世界,是我的幸运。这位一生仅仅经历了二十几个年头的作家,以总数不过五十篇的作品,凭着对独立思考的坚持,对散文小品特质的体悟,在群星璀璨的现代文坛占有一席之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小品文就是“从一个具有美妙的性格的作者眼睛里去看一看人生”。梁遇春还是位翻译家,最早(1928年)将英国小品成系列地译介到中国来,兰姆、哈兹里特、哥尔德斯密斯这些英国小品文大师的文集,“总在我的身边,轮流地占据我枕头旁边的地方”(《英国小品选》译者序),他的散文写作亦受到英国小品的影响,被称为“中国的伊利亚”。我当时的兴趣刚开始转向外国散文,梁遇春文字的趣味可说是甚得我心。《梁遇春散文选集》(鲍霁选编)1983年12月顺利出版,我眼前的视野放开了,又先后组织安徽大学方铭编《茅盾散文选集》,。,立足未稳,林非先生知道我在编现代散文,积极促成梦阳和我的合作,既为我组到书稿,又为梦阳日后职称评定、家属调动创造条件,算得是两全其美。1985年,蒙上海朋友支持,组织到施蛰存先生的散文选集,在我编辑现代散文的几年是个小高潮。这位长期遭到曲解、被称为“出土文物”的耄耋老人,30年代曾以“新感觉派”小说领风气之先,散文我还是第一次读到,深为自己孤陋寡闻而惭愧,也庆幸这么好的一部散文,能经过我的手介绍给读者。此前对于施先生的了解,仅限于他主编过蜚声文坛的文学期刊《现代》,所著小说多是耳闻。出书前后去上海两次拜访施老,没想到历经磨难的老人,思维活跃,十分健谈,毫无遗世之气。编《施蛰存散文选集》是个给自己充电打气的过程,边读稿,边感慨:世事沧桑,生死难料,命运沉浮谁敢说自己可以把握,然文字终能战而胜之。我把心中的感慨寄托在为该书写的“内容提要”中:“作者在时代长河中浮沉颠簸,历经曲折,但始终保持着对于生活的挚爱之心,和对于学识的求索之志,这些使得他的随笔式散文,温柔之中微见忧思,素朴平淡的字里行间常含机智幽默,令人读后回味无穷。这是一位曾经被曲解、被遗忘的作家写下的,不会再被遗忘的作品。”

        80年代后半期,随着《林语堂散文选集》《周作人散文选集》相继推出,现代名家散文选集丛书已出版逾五十种,多数一再重印,供不应求,封面由原来灰绿色带作者素描头像,统一成百花文艺出版社散文书系的标准设计,整体又一次再版,在书架上占了整整一排。书像人一样,一旦排立起来气势就有了。闲在时我喜欢用目光扫视这一排书,有一次突然发现,书阵里缺少一个应该列入其中的名字:钱锺书。我读过钱先生的小品《写在人生边上》,薄薄一本书,10篇短文,不到三万字,谈文论世,语多梗刺,有英国小品文的痕迹,又和梁遇春不同,钱式幽默里分明透着战乱年代的困顿与忧思。我和钱先生没有多少交往,80年代初,承李健吾先生引荐,曾两度去南沙沟寓所拜访,就外国散文的译介讨教,那时《围城》还没搬上荧屏,小说的再版也有些周折,闲谈中,先生略有微词,给我的印象,对自己著作,尤其是数量不多的文学作品,先生很谨慎,也很看重。1985年,我的第一部散文集《落花》出版,曾寄给先生指正,也算答谢。那时我已年逾不惑,一事无成,心中有些苦闷,不免流露到文字中,《落花·自序》有这样几句:“我们久久期待着一个新的开始,这一天来到时,我们却青春已逝。百花盛开,我花独谢,颓唐是很容易的,却又不甘心。”没想到钱先生察觉到我的情绪,来函引用《离骚》“餐秋菊之落英”的古注,提示我,“落”是“初”“始”之意,因菊花不落。并特意申明“此诠大可移赠”。殷殷之心,令我感佩。

  《写在人生边上》初版于1942年,此后钱先生再没有编过散文集,我想,先生主要精力放在治学上,四十多年了,专著之余陆续有一些散章发表,至少于序跋、书简两项,着墨不少,按传统散文历来的标准,以小品为主体,辅以序跋、书简,编一部选集该是正当其时。以我编辑《施蛰存散文选集》的经验,不以散文家称名的散文,可能驳杂一些,却也可能更自在丰赡。我为自己的想法所鼓舞,一段时间里,查找了不少资料,将初步想法充实为自认为具体可行的建议,遂致信先生,希望得到俯允,并寄去《施蛰存散文选集》和新出版的几种散文。信是1988年10月间寄出的,好长时间没有回音,我已经不抱希望,又忙起其他事。转过年来一月,突然收到钱先生回信,拆开信,依然是熟悉的八行笺,毛笔字密密麻麻写满十五行,从字迹上看,较三年前笔力弱了一些。钱先生先是表示歉意:“我老病未痊,又患腹疾经月,近日始稍能照常饮食,遂未早答,请恕宥为幸。”接着,针对我的编书建议,写了这样一段话:

  拙作实不足道,前数年福建重印,乃我不得已顺从柯灵同志之命。国内纸张缺乏,贵社不必做赔本生意。短序等已蒙舒展兄收入花城本;书信乃私人酬酢,不宜“透明度”太高(蓄意准备公开者是例外,我素不喜写“公开”的“私”信)。兄热心好意,我万分感激,但当此“降温”的大气氛之际,浇冷水也许是合时宜的,一笑。请鉴原。

钱钟书

  信是1988年12月15日写的,邮戳上发出日期是12月25日,猜想先生大约行动不便,身边又缺少帮忙的人,以至十天后才得发出。我意识到,我的约稿实在不是时候,顾不上其他,赶忙复信表示理解,并为我的叨扰致歉,出书事容日后再议。

        2004年退休时,多年集下的信件装了满满一大麻袋。回到家里有时间从容做些自己的事情,我把钱先生的来信仔细读了两遍,从“冷水”中竟读出一些暖意。当年是我不识时务,贸然打扰了对方,钱先生尽可一口回绝,不须多加解释.放在那样的情境下,谁都可以理解;而先生抱病回复,针对我的建议逐条说明拒绝的缘由,可谓煞费苦心。先生是怕冷了我的心,也是有话想说呀。多年以后,抛开编辑秉持的职守,同样一封信,我读出了更深的意味。这样一次失败的组稿,对于我来说,何尝不是栽花成柳的意外收获呢。

      (刊于2017年6月15日《天津日报·文艺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