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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御之国学】中国古代雕塑隋唐五代

中海·紫御之家2018-10-16 16:31:16

隋唐五代(下)

三、瓷器

(一)隋代瓷器

  隋立国虽仅三十多年,但由于其制瓷业处于两晋南北朝和唐朝之间,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因此,在瓷塑史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另外,隋也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在隋以前,我国的制瓷业主要集中于江南一带,但入隋以后,北方制瓷业发展迅速,目前我国所发现的隋代瓷窑遗址,有一半以上在北方,北方制瓷区域主要分布在河南、陕西、河北、山东等省。北方制瓷业的发展,为以后唐宋制瓷业南北遍地开花,名窑迭出的繁荣局面开创了先河。其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北方窑址数量增加;目前在北方已发现的烧制隋代瓷器的窑场有河北磁县贾壁村窑、内丘与临城的邢窑,河南安阳窑、巩县窑。在南方一些南朝时期烧造瓷器的窑场,入隋后仍然继续烧造,如浙江上虞窑、余姚窑、宁波窑,江苏宜兴窑,安徽淮南(寿州)窑,江西丰城(洪州)窑、临川窑,湖南湘阴(岳州)窑,福建福州窑,四川邛崃窑等。二是白瓷的数量增加、质量提高多年来在河南安阳、陕西西安及安徽一带的隋墓中出土了大批白釉瓷器。三是青瓷生产仍居于主流地位。当时不仅南方各青瓷窑仍继续烧造青瓷,而且北方还出现了专门烧造青瓷的窑场,产品胎体厚重,胎色灰白,有的施有化妆土。釉质透明处有细小开片,釉层甚薄多为青中泛黄绿色,而且流釉现象较为普遍,具有浓厚的北方青瓷特征。青瓷在南北方的广泛普及,是隋代制瓷业发展的显著标志。河南安阳窑是隋代北方青瓷窑生产规模最大,烧制品种最为丰富的窑场。该窑窑址于1974年发现于安阳市北郊。
  瓷器发展至隋代已成为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种生活用具。此时瓷器品种不仅大大增加,而且器型多种多样,既有各种生活用具,如碗、盘、壶、盆、杯、罐、唾盂等,也有用于娱乐文房之器,如棋盘、砚台等。甚至于随葬用的明器也多有制作,诸如十二生肖俑、官吏俑、武士俑、镇墓兽等,涉及人们生活的许多方面。盘口四系瓶、高足盘等隋代新创器形,是隋瓷中的典型器物。隋代瓷器的共同特点是胎质均厚重坚致,釉厚透明,施半釉,大多垂流,有泪痕。瓶、罐类器型比前后两朝都要瘦高。高足盘在南北墓葬中均有出土,其基本特征是浅盘式,口沿微外撇,盘心平坦,下承以空心喇叭状高足。南北瓷窑大量烧制高足盘,是隋瓷中最典型的器物。
  隋代瓷器的装饰特征主要继承了前代技法,一般采用刻花、划花、印花、贴花等手法。刻花,是在坯体上用铁、竹或骨制的平口或斜口状工具由两侧斜刻出纹饰呈阳文状,立体感强,刻层较薄。划花,是在坯体上用针状工具直接划出纹饰呈阴纹线条状。印花,是以带花纹的模印工具在未干的坯体上压印出纹样。贴花,是以现成的雕塑纹饰粘贴附在坯体上,有浅浮雕的立体感。其装饰内容主要分以下几种:1、花卉类:莲瓣纹、忍冬纹、草叶纹、梅花纹等。2、几何图案类:弦纹、波浪纹、联珠纹、席纹等。3、动物纹:龙、凤、鸡首、象首、猴以及人像,这些纹饰常采用模印或贴塑手法装饰在器物表面。
  隋代的瓷器在工艺上也有很大的进步:一是已开始使用匣钵、瓷器的烧制,隋之前是用支具支托叠烧。器物在窑内直接接触火焰,受窑内烟火熏染,釉面不均匀,而且往往还粘上许多烟灰窑渣。但在隋代已开始使用匣钵,即把瓷胚但在放在匣钵内将接受热,这样受热均匀,又不会沾染杂物。考古中已在湖南岳州窑发现了这类筒形匣钵,虽然当时尚未普遍使用,但却是制瓷工艺的一大跨越。二是隋代制瓷工匠已能逐步掌握原料中的含铁量,并把胎釉中铁的含量控制在一定比例之内,因而烧成了色调比较稳定的白瓷。据分析,河南、陕西一带墓葬中出土隋代白瓷,白度已达到60.5度,胎中所含三氧化二铁只有1.12%,烧成温度达1200℃。比起北齐墓葬中所出白瓷,从挑选原料到烧制工艺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三是成型工艺的提高;采用轮制方法以手工拉坯成型,有一些器物上的系、柄、流等,多为手工捏制。器物的各部分基本对称,同时由于拉坯时用力均匀,器物造型线条流畅。特别是一些大件器物如瓶、盘口壶、四系罐等,很少有扭曲变形的现象产生。李静训墓中出土的白釉龙柄联腹瓶两个瓶身能紧密烧制在一起,说明隋代瓷器成型工艺水平已相当成熟。
  但隋代的施釉技术和窑炉结构都还有待于改进:一般用蘸釉方法,釉仍属石灰釉,透明度强,在高温中流动大,因而烧成后常呈流珠状。一般器里满釉,器外施釉不到底。另外,隋代青瓷一般是在还原焰中烧成,但釉色不稳定,说明它的窑炉结构有待改进,使用还原焰烧成技术还不成熟。
  隋代出土的瓷器精品:白瓷有:河南安阳隋开皇十五年(595)张盛墓、陕西西安隋大业四年(608)李静训墓、陕西西安郭家滩隋大业六年(610)龙泉、敦煌二郡太守姬威墓、安徽亳州隋大业三年(607)墓均有白瓷出土。其中以李静训墓中出土的白釉龙柄联腹瓶、白釉龙柄鸡首壶最为精美。此外如姬威墓出土的白釉象头壶、白釉束腰盖罐、白釉唾壶,张盛墓出土的白釉黑彩侍吏俑,均可称作隋白瓷的典型作品。青瓷则有河南安阳窑是隋代北方青瓷窑生产规模最大,烧制品种最为丰富的窑场。出土的淮南窑青釉划花莲瓣纹四系盘口瓶、青釉兔纽莲瓣纹权、青釉印花带盖唾壶则是其中的精品。
  1、隋白瓷龙柄鸡首壶
  1957年出土于西安郊区玉祥门外李静训墓中。李静训,陇西成纪人,北周宣帝外孙女,由外祖母北周太皇养育在宫中。隋炀帝大业四年(608)死于汾源之宫,年仅九岁。
  该壶高27.4厘米,口径7.1厘米,盘口外,撇,圆唇,束腰式细长颈丰肩,鼓腹下渐收,近底处外撇,平底。颈饰弦纹两道,肩一侧塑一鸡首,高冠圆目,张口作昂首啼鸣状,胸上划、点羽毛;与之相对的一侧为直体曲颈伏首形龙柄,龙口衔接壶口沿,作饮水状。流、柄间置对称环式耳,均作双瓣重合状。肩、腹部刻划弦纹。瓷胎呈白色,通体施白釉,近底部无釉,表面有细冰裂纹。秀巧精致,代表着隋代白瓷的烧制水平。
  鸡首壶俗称鸡头壶,因壶身置鸡头,故得其名。始见于三国末年。早年的鸡头壶器身矮小。器肩两侧,一边塑鸡头,一边塑鸡尾。鸡头为实心,纯属装饰物。东晋后,壶身变大,体圆阔,鸡头由装饰性变为实用性的张口、引颈、高冠的鸡首流。可以出水。鸡尾变为弯曲的圆股形长柄,是一种实用美观的酒壶。东晋中晚期,壶的曲柄上出现龙首柄。还有种双鸡首流壶,新颖别致。
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隋白瓷龙柄鸡首壶

  2、隋白釉龙柄联腹瓶
  1957年出土于西安郊区玉祥门外李静训墓。瓶高18.5厘米,口径5.2厘米,底径2.5厘米,腹径11厘米。
  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还珍藏有一件白釉龙柄联腹壶,形制与李静训墓中所出这件双龙柄联腹壶几无二致,但底刻有铭文“此传瓶有□”。由此可知,此类瓷器叫“传瓶”。
这件传瓶,造型新颖别致,是隋代创新的器型。白胎白釉,胎质纯净细腻,釉色光亮温润,有细小的冰裂纹。盘口,单颈,双腹相联,连接处有两个环形系。肩左右两侧各塑一条修长的龙形柄,龙头探入瓶口内,似在贪婪地吸吮着瓶中的玉液琼浆。双龙柄为手工捏塑而成,手法简单干练,形象生动逼真。
  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隋白釉龙柄联腹瓶

  3、隋白釉高足杯
  这件白瓷高足杯,杯高10.2cm,口径5cm,足径4.4cm。敛口,鼓腹,高足外撇。里外满施白釉,足边无釉,釉面开细碎片纹。造型新颖,釉质洁白细润,与北朝时的初期白瓷比较,已可看出是真正的白瓷了。
  白瓷虽然在北朝时期已经开始出现,但真正烧制成功则在隋代。白瓷自北齐开始出现,历经隋代走向成熟,与北朝相比,隋代白釉瓷器的烧制工艺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隋代白瓷的烧造成功,为日后出现精美的彩瓷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到唐代已形成“南青北白”的局面。白瓷的出现日趋完善,因而隋代白瓷功不可没。这件传瓶代表了隋代白瓷的最高水平。
  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隋白釉高足杯

  4、隋代淮南窑青釉划花莲瓣纹四系盘口瓶
  瓶高43cm,口径15cm,足径13.5cm。盘口,长颈,溜肩,肩部置四个由双股泥条制成的竖系,鼓腹,腹以下渐敛,近底处外撇。通体施青绿色釉,釉仅及腹下部,釉下施有洁白的化妆土,釉面开有片纹。釉下纹饰为划花和印花,颈、肩部均戳印圆圈纹,肩部有两道划花纹饰,上为覆莲瓣纹,下为忍冬纹,腹部三道划花纹饰,上下均为覆莲瓣纹,中为忍冬纹,每层纹饰间均以弦纹相隔。由于考古工作者在安徽淮南窑遗址曾发现这种四系盘口瓶标本,在安徽地区隋代墓葬中也曾出土这类四系盘口瓶,由此推断,这件四系盘口瓶应为安徽淮南窑制品。
  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隋代淮南窑青釉划花莲瓣纹四系盘口瓶

  5、青釉兔纽莲瓣纹权
  权,即秤砣,中国一种传统衡器。此权高12cm,底径12.7cm平底,底心有一圆孔,中空,顶部饰一兔纽。器身薄施一层青釉,釉色泛黄,施釉不到底。外壁模印莲瓣纹一周,上为6组团花,间以条纹。
  此权造型端庄,兔形钮栩栩如生,釉面玻璃质感强,开细碎片纹,模印之纹饰清晰,布局规整,线条流畅,富于艺术美感。此权为隋代青瓷器的典型之作。
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青釉兔纽莲瓣纹权

  6、隋青釉印花带盖唾壶
  唾壶即今痰盂,但体积较小,置于手边,一般用于富贵人家。
  此壶通高14.2cm,口径8.4cm,足径10.6cm。壶盘口外撇,短颈,溜肩,半腹下垂,腹下略收,宽圈足。盖卧槽,钮如蜡扦状。通身施淡青色玻璃质透明釉,施釉不及底,近足处露灰白色胎骨。肩部暗刻三角纹边饰一周,腹印团花、树叶及忍冬纹一周。
  隋代青瓷继承南北朝青瓷的优良传统,釉色青绿而透明,釉面有细碎的片纹,玻璃质感极强。此唾壶造型敦厚,青釉明亮,所用印花技法为戳印,花纹简洁浅显而疏朗,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隋青釉印花带盖唾壶

(二)唐、五代瓷器

  唐代由于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繁荣,瓷器生产在隋代基础上更进一步,出现蓬勃发展的局面。唐代瓷器生产的发展有其社会原因:一方面由于唐代对外贸易发达,货币流通量大增,感到铜币不足,政府禁止用铜铸造生活用品,于是,陶瓷器逐渐代替了铜器。另一方面,唐中叶以后,饮茶之风盛行,从而促进了瓷器生产的发展。唐代由于瓷器产地不断增多,各地区出现不同风格的瓷窑体系,故开始在窑上冠以地名,如越窑、邢窑、岳州窑、寿州窑、洪州窑等。唐代白瓷有很大发展,逐步形成了青瓷和白瓷并驾齐驱的局面。当时瓷器以北方的邢窑和南方的越窑最为著名,一白一青,在陶瓷史上称为“南青北白”
  比起东汉至南北朝时期,唐五代瓷器使用范围更为宽广,器类增多。新的器物应时而兴。茶具、酒具、餐具、文具、玩具、乐器以及实用的瓶罐和各类陈设装饰器类,无所不备。各种制品形式新颖多样,造型美观大方,制作质量,远远超过前代。其它工艺制品的影响和人们审美要求的提高,瓷器的造型也出现了许多过去没有的新器形。如跪人尊、皮囊壶、花釉拍鼓、鸳鸯壶、塔形罐、双龙柄瓶、凤头壶、堆花高足钵等等。
  唐瓷造型总的特点是:浑圆饱满,不论大件器物还是小件器皿都不例外,在质量上要求更高,小中见大,精巧而有气魄,单纯而有变化,表现了唐代风格特色。其具体表现是:
  1、器型的丰富多样化。唐代瓷器主要有碗、盘、壶、罐、砚、瓶、熏炉、枕、钵及玩具等,造型与隋相比有不小的变化。比如碗,初唐时基本与前朝一样,为直口,深腹,假圈足;中晚唐盛行撇口、斜腹、玉璧底(底足像玉璧,中心有一小圈内凹)的撇口碗,口沿外翻,碗壁斜直;晚唐还出现了荷叶、海棠和葵瓣口等新形式的碗。这种碗式的流行,与唐代饮茶盛行有直接关系,唐代称这种碗作茶瓯。与茶碗相配套使用的是碗托,亦称茶托。越窑茶托的托口一般较矮,浙江出土的唐代越窑青瓷茶碗中,还有碗托连烧的。有的茶托口沿卷曲作荷叶状,茶碗则作花瓣形,非常和谐。唐初的北方瓷器中,尤其是三彩陶器中仍然烧制,但形制有改变。隋代的喇叭状高圈足已为矮圈足或三足所取代。鸡首壶唐代已不多见,唐代最常见的应是执壶。这种执壶撇口,颈略高,肩部一处有圆,六方或八方小短流,相对处有小泥条或扁平执柄。流、柄之间有二、四不等的泥条系,假圈足。砚也从汉晋的三足砚发展到唐代的多足,足从十几个到二十几个不等。唐砚足做成中间紧束,上下稍宽的蹄足,一般蹄足下还环有圈足。砚面较前代更向上凸起。唐代南北各窑均产砚,有大有小,小者数厘米,大的近尺,这与唐代书法艺术普及有关。但是唐代中晚期开始,瓷砚被石砚替代,直到明清才又出现瓷砚,但已不是这种形式的了。罐造型多为矮胖式,显得非常朴拙稳重。隋代最流行的四系罐,唐初还有,中晚期以后就不再出现。一种广口外卷、无颈、丰肩、无系耳、平底的罐却大量兴起,这种罐一般腹部丰满,有盖,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南北各地瓷窑都有生产。唐代的酒杯有高足杯、圈足直筒杯、带柄小杯、曲腹圈足小杯等。瓷枕在隋代已经出现,唐代有较大发展。唐代瓷枕一般为长方形的小枕,以三彩瓷枕为多,常出土于北方唐墓中,南方较少见。
  2、装饰技法的多样化。我国瓷器自东汉创烧以来,陶瓷的装饰仅停留在胎体的装饰上,如刻、划、印、贴塑、镂空等。而唐代陶瓷装饰则更多地注重釉面装饰,晚唐五代时期的越窑青瓷,色调如千峰翠色一般晶莹青翠。邢窑白瓷也是异军突起,为后代彩绘瓷的发展开辟了空间。此外,黑釉、黄釉、花釉、褐釉、搅胎釉等,也在不同程度上使单一釉色进一步提高并向复杂的多色釉方面发展。唐三彩则将低温铅釉推向新的高潮。至于长沙窑釉下彩绘瓷的出现也是唐代陶瓷工艺上一项重要的成就。唐代瓷器装饰的内容从以前简单的几何纹饰和少量的动植物纹发展到反映社会生活许多方面的纹饰题材。如植物有:梅花、菊花、莲花、忍冬、蔓草、小树、葡萄、树叶等;人物有:武士、舞者、奴仆、杂技及少数民族人物等;动物有:蝴蝶、小鸟、天鸡、鹦鹉、鸳鸯、鸭、鹅、奔马、大象、狮子等;其他图案还有联珠、珍珠、浪花、弦纹、绳纹、月亮、星星灯它们的突出特点是运用各种技法,将这些丰富的内容恰到好处地装饰到每一件器物上。
  3、唐代花釉瓷和搅胎釉技法的创新。唐代陶瓷器的主要成就,除了青瓷、白瓷、三彩陶器、长沙窑釉下彩绘瓷外,还有一种花釉瓷器也很值得重视。花釉是由我国唐代北方窑创烧的高温颜色釉,施有这种釉的瓷器,唐代文献称之为“花瓷”,主要产于河南地区。它是在黑釉、褐釉、天蓝釉或茶叶末釉地上饰以天蓝或月白色斑块,斑块有的作规则排列,有的属任意涂洒,在高温熔融状态下,经过浸晕、垂流,有的像波浪,有的似叶片,有的宛如夜空中绽放的礼花,凝重豪放,别具特色,与唐人追求浪漫雄伟的审美趣味正相适应。目前已发现河南鲁山段店窑、禹县下白峪窑、郏县黄道窑、内乡大窑店窑,山西交城窑,陕西铜川耀州窑等六处在唐代烧花瓷的窑址。
唐代北方陶瓷中,还有一种搅胎瓷器,风格独特,是唐代以前瓷器中尚未见到的品种。搅胎瓷是利用两种不同的原料,相互搅在一起而出现的花纹,它们有的像行云流水,有的似大理石纹,还有的像羽毛或木材纹理,极具自然情趣。搅胎瓷制作工艺难度大,它要求不同色调的胎土,膨胀系数、收缩比例必须一致,否则在窑内烧制时会开裂或变形。目前传世的搅胎瓷仅见碗、碟、枕、罐等小型器物,在河南和陕西唐墓中,曾出土过搅胎瓷枕、碗等。搅胎瓷仅见于唐、宋时期,唐代搅胎瓷以黄色为主调,宋代则以白色为主调。
  4、窑炉结构和装烧工具的进一步完善。装烧工具匣钵在隋代出现。到唐代已普遍使用。如北方的河北邢窑、定窑,河南巩县窑、鹤壁集窑,陕西耀州窑;南方浙江越窑、婺州窑,湖南岳州窑、长沙窑,四川邛崃窑,安徽寿州窑等。唐代使用的匣钵以筒形匣钵为主,还有漏斗形匣钵。唐代匣钵内一般装烧有多件器物,如大碗套小碗,大洗内套碗、盘等物,大小搭配烧制。器物之间以支具相隔,也有用泥点或砂粒及扁圆形托珠支烧的,如五代越窑、耀州窑、瓯窑等。晚唐五代时秘色瓷的烧制则采用一件匣钵装烧一件器物的方式,这种装烧方法在唐代邢窑精白瓷器中已出现。
  唐五代瓷器的主要品种有青瓷、秘色瓷、白瓷、黑瓷等,简介如下:
  1、青瓷
  唐代有许多著名的青瓷窑,例如浙江越窑、瓯窑、婺州窑,湖南岳州窑、长沙窑,江西洪州窑,四川邛崃窑等。然而惟越窑青瓷因其釉色,取得了独特的艺术成就而跃居众窑之首,成为当时青瓷的佼佼者。越窑青瓷从东汉创烧以来,经过三国、两晋、南朝时期的空前发展,到了唐代达到鼎盛时期。唐代越窑的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初唐、中晚唐、五代三个时期。初唐时期的越窑瓷器基本上保持着南朝以来的风格。胎质灰白而松,釉色青黄,容易剥落。产品种类和造型的变化不大,常见器形有鸡首壶、盘口壶、折腹碗、盅、砚、罐等。初唐时的鸡首壶无论胎釉、造型都保持着南朝和隋代的风格。到中晚唐时期,越窑瓷器原料加工和制作都很精细,器型规整,釉层匀净,釉色呈色黄或青中泛黄,滋润而不透明,隐露精光,如冰似玉,开细碎纹,胎釉结合较好,剥釉现象少见。这时的越窑器物既有继承前代的形式,也有按照生活需要而新创的器型。常见器物有盘、碗、盏、罐、钵、碟、匙、灯、枕、执壶、唾壶、墓志、水盂、瓷塑等。撇口碗、盘和翻口碗、盘都是中唐时出现的新品种,口腹向外斜出,璧形底。这种造型的碗、盘与敞口斜壁形底盘和撇口平底碟,器形风格相同,成为一套新颖的饮食用具。晚唐时,碗、盘的形式越来越多,主要有荷叶形碗、海棠式碗、葵瓣口碗以及葵瓣口盘等。荷叶形碗,边缘起伏,碗面坦张,恍若出水之荷叶;海棠式碗,曲折多姿,形如盛开的海棠;葵瓣口盘,有的口沿四至五处凹进,腹壁配以内凹的直线;有的口沿作波浪起伏,花瓣丰满,给人以轻巧活泼之感,配以滋润的青釉,引人喜爱。隋和初唐仍生产的鸡首壶,到了中唐则逐渐演变为执壶。中唐及其以后,多产执壶。执壶是一种酒器,根据唐人记载,它的正式名称应作注子,习惯上称作执壶。中唐的执壶,喇叭口,短嘴,嘴外削成六角形;腹部硕大,把手扁宽,壶的重心在下部。晚唐执壶的形状有了明显的改变,颈部加高,嘴延长,孔加大,椭圆形腹上有四条内凹的直线,美观而实用。故宫博物院所藏出土于浙江绍兴唐墓的越窑执壶就是中晚唐时期的典型代表。到了五代时期的越窑瓷器,器物主要有碗、盘、杯、碟、洗、釜、罂、罐、缸、唾壶、执壶等。五代晚期越窑青瓷刻划纹饰逐渐兴盛起来,如余姚上林湖和上虞、黄岩等五代越窑窑址中出土大量精美青瓷,都刻划着十分精美的纹饰,不仅技法精熟、构图洗练,而且刻划、镂雕、模印、堆花灯多种手法运用于一体。五代越窑青瓷的装饰题材相当广泛,充分反映出当时越窑工匠的艺术水平,这些装饰图案常结合器型特点巧妙构图。碗、盘、碟、注子、盒一类的器物,用莲花、牡丹、芙蓉、海棠、菊花等组成团花做装饰,或用云鹤、鹦鹉、凤凰、青鸾、蝴蝶、云龙、高士等组成首尾相接的转换纹样做装饰,既给人一种变化莫测的美感,又使装饰主题鲜明生动。五代越窑青瓷装饰的另一个成功表现是以人物作主题内容。
  2、“秘色瓷”
  五代越窑的最大贡献是开始生产“秘色瓷”。 “秘色瓷”相传为五代吴越国王钱氏朝廷令越窑烧造供奉之器,庶民不得使用,故称“秘色瓷”。但也有人认为“秘色”是指烧制的技术、配方、工艺秘不传人,其真品传世又极少,给人一种神秘之感。还有的学者认为是人们对当时青瓷色样之统称。日本学者认为,秘色即翡色,秘与翡乃一音之转关于秘色瓷的质地和色泽,清代人说是“其色似越器,而清亮过之”。1987年陕西省考古工作者在陕西扶风县法门寺塔发掘唐代地宫,出土了16件越窑瓷器,在记录法门皇室供奉器物的物帐,这批瓷器明确记载为“秘色瓷”。从出土实物来看,除二件为青黄色釉外,其余釉面青碧,晶莹润泽,有如宁静的湖面一般清澈碧绿。这批瓷器的出土,使人们第一次见到了真正的秘色瓷,解决了长期以来陶瓷界的争议,说明秘色瓷在晚唐时期已开始烧造,到五代时期形成高峰。
  3、白瓷
  成熟的青瓷早在东汉晚期就已经出现,而白瓷的成熟则大约晚于青瓷400年。1971年,在河南安阳北齐凉州刺史范粹墓内,出土了一批约6世纪的“白瓷”,包括碗、杯、罐、四系缸、长颈瓶等器物。但这批近似白瓷的釉面上,却微微泛青绿色。它一方面表明当时白瓷胎釉尚未达到成熟白瓷的标准,还属于过渡阶段的产物,另一方面也说明白瓷脱胎于青瓷的历史渊源。至此,瓷器的烧制便分为青白两大体系而各自分道扬镳。
  青瓷与白瓷两者之间的特征区别,表现为前者胎色较重,釉呈青色碧绿无瑕,后者胎色较淡,釉色洁白匀净。古代烧造瓷器因条件所限,只能就地取材,利用当地含铁量在1%~3%左右的瓷土,首先烧成的就是美丽的青色或青绿色瓷器。此外,青瓷早于白瓷出现,在我国也与历史变迁、社会习俗的潜移默化密切关联。例如,江南地区山清水秀的自然景色,必然形成人们尚青的审美情趣,而长期生活在白雪皑皑的自然环境下,北方各族人民注定要追求一种以白色为美的旨趣。这也许是为什么我国早期白瓷出现在北方,而不是出现在窑业历史悠久、制瓷业颇为发达的南方的原因之一。
  北方地区隋唐瓷窑首先兴起于河南北部、河北南部和山东淄博、枣庄等地,以后逐渐扩大。著名产白瓷的邢窑产地的中心因地质构造条件较复杂,采矿量无保证,大和九年又有洪水泛滥和晚唐较大的战争,逐渐衰落下去,其北部的定窑和南部河南窑群及西部的铜川耀州窑等迅速兴起。
  邢窑白瓷
  唐代,我国北方烧造白瓷的窑场,更如雨后春笋,遍布各地。当时河北内邱、临城、曲阳,河南巩县、鹤壁、密县、登封、安阳,山西浑源、平定,陕西耀州等地都有白瓷生产。在这些众多烧制白瓷的窑场中,邢窑所烧白瓷不仅产量大,而且工艺精湛,其质朴的造型、润泽洁白的胎釉,都令世人耳目一新。邢窑遗址在河北省邢台市的内丘、临城两县境内,是我国白瓷生产的发源地,创烧于隋代。邢窑白瓷分细白瓷、粗白瓷两种。细白瓷为邢窑的精品,其胎质坚实细腻、釉色纯白光亮:”类银、类雪”,因而唐代皮日休在《茶中杂咏•茶瓯诗》赞邢窑瓷器“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魄起”。据目前科学测定,邢瓷胎釉的白度已达到70度以上,可以媲美于近代白瓷而毫不逊色。《新唐书》、《大典六典》、《茶经》、《乐府杂录》、《长庆集》等文献中均有邢窑的记载。细白瓷是专供皇室、贵族的上等白瓷,有些底部刻“盈”字款、“翰林”款。西安、洛阳等唐代故都历年来出土了一些精细白瓷,其中不乏贡瓷。粗白瓷则行销市场,无贵贱通用之。河北省陶瓷研究学者和文物工作者从1952年起,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对邢台地区的古窑址进行了科学调查与勘探,在内丘、临城发现了20多座唐代邢窑是中国最早的白瓷窑址,白瓷的产生在中国制瓷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不仅结束了自商朝以来青瓷独尊的局面,更重要的是为中国后世的花瓷生产尤其是彩瓷生产创造了条件。邢窑白瓷产品精美、产量巨大,不论对中国还是对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邢窑白瓷器皿多为盘、碗、壶、盒等日用生活器皿,偏重实用的社会职能决定和形成了邢瓷朴素无华的风尚,特别是其严谨细腻的工艺,决不逊于有悠久制瓷传统的越窑青瓷。邢窑白瓷不仅有简朴大方、大众日常所需之器,也有精美细致、可供达官显贵把玩之物。唐人李肇在《国史补》一书中曾描述“内邱白瓷瓯,天下无贵贱通用之。”李肇在这里所说的“内邱白瓷瓯”就是河北内邱的邢窑白瓷产品。此书成于唐开元至贞元年间(713~804年),这时正是越窑青瓷红遍天下之时,而邢窑白瓷能够达到“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程度,若没有丰富的产品与精湛的工艺,是难以得此殊荣的。
  邢瓷与越瓷在唐代同为瓷器珍品,它代表了两种不同的风格,所谓“南青北白”的局面,正是双方争奇斗妍,互相影响共同发展的结果。唐代诗人皮日休曾云:“邢客与越人,皆能造兹器。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魄起。” 可见当时邢瓷与越瓷是相提并重的。但从唐人陆羽的《茶经》来看,白瓷相比与青瓷而言不适于作茶具。从当时外销情况看,邢窑白瓷在唐代还是主要外销品种,无论是陆上“陶瓷之路”所经的中亚、西亚,还是海上“陶瓷之路”所到的日本、朝鲜、印度各地,凡是有唐瓷出土的地方,即有邢窑白瓷出现。
  定窑白瓷
  定窑为北方的名窑。窑址在河北曲阳涧磁村,习惯上将宋以前的定窑称作“曲阳窑”。
  唐五代是定窑的创烧和发展时期,可以将其分 为二期。第一期为9世纪中、晚期,是定窑的创烧时期,烧造的瓷器品种多而复杂。定窑在唐代不是一开始就成为五大名窑的,开始是用河泥为胎,加一层化妆土,外罩透明釉。大量采用仿青铜器式样,为了改变单调的素面式样,为了美观大量采用刻花,如牡丹、婴戏、蕉叶、莲瓣等刻花装饰,底部都是唐代通用的饼子底。第二期为9世纪末至公元960年即晚唐至五代前期,是定窑的发展时期,烧造的瓷器品种以白釉 瓷器为主。定窑的制瓷工艺技术受到了邢窑的影响,进入第二期即五代中后期,定窑白瓷出现了一次根本性的飞跃。所烧瓷器不再施化妆土,胎、釉呈现出精、白薄的特征。有些器物的白度甚至超过了邢窑的细白瓷器。定窑发展比较快,逐渐取代了邢窑的地位。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大力发展白釉瓷器的生产、努力 提高产品质量、批量烧造仿金银器器皿造型的瓷器应是主要原因。定窑瓷器上的“官”字款不应泛指官府,而应是代表订烧该瓷器的官府机构中的某一个单位,很可 能是中央官府机构光禄寺下属的太官署的简称。唐五代定窑的发展为北宋定窑的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定窑在唐代的产品以白瓷为主。主要器形有碗、盘、托盘、注壶、盆、三足炉和玩具等。造型与五代时期的作品相比,器沿均具有厚唇,丰肩,平底,底加圆饼状实足,有的为玉璧底。唐代定窑白瓷大多与当时邢窑白瓷相似,胎骨断面较细,胎色洁白,另有一类胎骨比较厚实,断面比较粗,但烧结较好。施釉一般用蘸釉法,器外壁的腹下至底部都不施釉。釉的质地随器物的不同而异。施在胎体较厚重器物上的釉比较粗,釉面凝厚,釉色一般是白里泛青,釉水凝聚处多呈青绿色,釉面有开片。胎质细腻者,胎色洁白,则施白釉,釉质很细,表面釉光莹润。有的足以媲美邢窑的精细白瓷,而且也有透影白瓷,
  巩县窑白瓷
  巩县窑隋代始烧,唐代进入极盛,主要烧白瓷和三彩。窑址在河南省巩县的小黄治、铁匠炉村及白河乡三处。以烧白瓷为主,兼烧黑瓷和三彩陶器始烧于初唐,鼎盛于中唐,开元、天宝以后逐渐衰落。《国史补》、《元和郡县图志》和《新唐书•地理志》中提到的河南盛产的白瓷和向长安进贡的白瓷,多出于此。巩县窑白瓷常见有碗、盘、壶、罐、瓶、枕等类,而以碗、盘为主,碗多侈口、曲腹。
  4、黄釉瓷
  含适量铁的石灰釉在高温还原气氛下烧成时,呈青绿色;若在高温氧化气氛下烧成,则呈黄色。唐代安徽淮南寿州窑、萧县白土窑,河南密县窑、郏县窑 ,陕西铜川耀州窑,山西浑源窑,河北曲阳窑和湖南长沙窑等都烧制高温黄釉瓷,其中以寿州窑的黄釉瓷最著名。
寿州窑是唐代一大名窑,它以出产黄釉瓷而著称。陆羽在《茶经》中指出:“寿州瓷黄,茶色紫。”并将其排在洪州窑之前。寿州窑始烧于隋,兴盛于唐,历时二百余年。其窑址在今安徽省淮南市的马家沟、上窑镇、余家沟、外窑一带。淮南在唐代属寿州,故名寿州窑。寿州窑黄釉瓷器有蜡黄、鳝鱼黄、黄绿数种。釉下普遍施有一层细腻的化妆土,釉面光润,开片细小,釉层透明。由于采取蘸釉法施釉,釉层厚薄不均,釉色浓淡不一,并有剥釉现象。寿州窑由随代烧青釉,到唐代改烧黄釉,并不是原料的不同,而是改变了窑炉的烧成气氛隋代用还原焰烧成青釉,唐代改用氧化焰烧成黄釉,胎色也由青灰变为白中泛黄。寿州窑器物的胎体厚重,器多平底,有的底心微凹。常见器物有碗、盏、杯、钵、注子、枕和玩具等。坯体制作有轮制、模制和手制三种。
  5、黑釉瓷
  寿州窑是唐代一大名窑,它以出产黄釉瓷黑釉是伴随着青釉的出现而产生的,浙江上虞东汉晚期窑址和东晋德清窑址中黑瓷和青瓷同窑烧造,就是证明。黑釉瓷器出现于东汉晚期,东晋浙江德清窑所产黑釉瓷,釉层均匀,亮黑如漆,显示出较高水平。唐代烧黑釉瓷器的瓷窑在河南、陕西、山西等省都有发现,以河南为最多。其中较著名的有陕西铜川耀州窑、河南巩县窑和山东淄博窑等。耀州窑址在陕西省铜川市黄堡镇,在宋代以前习惯称黄堡窑。从考古发掘来看,早在唐代黄堡窑已开始烧制瓷器,以黑瓷和白瓷为主,兼烧少量的青瓷。唐代黄堡窑黑瓷常见器形有碗、盘、壶、盆、盒、灯、盖罐等,造形多种多样。碗有五花瓣口圈足碗和唇口平底碗两种;壶为喇叭口,腹近椭圆形,流很短,双带形柄,平底。
6、彩绘瓷
  所谓“彩绘瓷”,即是以天然的富含铁、锰等金属氧化物的矿物作颜料,以红、黑、褐等色,在陶器上描绘出各种各样的图案花纹。唐代首先采用“彩绘瓷”技艺的是湖南长沙窑。它突破了以往瓷器装饰上主要采用贴花、印花、刻花、划花等技法的局限,借助毛笔将彩料涂在瓷器坯体上,然后施加一层透明釉,在高温中一次烧成。
  长沙窑位于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县铜官镇,也有人称之为“铜官窑”,窑址于1956年被发现,1964年进行了重点发掘。从目前国内外出土的长沙瓷器(据初步统计国内十几个省、市,国外十几个国家均出土有长沙窑釉下彩瓷)以及长沙窑唐代窑址地层出土瓷片来看,长沙窑青瓷釉下彩绘至迟在唐宪宗元和年间开始烧造,一直延续至晚唐五代时,盛行了140年之久。
  长沙窑早期继承岳州窑的特点,以烧青釉瓷为主。至盛唐以后,逐步烧制白釉、绿釉以及釉下彩绘瓷。其彩瓷装饰由烧制青釉褐彩,发展到烧制青釉褐绿彩,以及白釉绿彩和白釉褐绿彩,其器物种类之丰富,式样之多,在唐代瓷窑中可算是首屈一指。其器物种类之丰富,式样之多,在唐代瓷窑中可算是首屈一指。早期长沙窑的产品,以碗、盘、壶、罐、盂为主,品种比较单一。后期除增加洗、枕、盏托,盒等日常用具外,还烧制镇纸、滴砚、笔洗、砚台等文房用具,以及鸟、狗、猪、羊、马等玩具。其器物造型,前期丰满端庄,线条柔和圆润。后期除保持前期那种气势和规范外,形态趣于秀丽。长沙窑青瓷釉下彩绘器物中,还有相当数量的彩绘儿童玩具,有狮子、骆驼、大象、老虎、猪、狗、兔等。除动物形象外,在玩具中人物形象也非常丰富,有头戴尖帽手击腰鼓的人物,有手拿果品和双手抱球的人物,还有骑狮子、骑马的人物等等。另外,一些器物也常做成动物形状,如龟形水注、猪形水注、狗形水注、鸡形水注等,以及可以吹奏的小鸟、小鸡、猫头鹰等形状的口哨,还有鸟形系、龟形系、鱼形系和兽头系等,这些塑像虽信手捏来,但形象生动可爱。
  长沙窑青瓷釉下彩绘,早期色彩比较单调,只有釉下褐彩,或釉下绿彩,其后出现褐、绿两彩,或褐、绿、红多种色彩并现的情况。这几种色彩因交替或重复运用,使彩色产生多变效果,并利用釉料在高温中与瓷胎相互渗透的原理,形成深浅浓淡的层次。纹饰也由以斑点组成的简单几何图案,变成描绘花鸟、人物、山水以及诗文的画面,这些画面虽然简单,但意境协调,充满勃勃生机,它融唐代花鸟画与书法艺术于陶瓷装饰之中,融自然生态于图案程式中,为后世瓷器的彩绘装饰,开片了广阔途径。长沙窑青瓷釉下彩绘图案非常丰富,包括人物、花鸟和各种动物。人物图案中有竹林七贤图、金发女郎图、异国情侣图;动物图案中有狮子、豹、小鹿、璋、羊和龙;鸟类图案有雁、长尾鸟、凤鸟、雀鸟、鹤和鹭鸳;花草图案有莲花、宝相花、菊花、石榴、菠萝和兰草等。在各种图案中以动物、花鸟画最具特色,尤以鸟的画法最具艺术性。这些雀鸟的头部一般较大,颈粗,短尾,大部分在草丛中作跳跃状。其中长尾鸟的形状形似唐代铜镜中的鸾鸟,雉鸡、凤鸟往往口衔绶带,头上有冠,作展翅飞翔状,其旁常书有“飞凤”二字。在绘画技巧上长沙窑青瓷釉下彩绘,常以粗线勾出大体形态,然后用细线描勾细部轮廓部分,小草、枝叶则采用没骨画法。以在长沙窑出土的一件彩绘花鸟纹注子为例,腹部花鸟图案为一只昂首翘尾的小鸟和几枝疏朗的花叶。鸟用绿彩粗线勾画出轮廓,嘴、翅膀和羽毛则施褐彩细细描绘。花叶以没骨画法由褐彩作轮廓,中间填绿彩,整个画面虽草草几笔,但小鸟的神态栩栩如生,颇得写意画之妙。
  长沙窑的瓷器产品,在唐代主要用作外销,它输出的时间虽然晚于越窑和邢窑,但由于器物的造型和装饰,能适应销往国家的需要,所以在唐代成为外销瓷的主要品种。长沙窑为了更好地占有国外市场,工匠们以敏锐的发展眼光,审时度势,在瓷器造型和装饰上主动地迎合国外消费者的需求,广泛吸取国外各民族的风格,制造出了大量带有异域风情的各类瓷器,以便满足不同地域人们的审美心理和生活情趣。由于长沙窑的瓷器在造型和装饰上能适应销往国人民的爱好和需要以及低廉的价格优势,使得它的产品不仅内销,而且还远销中亚、西亚、南亚地区,甚至都延伸到了非洲地区,出口数量之多,遍布范围之广,让越窑和邢窑望尘莫及,成为中晚唐、五代时期中国重要的外销瓷器。
  下面简介唐五代主要的瓷器精品:
  1、唐代长沙窑釉下彩执壶
  1957年湖南省望城县出土唐代长沙窑瓷器。壶高21.7厘米,口径8厘米。灰白色胎,青黄色釉。撇口、细颈、椭圆形腹、平底、矮圈足,细短流曲形把手,与把手对置一管状短嘴。壶身正面彩绘褐绿色相间的连珠纹,以此组成山形图案;背面把手附近则绘卷云纹作辅助纹饰。整个画面显得饱满洒脱,富于变化,拙朴可爱。设计者巧妙地运用深沉浓重的圆珠状彩斑,表达出郁郁葱葱的山岭气势,产生一种意境深邃的艺术效果,且富笔墨韵味。更可贵的是,它不仅拥有中国画的韵味,而且还带有浓重的异域情调。不难看出,壶上所采用的褐绿彩连珠纹就是从波斯萨珊王朝的装饰纹样移植和演化而来。此中既反映了唐人的生活情趣,也体现出唐代的陶瓷艺术在吸收和融汇文化,发展本民族文化传统方面,超过了前代。
  釉下彩绘是长沙窑具有历史意义的首创,它突破了青瓷单一的釉色,丰富了唐代的装饰艺术,对后世釉下彩的继续发展开了先河。长沙窑是我国唐代的著名瓷窑,因窑址位于湖南省长沙市而得名。其遗址分布于长沙市西北约25公里处的湘江东岸铜官镇附近的石渚瓦渣坪一带。该窑的主要区域在石渚,瓦渣坪只是石渚的一小块地方,石渚在唐代归长沙管辖,现归望城县管辖,所以长沙窑又有“望城窑”、“ 铜官窑”、“ 瓦渣坪窑”、“ 石渚窑”等称谓。
该壶现藏湖南省博物馆

唐代长沙窑釉下彩执壶 壶身上部

  2、唐代越窑海棠式瓷碗
  器高10.8cm,口径纵32.2cm,横23.3cm,足径11.4cm。
  这是一件传世瓷器中造型独具一格的越窑青瓷碗。从造型和釉色上看,应是晚唐作品,现收藏于上海博物馆。
  海棠式瓷碗器形规整,丰满硕大,敞口、斜腹,圈足外撇。碗口如一朵盛开的海棠花,碗壁有四条浅楞,在口沿处稍稍内收。整体造型线条丰满、圆润、流畅,胎质细腻,釉色匀润,青中闪黄,润泽如玉。酷似一朵盛开的四瓣海棠花。唐代,以浙江慈溪上林湖为中心的越窑,烧造了许多专供帝王享用的贡瓷,这件海棠式碗即是其中的一件精品。
  越瓷有着莹润的釉色和坚硬的胎质,故陆羽称赞它是“类玉”、“ 类冰”,是“天下第一”;诗人徐夤则将越窑明净青翠的釉色比作“嫩花涵露”。 唐代越瓷的种类主要有碗、盘、壶、瓶、盏托、粉盒等。晚唐时的碗有了更多的式样,如荷花碗、荷叶碗、海棠碗、菱形花口碗等。唐代饮茶之风极为盛行,这直接导致了茶碗的流行。陆羽在《茶经》中认为饮茶的碗以越窑产品为最好。唐代茶碗中敞口、坦腹、玉璧形底的式样在当时称作茶瓯,即《茶经》所记“口唇不卷,底卷而浅,受半升已下”品种

晚唐代越窑海棠式瓷碗

3、唐代蓝灰釉霜斑壶
  1956年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在发掘陕县会兴镇一座唐墓中出土。这件唐代蓝灰釉霜斑壶,高30.9厘米, 花瓣形口,细长颈、溜肩、丰腹,下腹渐收敛。近底处划深弦纹一道,平底。肩一侧置把手。唐壶造型的总体特点是倾向短颈、壶体饱满,轮廓线圆润。肩、腹两侧分置短流和曲柄。柄、流之间系双系。这件蓝灰釉霜斑壶的颈部细长,腹体长圆欠饱满。口沿作花瓣式,且无短流,与唐代典型的壶式相比有明显的差异。单丝一种吸收了西亚形器特点而创造的新壶式。因此,文物考古家们称这种壶式为“胡瓶”。
  蓝灰釉霜斑壶通体施釉,以黑蓝、天蓝、月白、银白几种色釉层叠相间,深浅交错。宛如夜空中的礼花,层层开放,闪闪烁烁,多彩多姿,颇具变幻莫测的艺术魅力。这种变幻微妙的色釉的形成,完全出自施于胎面的不同层次、不同色调的釉料,在窑炉中熔融、流淌和相互清润的结果。古陶瓷界称这种色釉装饰为“窑变花釉简称”,简称“花釉”。“花釉”是唐瓷中的新创造。烧制“花釉”的窑址主要在今河南省。
  该壶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唐代蓝灰釉霜斑壶

  4、五代越窑划花注执壶
  1981年出土于北京西郊八宝山革命公墓院内东侧的一座辽墓。墓主韩佚(辽太宗天理十一年——辽圣宗统和十三年,936—995),辽代官员,韩延徽之孙,曾任辽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国及始平军节度使等职。辽景宗保宁年间(969—978),授营州刺史兼工部尚书,升任上京副留守加太保,后以平州(今河北卢龙)节度使致仕。此件划花注执壶为五代吴越时期越窑精品。“注”即酒壶; “划花”即上面雕刻有花纹。“注”始见于唐代。唐玄宗开元年间墓葬中出土有盘口、短颈、鼓腹、短流、曲柄,造型丰满浑圆的“注”,为“注”的早期形式、晚唐时“注”身加高,多作瓜棱形或椭圆形,流与柄渐增长,显得轻盈秀丽。到了五代时,注流长而微曲,腹部作瓜果形或球型,柄加长,曲度加高,样式更加秀雅美观。
  这件划花注执壶高16.8厘米,口径7.4厘米,直上,高领,溜肩,圆腹,低直圆足,前置弯曲的长流,后置高耸的执把,口上置珠宝钮盖。腹部压底棱纹,划纤细的文物纹,造型优美,工艺精湛。施青釉。可见是五代时期越窑秘色瓷珍品。虽出土于辽辽圣宗统和十三年辽臣墓,但从酒注的端秀造型,素雅莹润的青釉,精细的刻花以及器底的支烧痕迹来看,应是越窑产品。当为五代末吴越王钱缪向辽进贡的越窑秘色瓷。

五代越窑秘色瓷珍品:划花注执壶

  5、唐代邢窑白釉贴花皮囊壶
  河北故城县出土。皮囊壶,壶的一种样式。因形如皮革缝制的水囊,故名。南北朝及隋唐时期中原地区较为流行的陶瓷日用器皿,以仿皮袋造型而名。器身上扁下肥,鼓成皮袋状,有仿皮革凸起的缝线,前端附筒状流,上安提梁,有白瓷、彩色釉陶等制品。关于皮囊壶的用途现在还有争议。从现有资料看,其高度大都在15-35厘米之间,完全可以用来盛贮液体。考古发现中,在赤峰大营子墓出土的壶内有茶色结晶,应该是当时饮料及奶制品的遗留物,因此皮囊壶应是生活用品。从墓葬出土的皮囊壶看,其墓主大都是权贵阶层,其中有地位显赫的宰相,也有与皇族关系密切的贵戚,身份最低的也是小贵族,平民墓中尚无皮囊壶出土。这似乎说明皮囊壶是身份的象征。
  这件白釉贴花皮囊壶高22厘米。顶端一侧为短直小流,中间有一曲柄,另一侧饰一曲尾。胎质坚硬细密,釉色纯白。壶两面随形起线,用细致刻划的绳纹模仿缝合皮革的痕迹,右侧有荷花立体花瓣缀饰,正面有流苏雕刻,整件藏品圆润古朴,又于小处凸显精致,显示出古时贵族的生活品位。
  现存邢窑白瓷以罐居多,依次尚有茶盏、杯碗,壶、瓶,瓷塑,还有其他窑口少见的塔式罐、烛台、香薰等高档生活用器。这件精雕细琢的白釉贴花皮囊壶也是少见的邢窑珍品之一,因为它不仅是研究唐代白瓷的珍贵实物资料,也是民族文化交流的见证。它生产于河北内丘,却流行于内蒙的少数民族地区。
  这件白釉贴花皮囊壶现存于河北省博物馆。

邢窑白釉贴花皮囊壶

  6、唐代定窑白瓷花口盘
  唐昭宗光化3年(900)临安钱宽墓出土,为宫庭御用品。盘高3.5厘米,口径14厘米,底径5.5厘米。口沿为10瓣花口,浅腹矮圈足,外腹壁见有流釉现象,并留有轮制痕迹,外底心草刻“官”字。釉色乳白,胎质致密坚固。
  定窑创烧于唐朝后期。从这时一直到五代前期的定窑瓷器,还较为粗糙简单,器型以碗为主,正处于向精瓷的过渡阶段。但在五代中后期,定窑白瓷出现了一次根本性的飞跃。所烧瓷器不再施化妆土,胎、釉呈现出精、白薄的特征。有些器物的白度甚至超过了邢窑的细白瓷器。这件定窑白瓷花口盘当属于定窑前期产品。
现藏浙江省博物馆。

  7、唐代寿州窑黄釉执壶
  1959年安徽泗县出土。壶高23.2厘米,口径10.4厘米,底径9.6厘米。执壶在唐代又称“注子”,是当时较流行的一种酒具。喇叭口,短颈,鼓腹,八棱短嘴,双系,与嘴相对的一边置曲柄。寿州窑虽然以烧黄釉为主。这件黄釉执壶除造型工整,制作精良外,其最具特色的是纯正的蜡黄釉色,光滑匀净,系寿州窑烧制的代表作品。
  寿州窑瓷器的胎体较为粗糙厚重,中晚期黄釉和黑釉器的瓷胎显得粗涩,呈淡红或黄红色,胎泥一般未经淘洗,含有少量的白色或铁黑色砂粒,形成大小不等的气泡,因而比较粗糙。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匠师们在胎胚上先施一种质地细腻的白色瓷土,谓之“化妆土”或“瓷衣”,它是由白净细腻、含铁量极少的瓷土配制而成。在瓷器入窑熔烧前,先将其施于胎体表面,然后再施表层釉,这种先上化妆土的技法,既可以掩盖胎料因杂质未除净而泛出的杂色黑点,又可以克服瓷器表面粗糙或凹凸不平的缺陷,提高釉色莹润和玻璃质感,增加器物的美感,从而提高了产品的质量。寿州窑是较早使用“化妆土”的窑口。这件黄釉执壶釉色之所以纯正莹润,十分美观,与施护胎釉即“化妆土”有很大关系。
  寿州窑位于安徽省淮南市大通区上窑镇,这个地区在唐代归寿州所辖,故名寿州窑。寿州窑始烧于南朝,盛于唐代。其隋以前烧制青瓷,唐代改烧黄釉瓷,并兼烧黑釉瓷。黄釉又分蜡黄、鳝鱼黄和黄绿等色。产品不仅有执壶,还有碗、盏、杯、盆、钵、罐、枕及玩具等多种,寿州窑黄釉瓷器具有独特的风格,闻名于世,唐人陆羽在《茶经》一书中就有“寿州瓷黄,茶色紫”等记载。

唐代寿州窑黄釉执壶

  8、唐代长沙窑白釉红绿彩瓷壶
  1983年出土于长沙窑窑址。壶高22厘米 底径11.8厘米,喇叭形口,粗颈,溜肩,平底。前有多棱形短流,后有执鋬,底以上施乳白釉,饰以随意涂画的红绿彩。此壶同时呈现红绿彩,十分珍贵。长沙窑是最早烧造铜红釉彩的瓷窑,这件执壶以红绿彩为饰,是长沙窑烧造红彩的力证
  长沙窑以彩瓷著称,但彩中最难烧造的是铜红彩,铜是活跃分子,受窑内温度、气氛的影响敏感,很难达到适合的氛围。所以铜红釉彩的瓷器自古以来就十分名贵。学术界原认为,铜红彩是宋钧窑烧创的,长沙窑铜红釉彩瓷的不断出土,将铜红釉彩的创烧提前了几百年。此壶同时呈现红绿彩,十分珍贵。
  长沙窑以釉下彩绘著称,但一直以来对其釉上彩关注不够。长沙窑使用的是石灰青釉,其釉透明性强,但流动性也强,故施釉薄,彩只能施在釉下,被胎土和化妆土与吸收,故有线条清晰的彩绘和诗歌、题记。但那些随意画、泼墨画则是釉上彩,因施于釉上,在高温下彩随釉一起流动,出现意想不到的效果,似画非画,使人联想翩翩,具有很强的装饰效果,从这件执壶便可看出。
  唐代长沙窑白釉红绿彩瓷壶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

唐代长沙窑白釉红绿彩瓷壶

  9、唐代越窑五花瓣口秘色瓷盘
  1987年出土于陕西法门寺唐代塔基地宫。由于法门寺塔的地宫闭封于唐懿宗咸通十五年 (874),表明秘色瓷烧造时间的上限不迟于此时,较之浙江临安晚唐钱宽墓、水邱氏墓出土的越窑青瓷要早30年左右。
  这件五花瓣口瓷盘,属于越窑生产的“秘色瓷”。所谓 “秘色瓷”,一种说法是五代吴越国王钱氏朝廷令越窑烧造供奉之器,庶民不得使用,故称“秘色瓷”。但也有人认为“秘色”是指烧制的技术、配方、工艺秘不传人,其真品传世又极少,给人一种神秘之感。关于“秘色瓷”的生产时间,一般都根据宋代赵德麟《侯鲭录》以及在临安一带发掘的吴越钱氏家族和重臣墓葬出土的越窑秘色瓷,断为秘色瓷生产始于五代吴越王钱氏。但法门寺塔的地宫出土的一批秘色瓷,可知晚唐即开始烧制秘色瓷。这次法门寺出土的时代较早的越窑青瓷,以青绿釉器为主,包括少数青黄釉,并出现了银加金银装饰,说明早期秘色瓷既包括青绿色釉,也包括青黄色釉在内。另外用金银装饰瓷器也并不是从钱氏君臣奢侈成风才开始的。青瓷的烧制往往是同窑不同色。这是由于釉的呈色除原料因素外,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窑内火焰的不同与变化,而火焰的控制又是十分困难的,所以青瓷釉色或深或浅,或浓或淡,是不足为奇的。浙江地区唐五代墓出土的越窑青瓷除少数青绿色釉器物可以确定为秘色瓷外,多数青黄色釉的器物也应当属于这个范畴。到五代和北宋则开始兴盛起来。浙江钱氏家族和重臣的墓葬中,金银或涂金彩装饰的越窑青瓷也多半为青黄色釉,只不过由于釉色不如青绿釉鲜亮,故往往增加些辅助性的装饰,使其更加美观。
  这件五花瓣口瓷盘侈口,盘体呈五花瓣型,腹壁斜收,曲口以下有凸棱,,平底内凹,底部留有一周支钉烧痕,口径23.8厘米,底径17.4厘米。通体施以青绿釉,均匀凝润,与陆龟蒙《秘色越器》诗所描述“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的釉色相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