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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浪泗水:一个地主娃的悲惨人生

卷地黄风2018-08-29 17:50:10

转载一篇采访笔记,那年那月的真人真事就曾经发生在我们身边。佛曰:人生来是受苦的。佛又曰:众生平等。但在现实社会里,众生并不平等。有些人生逢其时,刚好赶上“救星“,且身为“X二代”,他就是来享福的。有些人生不逢时,等着他的大约只有“灾星”了。 

我叫胡天民,生于1937年,原籍是甘肃省古浪县泗水区上包坝胡家炉院村。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在家里干活,放牲口,圈养牲口,给牲口喂草料,或是将牲口赶到涝池去饮水,还帮着大人们牵着牲口拉着石磙子碾场等,十分劳累辛苦。但是农村的艰苦劳动锻炼了我的身体,磨练了我的意志,也让我身上一直保持着农民勤劳朴实的精神。

  我爷爷弟兄二人,大爷爷叫胡振德,我爷爷叫胡振声,一生以务农为主,都不识字。我爷爷忠厚老实,勤俭持家。他非常能吃苦,除了带领全家务农以外,夏季兼做祖传翻砂生意。开设炉院,铸造犁铧,有时还铸造火盆、鏊子、车轴、大钟等。由于工艺精良,远销古浪、武威、天祝等地。到了冬季,不论风雪严寒他亲自挑担走村串户,为人补锅,赚些收入。

  爷爷有五个儿子,大儿子胡文焕、二儿子胡文秀、三儿子胡文炳(占宪)、四儿子胡文理、五儿子胡占援。我父亲就是胡占宪(文炳)。爷爷为了这个家庭一年四季走南闯北,遇到过许多事也接触了很多人,深感没有文化的困难,所以尽管日子过得紧巴,只要儿子愿意学习,他都全力支持他们努力求学,学科学学文化。这样大儿、二儿、四儿在家务农,三儿、五儿由于爱看书,他都全力支持进行学习。大儿子文焕特别能吃苦,到古浪断山沟种山坡地,虽然是靠天吃饭,但遇雨水多的年间,收成很好,几年下来粮食积攒几十石,于是到柳条河买地修房,另立门户,家业发展很快。三儿子胡占宪(文炳)和五儿子胡占援都毕业于当时在武威的省立四中。

  我父亲胡占宪生于光绪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885年),从小聪敏好学,劳动之余常毕恭毕敬去向地方上有文化有教养的人求教,问字求义,学习古文。他平时苦练毛笔字,背诵精句名篇,功夫不负有心人,于光绪末年考中秀才。后来进入省立四中这种洋学堂,虽然以前数理化英语从未学过,但他凭着顽强的毅力,勤学苦练,博闻强记,终于克服种种困难,如期毕业。

  父亲从省立四中毕业后,当时在地方上就算文化程度最高的人才。民国初年,他通过县政府在家乡修建学校,招聘教师,创办了古浪城关小学,他自任校长、校董。民国十年,他又创办了古浪土门小学,自任校长、校董。民国十六年(1927年),父亲回到我家邻村严家湾教私塾。农历四月古浪大地震,当时父亲正在学校,他匆匆赶回家抢救被压的家人。我的前母邸氏就是这次地震被房屋压死的,她死后留下了一男一女两个子女。民国十八年(1929年),家乡又发生大饥荒,父亲弟兄几人大约于这时分家各立门户,自谋生路,每人分得祖地三石六斗(约54亩)。

  民国二十年左右,父亲又在古浪县泗水创办小学,任职一年。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父亲在地方群众的强烈推举下,当选了二区泗水区区长,但干了一年就辞职回家务农。

  父亲是一个非常勤奋且很会料理家务的人,除了种植粮食以外,在亲朋的帮助下发展养羊,逐年成群达到一百多只。而且家里添买了母马,下了骡驹,由于操心得当发展较快,骡马有了七八匹。家中饲养耕牛,也达到了十多头。这期间他又增买了二三十亩土地。还增加了铁、木马车,这些马车为家里拉土运粪,拉运麦捆、糜谷捆。后来家里又扩建庭院,增盖房屋,共有十多间房子。还有一个果杏园子。我们家逐步兴旺发达,就是凭全家人的勤劳节俭和合理安排发展起来的。这在只有十多户人的小小村庄就是一个非常扎眼的富户人家。

  父亲为人磊落,学问好且写着一手好字,在古浪县德高望重,受人尊敬。他常常给人们写对联、匾额、作文纪传、祭祖敬神。他不爱做官,诲人不倦,一生为地方兴教育,办实业,于1947年9月病故。

  父亲去世后,我们弟兄几个有的还年幼,有的年轻从未管过家事,家庭失去了顶梁柱,于是家中的担子就落在了我母亲的肩上。我母亲张氏生于光绪二十九年正月(1903年)。母亲的小弟弟,也就是我的小舅舅张生值比母亲小十六岁,由于外祖父、母相继去世,其他几个舅舅在逃荒中死亡,他成了孤儿,母亲就将小舅舅从小接到我们家来与我们全家一同生活。我们弟兄五人小时候都和小舅舅很亲,他常常领我们一起玩耍。小舅舅成年后就在我家里做活,到了成家年龄,父亲托人将小桥堡刘家姑娘介绍与其成亲,结婚后小舅舅仍然和我们一家生活。父亲去世后,小舅舅家人口也多了起来,于是在1948年另起锅灶搬到了我们家房子张家院里。1951年土改时,小舅舅家分了土地、牲口,开始有了自己独立的生活资源。后来小舅舅一家入了农业社,下苦力,挣工分,收入微薄,生活过得很是艰难。1958年大跃进带来了全国性的大饥荒大灾难。几年的饥荒,小舅舅身体已非常虚弱,有一天到了磨房勉强抬开小石磨的磨盘,扫了些残留的麸皮充饥,又到树园子里捋一些树叶吃上。由于身体极度虚弱,又被队里派去犁地,犁了不多一会儿,回家的路上天下小雨,上一个小坡时跌倒后抬回家就再也没有醒来。

  我有亲弟兄六人。大哥胡登甲,前母所生,后来在山区另立门户。我母亲生了我们弟兄五个。二哥胡仁民,1922年生,小时在家放羊,上学较迟,上学后读完小学读中学,读完中学读大学,1947年考入西北师范学院艺术系,学习美术专业;刚进校由于父亲病故在家休学一年,复学一年后又到古浪中学任教导主任一年,中学撤消后,又去复学,因休学原因1953年才大学毕业。三哥胡先民,1926年出生,性格开朗,从小活跃好动,聪敏有志;1944年考入武威师范学校,抗日战争时放弃学业,投笔从戎,参加了抗日青年军;1945年日本投降后,三哥回到古浪县老家,在县办中学当教务员;因为三哥操持家务较多,土改时25岁的他被戴上地主分子帽子。四哥胡泽民生于1929年,五哥胡信民生于1931年,他两人都从小在家务农。

  我们家由于父亲的勤俭持家,带领全家老小发愤图强使这个家庭逐步兴旺发达。而我们家的败落也是从父亲去世开始的,1949年上半年,母亲当时还未从父亲突然离去的精神创伤中出来,我们家就连遭两次土匪抢劫。

  1949年正月初九那晚,村里的人们准备闹社火,在涝池边击鼓打钹,好些大人小孩热闹了很长一会才散,各自回了家。我家院里人们刚刚入睡,突然院里的狗一起狂吠猛叫,房顶被踩踏得噼啪咯吱乱响。紧接着匪徒们有的翻越院墙,有的踩着厕所矮墙下房,他们野兽似的扑进院子,踹开各个房门,闯进屋子。土匪们绑住仁民哥,准备烧烫要物,可趁土匪们找柴生火之际,他挣脱逃出,叫来邻近村庄的人,大声呼喊将土匪吓跑了。

  我家第二次被抢劫是在旧历六月的一个晚上。这一次土匪将母亲衣服脱了绑在屋檐下的柱子上,烧红铁锨,在她的身上烧烤,逼着要金银和鸦片烟。但我们家根本没有这些东西。母亲惨叫时,土匪们又将我这个十岁刚过的孩子往火堆里推,并对母亲说:“赶快说,要不说,就把你娃娃推进火堆去烧死……”就这样,不断地把我推过去,又拉过来,威胁我的母亲。这一次,是登堂哥跑出去后叫来周围几个村子的人大声喊叫,土匪们由于人多又有枪,并没有像前一次仓皇逃离,而是继续惨无人道的烧烫母亲,还把我继续往火堆里推,一直持续到后半夜快到鸡叫时才逃离。母亲这次烫伤在炕上躺了两三个月,身上脱了好几层皮才慢慢痊愈的。

  我们家乡土改是在1951年冬天。我们家虽然父亲去世后,家庭逐渐败落,但在一个只有十多户人家的村里就有些显眼了。由于划成分时将我小舅舅张生值算成了我家的长工,这样我们家就被划为地主成份。我母亲张氏和三哥胡先民被戴了地主分子的帽子。母亲被戴上地主分子的帽子后,成了被专政的对象。一个小脚女人被批斗时,站在地上时间长了站不住,蹲下来又不许,吼叫声,辱骂声,威胁声,恐吓声,接连不断。就这样斗争,加之三哥先民被逮捕关押,判刑劳改,母亲常常以泪洗面。1953年,母亲最得意的儿媳二嫂生孩子时胎盘未下,因没有人来接生,更没有住院的条件,不幸身亡。这对母亲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由于接连不断的打击、摧残、忧伤、痛苦,再加上饥饿和过度的劳累,使她精神恍惚,身体每况愈下,1957年坚强的母亲再也撑不住了,一病不起,到七月不幸离开人世,结束了她年仅54岁的苦命。

  三哥胡先民戴上地主分子帽子后,遭受多次打骂批斗,土改结束时被逮捕关进了监狱。他在泗水宣判会上陪过被枪毙的死刑犯卫克明的杀场,从此失魂落魄精神受到严重摧残。后来三哥被判刑三年,在劳改队修铁路,从甘肃省榆中县境内一直往河西走廊西进。刑满后就业一年多,于1956年春季释放回到家中。回到家中后,因为是地主分子加劳改释放犯,在生产队里干最苦最累的活,还挨批挨打,经常被打得鼻青脸肿,口吐鲜血。1958年县里大修曹家湖水库,劳动强度太大,劳动时间又长,加上吃不饱,大部分人实在忍受不了,有人就在附近的十八里堡的邮箱里放了个纸条,反映了这种情况。开邮箱的人发现后,立即将纸条交给了公安部门,公安部门马上就当反革命事件调查。到附近学校对照老师、学生的笔迹,查不出来就扩大范围来查。因为我先民哥是地主分子,而且有文化,调查不出来就硬说是他写的。其实我们家离水库有40多里路,离十八里堡也有30多里路,他根本就没到水库劳动过,与他毫无关系。审讯时他觉得莫名其妙,坚决否认。于是,公安部门就召集群众对先民哥批斗打骂,逼着他承认。因为不是他做的事,再批斗,再打骂,他也不能承认。那个时候对于先民哥这样受冤受害的事情举不胜举。1960年大饥荒降临,地主分子更是雪上加霜,饿得难以忍受。他不知从哪里听说,兰州阿干镇煤矿招收背煤的临时工,为了求生他抱着幻想到那里去应招。他在队里的另一处地方——离我们村十多里的断山沟劳动,请假说到韭菜冲(隔一山沟)侄子家去。到韭菜冲侄子那里住了一夜,要了侄子胡维才的一件破衣服,第二天一大早翻山越岭,到古浪县火车站扒上拉煤的火车去了阿干镇。到了阿干镇打听情况时,他被当地派出所审查出地主分子身份抓进了看守所。三哥被关押后,天天被押去强制劳动。此时已到了冬季,天气越来越冷。他没有棉衣,只穿着几件破单衣,冻得实在忍受不了,就给在兰州一中上学的我写信,要饭碗,要破绒衣。在当时的极端困难情况下,我自己穿的破衣 烂衫非常单薄,只是心急如焚,怎么也找不到破绒衣或破棉衣,只找了两个小饭盆送到八里窑看守所,等犯人们收工后通过看守的人送了进去。三哥收到小饭盆后,写了 “收到搪瓷盆两个”的收条传了出来,但我未见到他本人。不多久,三嫂就接到通知,人已经死了。亲戚们私下推测,年仅34岁的三哥是冷冻、饥饿、劳累、病痛,戴着地主分子的帽子含冤而死去的。三哥去世后,三嫂带着两个可怜的女孩改了嫁,因为地主家庭的黑帽子会影响他们的一生。

  二哥胡仁民1953年在西北师范学院美术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兰州女子师范学校任美术教师,兼任兰州市中学美术教研组组长;1962年调兰州十六中任美术教师。二哥由于家庭出身地主,所以他谨小慎微,在历次政治运动的风暴中都小心翼翼地过了关。但到了十六中后,他看不惯学校领导的一些做法,多次给领导提意见,得罪了个别领导。1962年因检查女学生卫生,上美术课时给学生看裸体石膏像,被领导抓住把柄,于是对他造谣诬陷,又结合家庭出身,无限上纲。结果被戴上阶级敌人的帽子,开除公职,押送原籍农村接受群众监督劳动改造。二哥当时简直是五雷轰顶,肝裂心碎。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经常被押到大会小会进行批斗,受尽了凌辱。他常常忍着饥饿,被派去干农村中最苦最累的活,他曾修过水库、河坝、山地,有时还冒着狂风暴雪夜里干活。每逢过年过节,他被派去给贫下中农扫院子,搞卫生。在“一打三反”运动期间,他兰州的妻子被别人逼着与他离了婚,带走了孩子,这对他的精神又是一次沉重打击。他在十五年的煎熬当中,冲破重重阻力上访申诉几百次,直到文革结束他才得到彻底平反,回到了兰州,在兰州二十二中任教,被评为高级教师,直到一九八八年退休。复职后他生活有了保障,在美术专业上有较高造诣,作品发表在各地报刊,并多次参加省市画展,被吸收为“中国美术教育研究会”会员、“甘肃美术协会”会员,担任“中国美术教育研究会甘肃分会”常务理事,于2011年病逝。

  四哥胡泽民土改时虽未戴上地主分子帽子,但因地主出身,在农村里一直按照地主分子对待,哪里活重活苦活脏就往哪里派。1958年大跃进时,他被派到曹家湖水库去劳动,因为长时间劳动,又吃不饱,苦累饥饿难忍,一天他偷着拔了附近人家的两个萝卜,被发现后,开大会批斗又被公安局抓去,押到监狱,后来又送到松山林场劳改。在劳改时他冬天赤着脚,在冰地石渣路上行走。家人听说后,到古浪县公安局打听情况,想送双鞋给他,却被公安局的政委训斥出来。后来他又被押到甘肃永昌县土佛寺农场劳改,不久就冻饿而死。死后未通知家人,尸体被抛到沙滩,他留下的妻子和两个幼儿生活苦不堪言。

  五哥胡信民,因为家庭是地主,生活贫穷又受人歧视,一直找不上媳妇,终生孤苦一人。三年大饥荒时期,农村生产队集体食堂缺粮,地主家庭的人更是很少给饭吃。他那时饿得实在忍受不了,就找一些烂菜叶、草根往肚里吞,后来连这些也找不到了。他饿得皮包骨头,奄奄一息路也走不动了。就在这时,由于全国大批地饿死人,中央开始抢救人命。在堂兄胡登洲的关心建议下,把他送到当地小桥堡大队所在地,大队找了一间屋子派专人做饭给他们这些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人吃。我放假回去看时,五哥躺在炕上完全变成了一个骷髅,像实验室里的骨架标本,只是两只眼睛还能微微动一动,且能发出微弱的声音。他看见我,只细小地说了一句无奈可怜的话:“你回去给哥(指仁民)说说,把我救一救!”我当时难受得心如刀绞。回到兰州,我把情况给二哥详细讲了,他听后也只是难受,因我们此时也正在受饥饿的煎熬,实在无能为力。我们当时想,他可能救不活了,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堂兄登洲来信说,五哥信民被救过来了,脸上开始有了肉,也能走路了。我们听后心里才有了些宽慰。五哥信民孤苦一生,于1993年离开人世。

  1951年我家被定为地主后,我一个十二三岁的娃娃也成了专政的对象。我父亲去世后,家里的一些牲口和羊,由亲属们代养,并让他们使用。我家有一头母驴和十多只山羊由堂哥胡登山家给代养使用。堂哥家住在西山川最里边的柳条河,离我们村庄将近六十里,其中山路有三十多里。土改刚宣布我家被定为地主后,我家在亲戚们处的东西就成了地主家转移出去了的财产,要追要回来。于是,民兵胡登海和胡登位押着先民哥和我去将养在堂哥胡登山家的驴(母驴已下了两个驴娃)和山羊要回来。当时民兵让我去的任务是去赶驴和羊。那天下着大雪,山路上不一会儿雪就厚厚的一层,有一尺多厚。民兵胡登海和胡登位骑在骡子和马上,我和先民哥徒步小跑跟着他们。我那时只有十三岁,穿着一双破布鞋,一双自制的破毛线袜,走了不多一会儿鞋里就灌满了雪,只能脚尖套在鞋里,脚跟却露在鞋外,走一阵,脱下鞋把里面的雪倒掉,穿上再走。走一阵,倒一次,走一路,倒一路,真是难受得苦不堪言。到登山哥家已经晚上很迟了。第二天把母驴、两个驴娃和十多只山羊要上,我和先民哥赶着,民兵们仍然骑着骡马,跟在后面。因为路远加之雪地里难走,回到家就到半夜了。

  刚要回了驴羊,怕驴不习惯跑了,就圈起来喂养,过了几天,白天把它们放出去在地里、河沟里找草吃,下午太阳偏西时赶回家圈起来。赶了几天,驴自己到时就回家了。可是有一天驴没有回家,我和家人到处找也没找到,我想是不是跑到原先养了它们的柳条河登山哥家去了。此时我心急如焚,心里一下慌了,要是驴找不回来,民兵们就不答应了,说不定要斗死我和家人。我在院子里疯了般地转了一阵,赶快就去追驴。我一路小跑,顺着汽车路去追,追了一阵,还是不见驴影,于是我就再顺着旧大路追,但还是不见驴的影子。我跑一阵,走一阵,急得心好像要从胸腔里蹦出来一样,饥肠辘辘,两腿酸软,追了15华里,过了县城,进入西山口,太阳已经落山,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我坐在西山口路边的一个高土坎上,整个儿瘫软了,我望着茫茫的黑夜,周围死一般的寂静。我悲苦地想,要继续追到柳条河还有40多里的山路,在深冬的黑夜里,我一个娃娃怎样去追寻呢?要是碰上狼怎么办?若要返回家,驴又没找到。我是既不敢前进,又不能回家,我已经六神无主了,今夜到底怎么过呀!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在这绝望愁苦中,我突然听见了马车的声音,站起身定睛一看,这马车正从县城那边驶来。到跟前细看,赶马车的一个我还认识,他是我登山哥的妻弟,他们上完公粮连夜回家。我向他们说明情况后,就坐上他们的马车。一路上寒风不断向我破烂的棉衣里灌,伤筋刺骨地难忍,腿脚一阵麻木,一阵疼痛,颠颠簸簸到了半夜才到登山哥家。进了家门,急得通夜未眠的母亲一见我,潸然泪下。到家才知道,驴是被别人赶走了。

  在土改运动和其后的那些日子里,我们一家经常会被训斥打骂,就连我们这些地主家的孩子也是不会放过的。土改结束后,村里的尕蛋子(后来学名胡登贵)就煽动村庄里的一些男女儿童,在他的操纵带领下,天不亮偷偷到我家将我抓走,让我背着芨芨草编的破背篼,冒着零下20多度的严寒,裹着飕飕的冷风,顶着黑沉沉的夜幕,在村庄里外找拾大粪。因为此时我家的院门是不让锁的,这些儿童每天天不亮就扑到我的屋里,将我拉到院子中央,推推搡搡,谩骂一阵,警告一番,然后逼着我去拾大粪。那些日子,我每日背上背篼在村内村外转到天大亮,直到吃早饭时,冻得浑身僵硬,上牙嗑着下牙,直打寒颤。以后的日子里对我的欺辱、迫害开始一步步升级,起初是这些人天不亮突然偷偷来抓我,后来就没有固定时间了,到了夜里,这些男女孩童想什么时候抓我,就突然闯进我的屋。我吓得赶快穿上衣服跳下炕,走到院里去背背篼。如果稍微起床慢一点,他们就将我从炕上拽下拉到院子里,推来搡去,又是打骂,又是在我的脸上吐唾沫,还用指头捣我的头,脚踢拳打一顿。那些日子里,我整夜整夜胆战心惊,提心吊胆,不敢入眠。因为我们家是地主家庭,谁都可以随时闯到家里来对我们进行打骂、侮辱,于是我在1952年春天,无奈之下我只好夜里到我十妈(亲婶娘)家去住。我心想我十妈家是中农成份,她又很疼爱我,若这些人随便去抓我、斗我,我十妈是会保护我的。可是,没过几天尕蛋子就带着人来了,先是对我警告一番,后来没过几天照样到了后半夜,一帮人就去抓我、斗我。我十妈家是敞院,没有院子墙,他们一进院子,我若听见响动就急忙去穿衣服,要是从炕上下得慢一点,他们就抓住我拉到门外,将我围起来辱骂、踢打,推搡撕拉后,每个孩童娃娃都要在我脸上吐唾沫。我十妈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劝说这些人,这些娃娃根本不听。那个时候,这些孩童把欺辱、打骂我这个地主子女当作乐趣,每次将我打骂蹂躏完后,他们就嘻嘻哈哈、洋洋得意地回去睡觉。我悲愤填膺,但只有忍气吞声,忍受痛苦,摸着黑去干活。

  有一次鸡刚刚打过鸣,他们轻手蹑脚进了院子,突然偷偷抬开门,一下扑进屋,我来不及穿衣服被他们推出房门。我赤条条的浑身一丝不挂,寒夜的风像无数钢针刺着我的肌体,我又是冻,又是气愤,头脑发木,咬着牙直打哆嗦。这时,我十妈跑出屋大声喊道:“你们不要这样了,不要这样了!放开他,叫他把衣裳穿上,不要把人冻坏了!”这些孩童根本不理睬,他们将我推过来,捣过去,有的骂着,有的啐着,还有的往我身上踢着。我小舅舅也住在这个院子,他听见后急忙穿上衣服,冲出屋把他们一个一个推开,把我抱住,护着我,让我进了屋,穿上衣裤,登上鞋,我站在屋子的地上一直心跳发呆。从此以后我晚上睡觉再也不敢脱衣服了,也不敢睡着,一听见动静,就赶快跳下炕。又有一次,刚吃过晚饭,尕蛋子就叫上一群男女儿童把我抓到草园子门口批斗。他们辱骂着、威胁着,还呼喊着口号,个别孩童趁机踢打着我,有的还用指头在我脸上乱戳。我的脸上被他们啐满了唾沫,整整将我打骂欺辱了两三个小时才将我放了开来。此时我已头脑发昏,精神迷离,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前几年我回老家,当时斗争我的一个人冷笑着对我说:“那时在草园子门口斗了你的情景你还记得吗?你戴的破帽子上那晚唾沫珠子啐满了。”我那时常常想,我们这些娃娃当时究竟犯了什么法?这样天天受欺辱、夜夜受煎熬的日子何时是个尽头?我还能不能活下去呀?

  后来我听说只要上学当了学生就一律平等了,就不会随意再遭人欺辱挨斗争了。于是,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上学,好好学习,将来有个出路去改变自己的命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我跟着大娃娃们在小桥堡初小断断续续上过两年学,后来就中断了。1952年下半年,我不顾家里人的困难义无反顾报名到小桥堡初小去上学。虽然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上过学,但没有什么基础。于是,我那时在放牲口的时候,拿个柴棍棍在地上划着演算算数,不懂的就问比我学得多的娃娃们。到了学校我就苦钻勤学。小桥堡初小只有两位老师,各年级分得不清,混合在一起上课的情况比较多。我虽说上学了,但因家里忙又不能坚持,于是家里活多了,就不去上学,活少了就赶快去学校。有时家里虽然忙,我还是早早吃完饭就到学校去。有时家里牲口没人放,家里人就不让我去上学,我就请假帮家里做几天活,放几天牲口,偷偷又去上学了。在此期间,星期天我把家里积攒的一小芨芨笼鸡蛋提到十五华里外的县城卖掉后,买了一支小楷毛笔。这支小楷毛笔用着很好,同学们都说我买了个好毛笔。可是没过几天毛笔尖竟然没有了,后来经过老师同学们的细心暗查,原来是曾经领着孩童打骂欺凌过我、此时我的同学尕蛋子偷偷用牙齿咬掉了。在小桥堡初小教我们的老师一个是我的堂哥,我们叫三哥,他很关心支持我的学习。我断断续续学了一年左右就学完了三四年级的全部课程,1953年暑假我顺利地考上了古浪城关完小。古浪城关完小我从五年级开始学习,这时我才算正式走上了求学之路。吃住都在学校,星期六下午回家。学校在灶上吃饭,要从家里带面粉入灶。因家里成了地主,家中经常断粮,我带不上面就入不了灶。有两次家庭情况好一点的同学你三斤、他五斤地帮助我,卖给我,我二哥仁民此时也有了工作,他给我寄一些零用钱,这样就解决了我两个月的吃饭问题。有时候实在没有办法给学校食堂交面粉,我就到街上买一点吃的。我那时还到班主任杨成瑞老师家吃过几天饭。有一个冬天的早晨,因我没有面粉交到灶上,入不了伙食,不好意思到灶房舀水洗脸,我就到马路上大车碾压的坑里双手捧起一些冰渣子去洗脸。尽管生活异常艰难,但我对学习丝毫没有放松,以坚强的毅力刻苦努力,克服一个个困难,到毕业时,全班40多个同学我的成绩排在上中等。1955年,当时古浪县还没有中学,我就考入了甘肃省武威第二中学。虽然我经常忍饥挨饿,中间还有母亲病故的打击,但在二哥仁民的鼓励下,我还是在1958年考入甘肃省武威第一中学高中进行学习。入校后,疯狂的大跃进就开始了,学生们整天参加大炼钢铁,到乡下深翻土地,还到古浪峡挖石灰,到天祝的石门河挖石膏。天大寒,地冻得坚硬,用钢钎铁锤凿挖。口粮定量,吃不饱。而且天气非常寒冷,饭吃到最后碗底就已结了冰。在这半年里,主要是劳动,很少上课。那个时候,谁也不敢流露半句冻、饿、累的话,否则被人举报,就要被扣上“对现实不满”的大帽子,受到批斗,还要记入档案,一辈子都要受到影响。我是1959年秋季转入兰州一中高二学习的,这时候大跃进带来了大饥荒、大灾难,每个人的口粮一降再降,人们常常饿得浑身发软,心里发慌。此时我们的劳动比武威时虽然少多了,但还是要经常参加劳动。1959年深秋,学校抽了我们高二年级六个班的学生到兰州附近河口张达家台平田整地,我们住在农民家里早出晚归。早上每人凭票买一个小馒头,两片腌西瓜皮。再买一个中午的馒头带上。有的同学饿得克制不住就将带的中午馒头在上工的路上吃了。中午休息时,一点也没有吃的,只好蹲在低洼处发呆、忍受。下午还得照常劳动。下午收工回来吃两碗清汤面条。有的同学去时带了几斤粮票,那里有个小饭馆,卖枣儿包子,他们拿粮票偷偷买了包子吃,同学发现汇报给班干部,晚上就开总结会,对买吃了包子的同学开批判会。

  这两年期间,先民哥和泽民哥含冤而死,小舅舅被饥饿夺去了性命。他们的惨死让我心如刀绞,悲痛难忍,但我不敢让任何人知道,只有默默地埋在心里。兰州一中的校长华尊舜是个有经验的教育家,他的领导能力非常强,把学校各方面的工作都管理得井井有条。这里的老师们都很敬业,业务和讲课水平也很高,他们辅导、批改作业特别认真。学生们在这里听课的效果自然很好,学习劲头十足,一有时间就拼命学习,星期天也很少休息。我在这里如鱼得水,虽然自己理科和外语基础比别的同学差,但我忍着饥饿、悲痛,用比别人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查漏补缺、追赶学习。我的文科基础一直不错,作文在班上多次受到老师表扬。1961年我报考了文科,由于家庭出身地主,被贬到三类大学——后来的甘肃教育学院语文专业。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兰州铁路局的兰西铁中任初、高中的语文课,一直到1998年退休。十年文革期间,由于我家庭出身地主,加上那时知识分子是臭老九,我一直受人歧视,整日提心吊胆、谨小慎微度日。但因我年轻,历史清白,加上与同事关系不错,才幸免揪斗。毛泽东死后,粉碎了“四人帮”,国家形势大变,重视知识,重视人才,我的心情在这段时间格外畅快,被评为中学高级教师,由于我努力工作,获得了不少荣誉。在省内外报刊上发表各类文章几百篇,有两篇教学论文被收入国家级大典《中国当代教育教研成果概览》,我还参加了“陕甘晋川冀”中学语文研究会和甘肃杂文家协会。现在想起来,土改运动后的极左年代里,我的心灵受到了严重伤害,精神受到了极大摧残,人格受到了莫大侮辱,肉体受到了无度折磨。但在那样的形势下,那样的环境里,我们这些地主家的子女是敢怒而不敢言的,只能忍气吞声,只能默默忍受。可我所遭受的这一切却激励我去改变自己的环境,让我更加珍惜学习和工作的时光。

  现在的年轻一代不知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发生的一幕幕惨剧,更不知道那个年代土改运动给地主富农和地富子女带来的血泪灾难。文化大革命的1967年,发生在我们甘肃省古浪县西山川里的“西山事件”,真是骇人听闻,惨绝人寰。造反派们在支左部队的支持下,给柳条河里的毛家湾、朱家庄,还有郭家庄、西山堡、四洼等村庄的地、富分子莫名其妙地加上“反动救国军”的罪名,进行了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烧杀。他们用了五十多种最残酷的刑法,如把北京火炉的大圈、二圈、盖子在烈火中烧得通红后,将被害人用绳子捆了后打得跪在地下,大圈套在肩上,二圈套在脖子上,盖子顶在头上。人此时被烧得皮肉吱吱响,冒出的青烟有几尺高。被害人先是疼得惨叫,接着就昏了过去。然后造反派们将水泼洒在这些被害人的头上,等被害人醒来后继续打骂烧烤,直到气绝为止。做这一切的时候,这些人还将被害人家里的子女拉到现场观看。我先民哥的外孙姚国伟的亲爷爷是地主分子,伯父是姚作舜是小学教员,他们父子两人就是相继被这些人活活烧死的。造反派对女地主、富农非常残忍,他们扒掉这些女人的裤子,将棍子从这些女人的阴道穿进去,再从她们嘴里穿出来,过一会儿,这些女被害人就在钻心的疼痛中气绝身亡了。有一地主家母子被杀害后,放到水冲下的大坑里,母亲的尸体被仰卧着,造反派们将儿子的尸体抬去趴在母亲肚子上一同掩埋掉。我三哥胡先民的舅子李葆廉是个地主儿子,被斗急后,突然将自己肚子用锯条豁开,肠子顿时全部流了出来,造反派们就将他的肠子原装进肚子里,用缝粗毛线口袋的大针胡乱缝了起来,这个李葆廉时间不长就死了。关于“西山事件”甘肃省古浪县政协原副主席李国华曾经详细写出,古浪县党校原副校长朱芳华帮助修改后对我说了,我向朱芳华索要复印稿件,他本来答应给我,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所以直到如今人们还是心有余悸,不敢将“西山事件”的真相公布于世。

(2015年8月赵旭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