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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女人

开卷有宜2018-07-02 11:48:24

编者按

大约在两三个月之前,听一位朋友说道:《夹边沟记事》下架了!当时想,不可能吧,“夹边沟”故事从2000年就开始在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著名杂志《上海文学》上连载,2002年5月天津古籍版选取部分内容加入作者早期几篇中短篇小说汇辑成书,取名《夹边沟记事》。2003年8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又以《告别夹边沟》为名出版全部“夹边沟”故事,2008年9月花城出版社恢复为《夹边沟记事》重新出版。应该说,近20年间,这本书的内容经过了不同地域、不同机构多次严格审查,不应该有什么问题,怎么可能下架呢?!一定是卖脱了。所以当时也没怎么注意。

前几天没事,想起这个问题,到几大网站上一搜,竟然真的全部下架了!!!

当当网没有!

亚马逊没有!


京东没有!


文轩网没有!


苏宁易购还是没有!

传言的确是真的!

遮住黑暗,难道就是一片光明了吗?

一个不懂得甚至限制反思历史的民族,是一个没有未来,没有希望的民族,可能会一次次迎来难以承受的厄运。只有不断反思历史,从中吸取教训,才不再重蹈覆辙。

希望《夹边沟记事》的下架,只是大会前维稳的暂时措施,而不是一种长远的政策宣示。

 

 



上海女人



这段故事是一位名叫李文汉的右派讲给我听的。他是湖北省人,高中毕业,1948年参加解放军,解放后曾经加入志愿军入朝作战。在朝鲜战场他负了伤,三根肋骨被美国人的炸弹炸断。回国治疗后留在公安部工作。他说,后来因为出身于大资本家家庭的缘故,组织部门调他到甘肃省公安厅,名义是支援大西北。可是他在省公安厅工作不久,又被下派到酒泉地区劳改分局,在生产科当一名生产干事。1957年他被定位右派,开除公职,送夹边沟劳动教养。1960年12月以后,夹边沟农场的右派全部释放回原单位去了,他却无“家”可归,因为他是被开除公职的右派。在劳改分局的招待所里住了两个月以后,领导终于想出办法来了:你到安西县的十工农场去吧,不算干部,也不是劳改犯,去当个工人吧。他到了十工农场,场领导又作难了:正式招工吧手续又不好办,哪有右派招工的道理?最后只能以刑满就业人员对待,每月发二十四元工资,在劳改队种菜。种菜到1969年,因为战备的原因,十工农场的犯人迁移到甘肃中部的五大坪农场去了,他不是犯人不能去,只好和其他几个就业人员一起移交小宛农场。于是,他就成了我们十四连畜牧班的放牧员,和我同住在羊圈旁的一间房子里。在一起生活得久了。相互有了了解,也信任对方了,他便陆陆续续对我讲了许多夹边沟农场的故事。

今天我再给你讲一段夹边沟的故事,是一个女人的故事。她是个右派的老婆,上海人。


我跟你说过,1960年国庆节前,夹边沟的右派——包括新添屯作业站的右派——除去死了的和几百名体质太弱什么活也干不了的,全都迁移到了高台县明水乡的一片荒滩上。省劳改局的计划是从酒泉劳改分局管辖的十几个劳改农场和劳教农场调人,在那片荒滩上建一片河西走廊最大的农场,要开垦五十万亩土地。因为仓促上马冬季临近,其他农场的领导很贼,没有按计划调人,就夹边沟农场的右派调过去了。大约是一千五百人,分别住在祁连山前的两道山水沟里。千百年来,从祁连山里流出的洪水在那片荒滩上冲出了几道深沟。山水沟蜿蜒两公里多长,南边靠近祁连山的一端很浅,越往北越深,最深处有六七米。出了山水沟是一片泥沙沉积的沙土地,再往北是一道接一道的沙梁。

由于没有木材盖房,我们住在自己动手挖的窑洞里。窑洞大小不等,沟浅的地方,靠近南端,因为崖坎矮,挖的窑洞才一米高,人四肢着地才能钻进去,进去后坐着刚能仰起脸来。这样的窑洞住一个人或者两个人。我们组的窑洞挖在山水沟中端,很大;我们组最早是二十五个人,在夹边沟死掉了三个,还有三个因瘦得走不动路留在夹边沟了,剩下的十九个人加上其他组没住处的两个人,全住在这个窑洞里。我们组的人,我印象最深的是文大业、崔毅、魏长海,还有晁崇文、钟毓良、章……哎呀,叫章什么来的,那是个西北师院历史系的教授,姓章,可名字突然就想不起来了。对了,崔毅,崔毅这时候已经不在明水也不在夹边沟了,他在两个月前就逃跑了。他是四十年代北大的毕业生,英文讲得特好。这人四十年代就参加学潮,是地下党,解放后是省委宣传部的干部。文大业是省卫生学校的副校长,原兰州医学院教授,死在明水了,吃脏东西死掉的。对了,董建义也是那几天死掉的,和文大业前后脚死掉的。

文大业的死我记得很清楚。那是十一月上旬的一天,他从自己的铺上挪过来凑近我,说,老李,我活不过一个星期了,我喝粉汤了。我当时吓了一跳,问他真的吗,他说真的。

我可是吓了一跳。他说的粉汤就是用黄茅草籽煮的汤。黄茅草你知道吗?你肯定知道,草滩上到处都长,你就是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它长的样子就像骆驼草一样,一蓬一蓬的,茎秆比骆驼草的茎秆还粗还高。它的茎是黄色的,叶片也带点黄色,很好辨认。河西的农民都叫它黄茅草,有的叫黄茅柴,因为农民们都拿它当烧柴,有的把它挖来埋在田埂上做风墙——挡风。黄茅草的草籽是能吃的,这我们原来不知道,是酒泉县和高台县的右派们说的,他们也是听老人们说的:闹饥荒的年头,当地的农民们用它充饥。于是,右派们就跟他们学,拿着床单到草滩上铺开,把黄茅草枝条压下来敲打,把籽打下来;然后用手搓,把皮搓掉,再拉着床单摇晃,叫风把皮儿刮走。不能吹,黄茅草籽太小太轻了,像罂粟籽那么大小,一吹就连籽都吹跑了。籽儿收集回去再用锅炒熟。炒的时候要注意,不能炒焦了,只要爆一下就成。当然,那么小的籽儿,你是听不见爆声的,要用眼睛看,籽儿在锅里自己动了一下,那就是爆了。炒熟之后装在小布袋里,缝在衣裳里边,藏好。一定要藏好,干部们要检查的,那东西容易吃死人,干部们不叫吃,检查出来就没收了。

黄茅草籽吃起来也麻烦,抓一撮放在饭盒里煮,煮着煮着就成了清白色的粥,真像是淀粉打的粉汤,与淀粉汤的不同之处在于用筷子一挑能拉出丝来。这时候还不能吃,要搅,一边搅一边吹,叫它快点凉下去。凉了的“粉汤”像一团面筋,柔柔的。把它拉成条状,拉长的感觉就像是拉橡胶一样,然后咬着吃。那东西是嚼不烂的,只能咬成一块一块咽下去。这东西根本就没有营养,但是也没毒,吃它就是把空空的肠胃填充一下,克服饥饿感,就像有些地方的人吃观音土一样。这种东西能挺时间,吃上一次能挺三天,因为它是不消化的。既然不消化也就排泄不出来,需要吃别的野菜什么的顶下来。这种东西千万不能在粥状的时候喝下去。在它还没凝固成块状之前喝下去,它会把肚子里的其他食物——树叶子呀,干菜呀,还有别的杂草籽呀——粘在一起,结成硬块堵在肠子里形成梗阻。我估计,在夹边沟和明水至少有几十人因为喝了这种“粉汤”而致死。有些人是出于没有经验,第一次喝了就死去了,但另一些人的想法是嚼着吃太恶心。少喝一点可能没有危险,实际是对“粉汤”的粘性估计不足。

真是吓坏了,我当时就说他:你不知道那东西不能喝吗?他回答:饿得等不及了,还没放凉就喝了几口。我生气地说,几口?就几口吗?他回答,也就半碗。

我说这可怎么办呀?

他说要是有点蓖麻油就好了。

我知道,蓖麻油是泻药,它可以把肠子里的食物变成稀汤子排泄出来。我立即跑出去跑了一趟场部卫生所,但是医生把我骂了出来:人家都拉肚子拉得要把肠子拉出来,你还要泻药,我到哪里给你找泻药去!

医生说的话也对,农场闹病的人大都是因为吃了脏东西拉痢疾。有些人拉得起不了床,几天就死掉。

我沮丧地回到窑洞,跟文大业说,你还想活不想活呢,想活我就给你掏!

还在夹边沟的时候,我们就互相掏粪蛋蛋了。超常且沉重的劳动把我们的身体榨干了,每天供应的十二两原粮不能提供沉重劳动所需的热量,为了活命,我们把谷糠呀、树叶和草籽呀,凡是我们认为有营养的东西都填进肚子。这些东西是不易消化的,加之我们的肠胃早就没有了油水,所以排泄就成了非常痛苦的事情。我们每次要在茅坑上蹲半天,竭尽全力才能排泄出几个粪蛋蛋。有人在骂人的时候说,你打嗝怎么是草腥味的!那意思是说你不是人,你是吃草的牲口。我们那时候排泄出的东西就是和驴粪蛋一样的草团子。我们经常在茅坑上蹲半天,连个粪蛋蛋也排泄不出来,必须相互帮助,互相配合:一个人趴在地上撅着屁股,另一个人从后边掏。我们大多数人都有一个专用工具,是用质地坚硬的红柳枝条削成的木勺,状如挖耳朵勺但又比挖耳朵勺大出许多倍。没有制备专用工具的人只好用吃饭小勺的把儿掏了。

文大业对我讲的时候,事情已经到了很痛苦的程度:小肚子胀得圆鼓鼓的,但又排泄不出来。我马上和他一起走到窑洞外边去,他趴在一个土坎上,撅着屁股,我跪在后边进行操作。但是,用了很长的时间,我也没掏出一点东西来。文大业的肚肠里吃下去了很多菜叶、草籽之类的代食品,“粉汤”把这些代食品黏结在一起,凝成了一个很坚硬的硬块。硬块的直径超过了肛门的直径许多,堵在肛门上,根本就无法掏出来。我试图把这个硬块捅碎,使之化整为零,但也没有成功。我的专用工具一用力,那硬块就移动,根本用不上力,而文大业又痛苦难忍呻吟不止。最后的结果是我的专用工具把他的粪门搞得鲜血淋淋,一塌糊涂,硬块安然如初。

文大业的肚子胀得越来越大,五六天后就“胀”死了。我们把他的尸体用被子裹起来抬到窑洞外边放着,下午,农场掩埋小组的人把他装上马车,拉到北边的山水沟口埋掉了。


我们窑洞里,唯一不吃脏东西的是董建义。董建义是省人民医院的泌尿科医生,上海人,印象中似乎是毕业于上海的哪个医学院。还在夹边沟的时候我就认识他,就是没说过话,我和他不在一个队。1959年国庆节前夕,农场组织我们去酒泉看酒泉劳改分局搞的《建国十周年劳改成果展》,在一家饭馆吃饭,我们俩坐在了一起。夹边沟的右派分子们大都身上带着一些钱和粮票的。这是他们当初从家里带来的,因为劳教农场不许加餐,就总也花不出去。只要遇到外出,见到饭馆,就决不会放过吃一顿的机会的。可惜那时的饭馆里卖饭也是定量,只卖半斤小米饭或者两个馒头。有的人为了多吃一份,只要时间来得及,吃了一家饭馆再钻进另一家饭馆。

那天在饭馆吃饭,我们正好坐在一起,便跟他说了说话,知道了他是在1956年支援大西北建设的热潮中自己要求来兰州的。他原在上海的一家医院当主治医师,来兰州后在省人民医院做泌尿科主任。他爱人也是上海一家医院的医生,那年正好生孩子,就没跟他来。他还说,他爱人是独生女,岳父岳母坚决反对她离开上海,否则也就来了。

董建义三十四五岁的样子。

那次在饭馆吃饭,他的文雅书生的样子在我的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记得从饭馆出来,右派们排队集合回夹边沟的路上,我跟别人说过,董建义活不长了,看他吃饭时细嚼慢咽像是吃什么都不香的样子,就活不长。旁边有人说,你可是说对了,那人吃东西讲究得很。别人挖野菜呀捋草籽呀逮老鼠呀,什么能填肚子就吃什么,他嫌脏,说不卫生,不吃。他就吃食堂供应的那点东西。

后来有一段时间,我没再看见他,便以为他死掉了。谁知到了明水,他又出现了,并和我住在同一个窑洞里。见面时我还问了一句,老董,你没死掉呀?他笑了一下说,你怎么这样说话呀?我说你不是吃东西很讲究吗,好长时间不见,我以为你死掉了。他告诉我,因为肝硬化,他到场部医务所住院三个月。

到了明水,董建义还是不吃脏东西。在夹边沟的时候,因为劳动太过沉重,又吃不饱——人们每月吃二十四斤原粮——就有少数人死去了。到了明水,粮食定量进一步降为每天七两,月不足十四斤,一天就吃一顿菜团和一顿菜糊糊,营养极度短缺,大批死亡就开始了。为了减轻死亡,农场领导采取了特殊措施:停止右派们的劳动,准许在上班时间去草滩上捋草籽、抓老鼠和逮蚯蚓充饥,或者在窑洞里睡觉。那一段时间我们把山水沟附近的老鼠和蜥蜴都逮绝了,吃光了,把附近柳树和榆树上的树叶都吃光了。可是董建义不吃那些东西,每天吃过了食堂配给的菜团子和菜糊糊以后,就在铺上躺着挨日子。我曾经劝过他,别那么斯文啦,能弄到什么就吃什么吧,活命要紧。他竟然回答:那是人吃的东西吗?


实际上,他之所以没有饿死,完全是他女人的功劳。自从他定为右派到了夹边沟,他女人三两个月就来一次,看望他,并且捎来许多饼干、奶粉、葡萄糖粉之类的食品和营养品。

但是,到了明水才一个多月,他的身体就不可逆转地衰弱了,身上干得一点儿肉都没有了,眼睛凹陷得如同两个黑洞,怪吓人的。他的腿软得走不动路了,每天两次去食堂打饭的路上,他摇摇晃晃地走着,一阵风就能刮倒的样子。在窑洞里要想喝点水,就跪着挪过去。他整天整天地躺在被窝里默默无语,眼睛好久都不睁开。

那是11月中旬的一天傍晚,我正在靠近窑洞门口的地方煮从田野上挖来的辣辣根——这是一种多年生根类植物。最粗的能长到筷子粗细,生吃是辣的,煮熟后有一点甜味——董建义忽然挪到了我的身旁。我以为他想要吃点辣辣根,便用筷子搛了几根给他。他却推开了,说,老李,我想求你一件事。我问什么事,他说,我认为你是能活着回到兰州去,这是没问题的。我说你怎么认定我能活着回去?你没看见吗,我的脸肿得眼睛都睁不开了,腿也肿得穿不上鞋了。说真的,到了11月,几乎所有的人都衰弱不堪了,除去上次我给你讲过的魏长海。每天晚上入睡的时候,谁都不知道转天早晨还能不能醒来,因为每过三两天就有一个人死去,而且都是睡眠中死去的,没有呻吟,没有呼唤,一点痛苦的挣扎都没有,就静静死去了。

什么,你说人们为什么不逃跑吗?有逃跑的。崔毅不是跑了吗,后来钟毓良和魏长海也跑了。民勤县供销社的主任,哎呀,我叫不出他的名字来了,也跑了。但是逃跑的人总归是个别的,是少数人。绝大多数人不跑。不跑的原因,上次我不是说过了吗,主要是对上级抱有幻想,认为自己当右派是整错了,组织会很快给自己纠正,平反。再说,总觉得劳教是组织在考验我们,看我们对党忠诚不忠诚,如果逃跑不就对党不忠了吗?不就是背叛革命了吗?就怕一失足铸成千古恨,跑的人就很少了。

我说我的身体也不行了,怕熬不出去了,但董建义说,老李,你肯定能活着出去,你是个有办法的人。我惊了一下说,我有什么办法?他说,有人给你送吃的,我知道。有过两次了,孔队长夜里叫你出去,你回来后就在被窝里吃东西。我夜里睡不着觉,都听见了。

我不好再说什么了,他的话说得对,他窥探到了我生活中一件极端秘密的事情。还在1959年的时候,夹边沟和新添屯就开始死人了,人们都写信叫家人寄饼干寄炒面,而我也开始考虑如何不被饿死的问题了。考虑来考虑去,我决定讨好孔队长。孔队长是从甘谷砖瓦厂调来的干部,官不大,是夹边沟基建队的副队长,可是他经常跟着马车去酒泉,给农场拉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还从酒泉邮局取回右派们的邮包。我当时想,这个人对我有用,一定要搞好关系,所以有一天我从他那里取省公安厅一位朋友给我寄来的包裹,看包裹里没有吃的,只有一团棉线和一块蓝条绒,我就全都给他了。我对他说,孔队长,这些东西我拿着没用,你拿去给你爱人做件衣裳吧。孔队长是甘谷县人,甘谷县新生砖瓦场撤销后,他调到夹边沟来了,但他女人没调过来,他女人比他小几岁,二十二三岁的样子。女人是农村妇女,从甘谷县来夹边沟看过他,我看见过。他接下了我的东西,像是有点不好意思,跟我说了几句同情的话:这是你家里人寄来的包裹吗?你家里人怎么不给你寄些吃的来,你现在最缺的是吃的东西。我顺着他的话往下说,孔队长,你说得太对了,你真能体谅人。我现在就是缺吃的,可是我是个单身汉,没有对象,父母又年老多病,我不愿叫他们知道我犯了错误在这里劳动改造,这样一来就没有人给我寄吃的了。看起来我的话起了作用,他说,没人寄吃的可是个问题,你的日子不好过呀,可你要是有钱也行呀。我听出来一点门道了,又说,有钱能有什么用处,咱们农场里什么也买不上,拿钱拿粮票也不卖馒头,还得饿肚子。他说,嗳嗳,哪能一棵树上吊死,场里不卖,不会到酒泉去买吗?酒泉的黑市上什么都有。我说,黑市上有也没用呀,我们这种人出不去……说到这里我就停住了,想看看他的态度再往下说,结果他却直截了当地说,咳,那有啥难嘛,我三天两头去酒泉,你要是买啥东西就说一声,我给你捎回来不就中了吗!他的话正中下怀,我立即就对他说,要是这样,就太感谢你了。只是我还有个困难,你要是能帮助我解决就更好了。他说,你说你说,你有啥难事就说。于是我告诉他,我来夹边沟农场第一天,报到登记的时候,身上带着的一千元钱和三百元公债券都交给财务科的人保管了,现在取不出来。你能不能想办法替我取出来。他回答,这有啥难,明天我去就给你取出来。他说话算话,第二天傍晚就把我叫到副业队的办公室,说钱取出来了。问他怎么取的,他说他告诉财务科的人.我家的老人病了,我要给老人寄钱治病,财务科叫他代我签了个字,就把钱和公债券都给他了。我接过钱和公债之后,立即把三百元公债券给了他,我说,我要的是现金,公债券给你吧,到期后你取出来补贴家用吧。他很高兴。他一个月的工资四五十元,三百元对他可是个大数。趁着他高兴,我又抽出二十元钱给他,请他去酒泉时替我捎点吃的回来。两天后的一个夜晚,我已经睡觉了,听见孔队长的声音喊我,叫我出去一下。我走出去,跟他走到山墙那边,他交给我一个纸包。他说是两块烧饼,并嘱咐我不要叫人知道。此后,每过一个星期,我叫孔队长带一次烧饼,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当然,有这两块烧饼和没这两块烧饼是大不一样的。虽然烧饼都不大,每块只有半斤重,但是对于我极端虚弱的身体,是不可缺少的补充,使我苟延残喘至今。只是近来我手头的这笔钱已经所剩无几了,而身体健康状况更加糟糕,我内心里极为恐慌。

见我无语,董建义又说,我求你一件事,不知道你答应不答应?

我说,你说吧。

他说,我爱人要来看我了,但是,我的情况可能是等不到她来……

我很是惊骇,说他,你怎么这样想?不是好好的吗!

他摇着头说,你听我说,我把话说完。近来几天,我坐着坐着,大脑就突然变成空白,意识消失了,眼前的东西都没有了。

这不是好现象。

我说,你不要胡思乱想。那是你瞌睡了。

他依然摇头:老李,你不要说了,瞌睡和晕眩我还是分得开的。我没有瞌睡,一天到晚睡觉,我都睡不着,坐一会儿就瞌睡到那个样子?晕眩,那是晕眩,已经出现好几次了。这是预兆……

我说,瞌睡了,你是打盹了。

他说,老李,我是认真和你谈这件事的,你听我说。我前几天就接到我爱人的信了,她说最近要来看我,我也给她写了回信,说近日农场要调一部分人到别的地方去,其中有我,她能来就快来吧。我还告诉她,如果她来了明水找不到我,就找你询问我的情况……

我惊叫起来,老董,你怎么这样?

他苦笑一下:你不要急,不要着急。我原想不告诉你的,想再等几天,可能还能见着她。今天早晨起床,晕眩又出现了,不能等了,我把这事告诉你。

我说,胡思乱想,你这是胡思乱想,你想老婆想疯了,神经错乱。

他仍然苦笑,然后说,你不要打岔。我求你的事很简单,其实很简单,但你一定要办。当然罗,如果她来了,我还活着,就不麻烦你了。如果我这两天就死了,我爱人还没来,求你把我卷起来,就用我的被子卷起来,把我放在里边一点的地方,就是那儿。

我们的窑洞本来就挖得很大,近来又抬出去了几个人,所以靠着最里边的黑暗处已经空出了很大的一片空当。他指了指那片空当又说,你们把我放几天,等我爱人来了,把我的情况告诉她,叫她把我的尸体运回上海去。

他说了求我的事,然后黑洞洞的眼睛看着我,那意思是问我答应不答应。我没吭声,我的心当时抽紧了,不知说什么好。静了一下,他又说,求求你,求你帮我这次忙。我不愿意把自己埋在这里。老李,当初呀,我爱人,我的父母,还有岳父岳母,都劝我不要来大西北,我没听他们的话,一心要支援大西北建设,来了大西北。我真后悔,后悔没听他们的话。那天董建义说了很多话,并且最后还说,在窑洞里放上三几天,如果他爱人还没有来,就把他抬出去埋了。否则会发臭的,太脏。


三天后董建义死去。我们窑洞死去的几个人都是在睡梦中死去的,睡着后再也没醒过来。董建义不是,他死于白天。那是他委托后事的第四天上午,他围着被子坐在地铺上和我说话,说他女人快到了,看来用不着我为他料理后事了。他正说着话,头往膝盖上一垂就死了。这样的死亡方式我在电影里看到过,我总认为那是艺术的夸张,但自从董建义死后,我相信了,艺术是真实的。遵照死者的嘱托,我和晁崇文把他用他的鸭绒被和一条毯子裹起来,塞到窑洞的角落里,等他女人来收尸。

谁知事情就那么怪。往常,各个窑洞死了人,都是堆在门口,由农场组织的掩埋小组拉走埋掉,但董建义死去的第二天早晨,却遇上农场刘场长亲自带着人清理死尸。他大声吆喝着叫人走进窑洞检查,结果把董建义搜出来拖出去,拉到山水沟口的崖根处埋掉了。为了对董建义的女人有个交待,我跟着掩埋组去看了掩埋的地方。

过了一天,我们就明白刘场长亲自带人清理尸体的原因了。这天中午,山水沟里突然来了几位不速之客,他们大都穿着军大衣,但又不是军人,其中还有两位女同志。他们一间挨一间进了几间窑洞和地窝子,和右派们说话,问他们从哪个单位来的,多长时间了,犯的什么错误,每天吃多少粮食。他们走后不久,就有消息传开来:中央的一个工作组来过了,是由中央监察部的一位副部长挂帅的,调查夹边沟的情况。传闻还说某某右派认识那位副部长,两个人还说了话。副部长是位女同志。

这个消息真是鼓舞人心,人们都以为中央来解决夹边沟的问题了,右派们要离开明水要回家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还是在夹边沟的时候——就有消息说,夹边沟饿死了不少人,中央都知道了,中央要解决夹边沟的问题。过了几天,看不见什么动静,人们的心又凉了下来。


夹边沟的右派们回家,是1961年1月份的事情,还真与那位副部长的到来有关,但是我们还是回到董建义的故事上来吧。大约是董建义死后五六天的一个下午,他的女人到了明水。他是从高台火车站下火车,东打听西打听来到明水乡的山水沟的。她问董建义住在哪儿,有人把她支到了我们的窑洞。

我的铺靠近门口,我首先听见有人喊董建义。这声音是陌生的,似乎是个女人。我就问了一声谁找董建义。

我,是我找董建义。

蓦地一惊,我明白她是谁了。我慌慌地站起,一时间竟然忘了窑洞的高度,头撞在洞顶的硬土上。但我顾不得疼痛,低声对窑洞里的右派们喊了一声老董的爱人来了,然后才对洞口说,哦,哦,你是……进来吧。

窑洞里像是刮起一阵旋风,躺着的人急忙坐起,有的穿衣裳,有的拉被子,一片乱纷纷的窸窣声中,洞口的草帘子被人掀开了,一个女人从台阶上爬上来,进了窑洞。她的头也在顶壁上碰了一下,她扭着脸看我,躬着腰说,我是从上海来的,叫顾晓云。我是来看董建义的,他是住这儿吗?

是,是,住这儿,住这儿,可这阵……

说实在话,这些天我就没想过她来了怎么和她说话。我原本以为董建义死去六七天了,她一定是接到农场发出的死亡通知单了,可能不来了。现在她突然闯了来,搞得我一阵慌乱。她似乎看出我的慌张来了,脸上显出诧异的神情说,怎么,他不在呀?

我没回答,只是模棱两可地点了点头,便扭脸看了看我的伙伴们,想从他们那儿得到一点灵感。可他们静悄悄或坐或躺,眼睛都盯着我不说话。我更慌张了,对她说,坐下,你坐下,我跟你说。你是董建义的爱人吗?

她说是是,我是董建义的爱人,但她没坐。她的眼睛往四下看了看,似乎感觉到了气氛的异常,便把询问的目光投在我的脸上,说,你是叫李文汉吗?我说对对,我叫李文汉。她又说,哦,你是李大哥,那好,那好。老董在信上说了,他要是不在明水农场的话,叫我找李文汉——就是你呀?我哦哦地应着,她继续说,我接老董的信,说他可能要调个地方,叫我能来就来一趟。我想,前几次来看他都是去夹边沟,明水这边还没来过,我就来一趟吧。要是调到一个新地方,安定下来,我再来,时间就太长了。李大哥,老董是调走了吗?

出去了,老董出去了……我糊里八涂地应着,躲开她的眼光跪在地上拍打我的铺脚,说,坐下坐下,你先坐下呀。我的铺很脏,但我拍打和收拾铺盖不是为了干净,而是想利用这个时间来思考怎么告诉她关于董建义的事。


她坐下了。她的手里提着个很大且鼓鼓囊囊的花格子书包,她放下书包,然后抹下头上的绿色绸缎方巾,仰起脸来看我。这是个典型的南方人,有着鼓鼓的前额,凹陷的眼睛,很秀气的脸,尖下巴。董建义跟我说过,她已经三十岁了,但我看她也就是二十五六岁的样子。真不忍心告诉她董建义的事情,我忙忙地又去洗茶缸,然后给她倒水。我的铺前有个热水瓶,那是我的,但提起来晃晃却是空的。我便说,你先坐一下,我去找点开水。我原想以打开水为借口走出去,这样我就有充分的时间思考怎么和她说话;可是她说,不要去了,不要去了,李大哥你坐下,咱们说说话。老董干什么去了,几点钟能回来?我只好对其他人说,喂,你们谁有开水,给顾大姐倒一点!右派们有的有自己的热水瓶,放在自己的铺跟前。我从一个右派的热水瓶里倒了开水,把茶缸子放在我铺旁的皮箱上,然后说,顾同志,我叫你大姐对吧?老董跟我说过你三十岁了,比我要大几岁,你就叫我的名字好了。她笑了一下,表示默认,但有点难为情的样子,然后说,小李大哥,这老董去哪儿啦,你知道吗?我说,顾大姐,老董的事我要详细跟你谈谈,可是你听了我的话可不能太伤心。老董走了,走了七八天了。

在接待她的这段时间里,我在心里作出决定,要告诉她实情,瞒是不行的。只是这样的谈话对她来说太残酷了,我于心不忍。为了掩盖内心的不安,我立即扭脸朝着洞里的其他人说,对吗,老董走了七八天了?老晁,你说是不是?但是谁也没回答我,他们静静地坐着,敛气收声望着那个女人。

我害怕那女人痛哭起来,可是她一动不动地坐着,眼睛直愣愣盯着我,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是她没听清我的话呢,还是不懂“走了”的意思,我就又说了一遍:顾大姐,你明白我的话吗?——老董去世已经七八天了。

她哇的一声哭起来。其实,她听懂我的话了,她是在抑制突如其来的悲痛。在抑制无效的情况下才哭出声来。


这是那种发自胸腔深处的哭声。她的第一声哭就像是喷出来的,一下就震动了我的心。接着她就伏在那个花格子书包上呜呜地哭个不停,泪水从她的指缝里流下来。她的哭声太惨啦,我的心已经硬如石头了——你想呀,看着伙伴们一个一个地死去,我的心已经麻木了,不知什么叫悲伤了——可她的哭声把我的心哭软了,我的眼睛流泪了。确实,她的哭声太感人了。你想呀,一个女人,在近三年的时间里,每过三两个月来看一趟劳教的丈夫,送吃的送穿的,为的是什么呀?是感情呀,是夫妻间的情分呀,盼着他出去阖家团圆呀!可是她的期望落空了——丈夫死掉了,她能不悲痛吗?再说,那时候从上海到河西走廊的高台县多不容易呀!你知道的,现在从上海坐去乌鲁木齐的快车两天两夜就到高台!可那时候,铁路才修到哈密,这条线上连个普通快车都没有,只有慢车,像老牛拉破车一样。她从上海出来,还要转几次车,要五六天才能到高台。一个女人,就是这样风尘仆仆数千里奔夫而来,可是丈夫没了,死掉啦,她的心受得了吗,能不哭吗?我落泪了,的确我落泪了。我们窑洞其他的右派我看见他们也都在悄悄地垂泪。我们确实被那个女人的哭声感动了。

我等着那女人哭了一会儿,把最初的悲痛、艰辛和委屈哭出去一些之后,劝她:顾大姐,不要哭了,你要节哀,可不能把身体哭坏了,你还要回上海呀。我这样劝一点儿作用也没有,她还是号啕大哭。后来我说,顾大姐,我想跟你说说老董的情况,老董在去世之前托付过我一些事情,我要告诉你。她这才克制住了号啕大哭,坐起来,打嗝一样地抽泣着,看我。于是,我把董建义去世前后的事讲了一遍。我重点突出地讲了董建义死亡的过程,告诉她董建义死时没有痛苦,他是在和我们说话的时候突然停止了呼吸的。我们把他皮箱里一套新呢子制服给他穿起来,用他的被子和毯子裹好,拉到坟地埋葬了。

董建义说的不愿埋在大西北,叫女人把尸体运回去的话,我隐瞒了。我只是告诉她,老董死后,他的遗物被农场管教科拿走了。你要是这次想拿回去,你就到场部去找管教科,要是不拿,他们以后可能把贵重的东西从邮局寄给你,其他的就当破烂扔了。

她又痛哭起来,哭着说,人都见不着了,要那些东西干什么?

她又哭了很长时间,然后才止住哭,拿过花格子书包打开,掏出好几个纸袋子,打开摊在铺上。然后她说,小李大哥,这两件衬衣是我在上海买的,给老董买的。老董走了,也就没人穿了,你就留着做个纪念。说着话,她又抽抽噎噎地哭了,哭着又说,这里还有一件毛衣,是我自己织的,一针一针织出来的,我就拿回去了。然后她指着那些食品——饼干呀,肉松呀,蛋糕呀——提高了嗓门:这些吃的东西,你们大家就吃了吧。

要是往常,哪个右派的亲人来探望,身边总是围着一帮人,期望能得到一块饼干,或者一勺炒面和一支香烟,但是这天的情况竟然这样令人难以置信:人们都坐在自己的铺上不动,显出很文明的样子。有人还以高贵文雅的口气说,不吃,我不爱吃甜食。经她再三催促,有人才说了一句:你回上海的路上不吃吗?那女人说,我能吃多少,有几块饼干就行。我在火车上还可以买盒饭,你们可是没地方去买。

你说得对,那我可就不客气了。那个说话的人站起来,弯着腰走过来,拿了两块饼干放进嘴里。不知什么原因,他嚼了几下就咳嗽起来。有人笑了一下,说,小心,小心呛死。他咳得眼泪都流出来了,但还是把食物咽下去。他抹着眼泪说,呛死我我也要吃,叫我女人去找顾大姐打官司吧。人们都笑,那女人也咧了一下嘴。笑声中,人们才走过来拿吃的,走不动的人跪着挪过来,把他们脏污的手伸向那些食品袋。我急得大声喊,喂,你们客气点,给顾大姐留下一包饼干路上吃。但最后我的铺上只剩下一些细碎的面包屑。那女人对我说,叫他们吃吧,叫他们吃吧,我在火车上买盒饭吃就行。

我觉得这帮人在老董的女人面前抢吃抢喝,有辱斯文,太不雅观了,抱歉地对她说,顾大姐,你不要见怪,我们这些人真是饿极了,脸都不要了。她叹息着说,不怪大家……


人们吃完食品,坐回到自己的铺上去了,有的人手里还捧着多维葡萄糖的粉末一口一口地舔着。这时那女人又说,诸位大哥和兄弟,你们是老董的朋友,老董活着的时候,你们对他的帮助,我非常感激,只是有一件事还要请你们帮我做一下……她说到这里停住,眼睛看着大家。大家也都静下来看她,等她往下说,有的人还催促:说吧,有什么事你就说吧。她才又接着说,我这次来看老董,根本就没想到他会不在了,连个面也没见到。所以我想呀,请你们带我到坟上去看看,帮我把他的坟挖开,叫我看他一眼,然后我要把他运回老家去。请你们帮我这个忙。立即就有人说,行呀,这有什么难,埋得又不深,不费事就能挖出来。但我却吓了一跳,忙说,顾大姐,那可不行,老董的坟可是不能动。

她惊讶地说,为什么?

我说,你想想呀,才埋进土里七八天,肉体开始腐败了,但又很完整,那个样子你挖出来怎么运回去,火车上叫你运吗?

她愣住了。

我又说,不行,你可别打这主意。迁坟可不是运个死狗死猪那么简单的事。

她说,那可怎么办?

我说,你要是真想迁坟,就过几年再来,到那时就可以把他的骸骨带走了。

她不说话了,在思考,良久才说,没办法吗,真没别的办法吗?那就只能按你说的办了,我就过两年再来,赶在三周年之际迁坟。

我说三周年也不行,肉体在地下腐败的过程很慢,三周年时间恐怕太短。接着我又以随便但却认真的口气说她:你着什么急呀,反正这一次带不走,你就多过几年再来呗。人都说入土为安,他已经入土了,很安稳了,你就不要急着迁坟了。

她说,好的,好的,我听你的话,过上几年再来。今天就请你带我去他的坟上看看就可以了,然后我就回去。

我的心里格噔响了一下。这是我最怕的一件事。我一边思索一边说,顾大姐,老董的坟……你就不要去了吧。

她的眼睛立时显出惊讶的神情,说,为什么?

我躲开她的眼睛支吾着说,不为什么,就是……一个土堆,有什么看的?

她的脸色有点变,说话的口气也有点变:小李大哥,我跑几千里路来大西北就是看他的……

我有点狼狈了,说,是呀,你是来看他的,可是他已经不在人世了。

人是不在了,可是上坟扫墓是应该的。

是应该,是应该,可是……

可是什么?

可是……他的坟……可能找……不到了……

怎么会找不到?

我真是不知如何回答她了,因为她的脸上一片狐疑的表情,眼睛似乎要把我看穿。我支支吾吾了:

荒滩上到处都是坟堆,乱七八糟的……怕找不到呀。

她说,小李大哥,你刚才还说过,是你们亲自把他拉到坟地埋葬的。这才几天时间,你就认不出地方了吗?

我心里真是后悔,后悔先前说话欠思考,现在竟然陷于狼狈。为了改变狼狈境地,我厚着脸皮改口说,顾大姐,刚才我说的我们,是指掩埋组的人,而不是我和我们窑洞的人。

她不说话了,眼睛直愣愣看我,显出不信任的眼神。我接着又说,你要是不信就问问他们:他们谁去埋老董了?

她把眼光投向其他的人,其他人都不出声,于是她又对我说,小李大哥,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没去坟地,但我请你一定要帮我这个忙,我一定要认下老董的坟。我不认下他的坟,以后来迁坟,我到哪儿去找他的骨头?

糟了,她误会了,以为我不愿带她去坟地,这样一点举手之劳的事都不愿意办。这使得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又说,顾大姐,你听我说,我们这里,人死了,都是抬到门外放着,专门有掩埋组的人赶着马车来,把尸体拉去掩埋,其他人都不去。你想呀,人们都饿得站不起来,走不动路了,哪还有力量抬死人哪。除了掩埋组的人,其他人都不去坟地,这是真的。

听了我解释,她静了片刻,又说:小李大哥,那就这么办吧,你领我到坟地去一趟,我挨个坟堆去找。

我说,到了坟地你也找不到的。坟堆都是一样的,你能认出哪个是老董?

她惊讶地说,没有墓碑呀?

墓碑?哼哼,你想得好!你以为是烈士陵园啦?

连墓碑都没有,哪能这样做事呀,这不是伤天害理吗。死者的亲属来上坟,给谁烧纸呀?

我摊开双手:那不是我考虑的事。对啦,我说的也不全对——幸亏你提醒我——死者的身上还真是拴了个纸片片的,写上名字,编上号码,是毛笔写的。

她说,身上挂个纸牌牌有用吗?埋在地下的人,家属来了也不能哪个坟都挖开看看呀。

我说,人家可不那样想呀!人家编号是为了统计数字,好造册,向上级交待,哪管以后家属来了方便不方便。

她又哭了起来,哼哼……这样说来,我是见不着老董了?

我没说话,觉得不好回答。倒是晁崇文叫了起来:怎么找不到?你到场部去,找管教科,埋人的事是他们管。他们登记造册,他们就该知道埋在哪里。

其他人也说,老晁说得对,就找管教科。

那女人抹着眼泪看我。我说,那你就到场部问问去吧。


我们的住处在山水沟中端。我领着那个女人顺着弯弯曲曲的山水沟走了十几分钟,从南边爬出山水沟,指着东边二三里处的一道山水沟告诉她,场部就在那里。看着她走近那道沟了,我才回到窑洞去。

老李,你他妈的真不是东西!我刚刚爬进窑洞,就听见晁崇文的吼骂声。晁崇文是山西人,1946年就参加了地下党,那时他才17岁,正在上中学。解放后他在甘肃省运输公司当政工科长。这个人脾气很是暴躁,看见不顺眼的事就要说就要骂。据他自己说,他是在当政工科长时因为给书记提意见,被定为右派的。我惊讶地问,老晁,你骂我干什么,我惹着你啦?

骂你,骂你还轻咧!你他妈的不是个好熊,我听着就有气。人家老董的媳妇哭哭啼啼地求你,叫你领到坟上去看一看,这也是人之常情嘛,男人死咧,媳妇上个坟,记下男人的坟在哪达哩,以后来上坟哩迁坟哩也方便嘛,你他妈的就几步路的事,你不愿去!你说你找不着!你咋个找不着?那天埋葬董建义,不是你跟着去的吗?你说你要看一下埋在什么地方了,他媳妇来了也好有个交待。人家媳妇来了,你又说不知道,你到底安的什么心?你才是这么个熊人!

我耐着性子等晁崇文骂完,然后回骂他:闭上你的臭嘴吧,你他妈的那个嘴怎么那么脏!我不领她去看坟自然有不领的原因,用着你管吗?说实在的,那女人在这儿的时候,我就怕你多嘴惹事!

怕我多嘴?你不要胡扯!你为啥怕我多嘴?不就是怕我揭露你还想要那件毛衣吗?那媳妇把那件毛衣给你,你就领着去了。

你胡说!我真生气了,骂他。你知道个屁!前两天,我往沟口那边去挖辣辣根,看见老董被人抛尸荒野,光溜溜地扔在沙滩上。他的衣裳叫人扒走了,被子和毯子都不见了。

有这回事?晁崇文说,睁大了惊愕的眼睛。

师院历史系的章教授说,肯定是叫人拿去换吃的了!那天我就反对过——我当时说了没有?——不要给他穿呢子衣裳,不要裹鸭绒被,你们不听!

我说,我告诉你们吧,还有更糟的事!老董屁股蛋子上的肉叫人剜走啦!

真的?

不信,不信你们去看呀,我骗你们干什么?小腿肚子那儿还叫人刮了两刀。

谁干的,谁他妈的干这种缺德事情?晁崇文大声吼叫说。魏长海,是不是你干的?

魏长海前几天因为刮死尸被队长捆了一绳子还关了禁闭,这两天正在恢复被绳子勒得近乎坏死的胳膊。晁崇文一吼,他惊慌地说,老晁,你可不要冤枉人!

晁崇文说,冤枉你?你妈个屁,我看就是你干的!王院长是不是你动的?

魏长海叫起来:老晁,你可是冤枉人。王院长的事我承认做错了,可我再也没干过那种事。这几天我的胳膊肿得连门都出不去,还能干那事吗?

晁崇文问,你敢说没出过门?

我忙忙地插了一句:老晁,这事我作证,他是没出去过,饭都是我给他打的。

晁崇文说,那是谁干的?啊呀,这人都他妈的变成畜生了!虎毒还不食子哩,人吃开人了,这人还叫人吗!

大家都不出声,我又说,你不是问我安的什么心吗?我告诉你吧,就为了这事。你去看看吧,尸体冻得硬邦邦的,干不拉几,光溜溜的那样子,我怕那女人见了受不了呀!

晁崇文哑口无言,过一会儿才说,那就不该叫她去场部打听。

我恨恨地说,不是你叫去的吗,你还说我?

晁崇文不言声了,但恨恨地唉了一声。

已经是黄昏了,从我们窑洞看出去,对面的悬崖边上仅剩下一条窄窄的夕照,山水沟里已是阴影朣朦。我们去食堂打了菜糊糊,吃完就躺下了。

吃了就睡,减少无谓的活动,把热量的消耗降低到最小,是大家的共识。但是,我还没有睡着,就听见草帘子的响声。我问了一声:

谁?

我,小李大哥。我又找你来了。

是那个女人的声音。我坐起来穿衣裳,同时轻轻地喊了一声喂,老董的爱人又来了,怎么办?听见了晁崇文的声音说,那就叫进来呗。我便朝窑洞口说,进来,你进来吧。

天还没黑尽,洞口的草帘子斜了一下,窑洞里透进一片朦胧的亮光,一个人影爬上台阶来,站住。我明白,这是因为窑洞里太黑,她怕碰着什么。我叫她等等,点上了煤油灯,然后问她,找到人了吗?

如豆的灯光照在她的脸上,她的脸色苍白,且不清晰。她哀哀地说,李大哥,我还得找你,求你帮助我……

她说不下去了,要哭,泪水盈满了她的眼睛。我忙忙劝她:不要哭,不要哭。你坐下,坐下说,出什么事了,没找到人吗?

她擦了擦眼睛坐下了,还坐在我的铺角上。我蹲在她的对面。在我们窑洞里站着是很累的,因为窑洞很矮,总要弯着腰。

然后她告诉我,在场部的一间芨芨草席搭的棚子里,管教科的一名干部翻开死亡人员登记册查了查,说董建义真是死了,七天了,但不知道埋在什么地方。她要那位干部去问问掩埋组的人,干部叫来了一个叫段云瑞的人。但段云瑞说他只是负责登记姓名和死亡日期,不去坟地。叫他去找那几个人,他说一个吃脏东西死了,另一个病重住进医务室了,剩下的三个人走不动路了,在窑洞躺着。

新组建的掩埋组又不知道先前的情况。她在办公室哭泣很久,说找不到董建义的尸体就不回上海去,那位管教干部竟然发火了,说,咦,你不回去呀,那好办,我叫人给你找个窑洞住下。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她不说话了,还是哭。那人就又说,真不想回去吗,那你告诉我,你是上海哪个单位的?她说你问我的单位干什么?那人说,给你们单位写信呀,叫保卫科来领你回去。你们这些大城市的小姐太太,男人思想反动,劳动教养,你不跟他划清界限,还跑到这里来胡闹。你这是立场问题,是向政府示威,向无产阶级专政示威。我们要通知你的工作单位,要好好教育你。听那人这样说,她不敢哭了,也不敢说什么,就又来找我了。小李大哥,求你帮帮我吧。她哀求我。

听她叙说,我的心放下了。我说,你叫我怎么帮你?她说,明天你就领我到坟地去找找老董的坟。我说怎么找呀,几百座坟,上千座坟,到处乱埋,有些坟还叫风刮平了,连坟也找不到了,你上哪儿去找?她说就是一个坟一个坟地挖,也要找到老董的坟。我说你那样做行吗?不要说你没那力量挖,就是有力量也不能挖呀。为了找一个人,把全部坟都挖开,那样做妥当吗?

她呜呜地哭了,哭着说,小李大哥,那你说还有什么好办法呀?

我说有什么好办法?找不到就找不到吧。你来看望过了,知道他的情况了,也就尽到亲人的心意了,老董也就入土为安放心地走了。这就行了。你要知道,找不到亲人坟墓的不是你一个呀。你今晚上就在这儿凑合着住一夜,明天早晨到火车站去赶火车吧,回上海去。

她呜呜地哭个不停。没理会她的哭泣,我把自己的被子整理好以后对她说,你就在我的铺上睡吧,我找个地方睡去。然后我就拿件大衣,和另一个右派挤在一起睡觉了。在夹边沟农场还有几间用来接待探视者的客房,明水可没有那条件了,除去场部用芨芨草席搭了几间房当办公室,所有的劳教犯和干部都住地窝子和窑洞。亲属来探亲只能挤在劳教犯中间睡觉,或者坐以待旦。

我睡下了。我想,作为老董的朋友,我应该把自己的铺让给她妻子去睡。

许久之后抬头看看,她还坐在地铺上。我想,她可能是嫌我的被褥脏。已经整整三年了,我没拆洗过被子。被子脏得没法看,还长满了虱子。我还听见她轻轻的啜泣声。

不知道夜里她睡觉没有,我早晨醒来的时候,她还是那样坐着,只是把一条被子披在她的列宁式呢子短大衣外边。冷啊,虽然还没到隆冬季节,但高台的夜间温度已降到零下十七八度。窑洞里又没有炉子取暖,洞口只有一个草帘子挡挡风。唉呀,温暖的火炉呀,我们已经三年没见过它了。


我起床后没有洗脸,——我已经记不清几个月没洗脸了。洗脸水要去东沟大灶旁的水井去抬,我们没有打水抬水的力气了——就去找队长开了个条子,给她买了一份客饭——两个菜团子——端回来叫她吃。我说她:快吃吧,吃完了去赶火车。

她接过了菜团子,但没吃,放在皮箱上。

我说,昨天饿了一天,今天还不吃,你是嫌饭难吃吧?

不想吃,我一点儿也不饿。她一说话就又哭了:小李大哥,求你带我去找老董的坟吧。找不到坟,我一口饭也吃不下去。

我说她:唉,你怎么这样不听话,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不知道坟在哪个地方。你快吃了饭回上海去吧。

她哀哀地哭:小李大哥,老董在信里说,叫我到了农场有什么事就找你。你一定知道他埋在什么地方。

我说,他是讲过这话,他如果等不着你,没了,就叫我给你说说他的情况,可是我真没去埋葬他。

她蓦地大哭起来:呜呜呜!你知道,你就是知道。昨天你说过,你去埋的他,后来你又否认。你为什么不带我去看他呀……

我无言以对了。我的心里也很难过,也很矛盾。不告诉吧,她呜呜的哭声悲痛欲绝,肝肠寸断,令人心碎,但是告诉她真相,又怕她的精神承受不了。我愈是劝她不要哭了,她愈是大放悲声。真叫人受不了,我扭头走出窑洞,心想,不理会你了,你就死心了。

我在另一孔窑洞里坐了一天,心想,她一定是走了。夕阳西下时分我回到自己的窝,她却仍然在铺角坐着,嘤嘤地哭泣。有人小声对我说,她整整哭了一天,一会儿放声痛哭,过一会儿又轻轻啜泣。

菜团子还放在皮箱上,已经干巴和萎缩了。不知是谁在她面前放了一茶缸水,水仍然满着。

我赶忙又去打了一份客饭——半盆菜糊糊——给她。我劝她:你还是要吃点饭呀,尽管饭不好吃,但不吃饭不行呀,会饿垮的。饿垮了你怎么回上海呀?她没有吃,默默地流泪。

和头天夜晚一样,她又坐了一夜。这天夜里我迟迟才睡,离她远远的在被窝里坐着,看着她。我没想到她是这么固执的人,真怕她想不开出什么事。我想,她对董建义如此痴情,什么事都可能做得出来。半夜里油灯灭了,我看不见她了,但是黑暗中时不时传来她低沉的哭泣声。

这是她来到明水乡山水沟的第三天的早晨。我从睡眠中醒来。早晨的太阳已经升起,阳光还没有直射进我们的窑洞,但是从草帘子旁边的缝隙处透进来的亮光投在她的身上。她还是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木雕泥塑一般。但是,她脸上挂着泪水,眼睛肿得桃子一样大。

我的神经可是受不了啦。我把晁崇文叫出窑洞:老晁,你看怎么办呀?她已经整整两天没吃没喝了,可别饿死了。晁崇文说,你说的,咱们饿了两年多还没死掉,两天就能把她饿死?我说,可是光哭也不行呀,万一有个好歹……后边的话我没说下去,晁崇文说,那你说怎么办?我说我问你呢,你倒反问我。他不言语了,抬头看天片刻,然后说,有啥好办法?要不你就领她去坟地看看,叫她看一眼老董?我忙说不行不行,昨天前天没答应,今天领去算什么事?再说,见了老董那个样子,真要哭死了怎么办?他说,这样也不行,那样有危险,你是啥意思嘛?我看他着急了,便说,我的意思呀,今天你劝劝她,叫她快点回上海去。她已经怀疑我了,认为我骗她了,我的话她听不进去了;你劝劝她,可能起作用。晁崇文痛快地说,好,我劝就我劝。吃过了早饭,我好好劝劝她。就是这能行不能行,我也没有把握。这媳妇够固执的。

晁崇文说吃过早饭劝那女人,可是我和他从食堂端着饭回到窑洞,出了件事:有个人死了。死者是省商业厅的一位会计。他的身体已经彻底垮了,几天前在厕所解手,他在茅坑上蹲下后竟然没有力气站起来,是我把他拉起来的;站起之后,他又系不上裤带——身体越差越怕冷,穿的就越厚,毛裤外边套着棉裤,棉裤再套上单裤——他的手已经没有力量把皮带勒紧了。还是我帮着他拉紧了皮带。这天早晨的事情是这样的:起床时他就躺着没动,旁边睡的人还问了他一声:我给你带饭吗?见他不回答,那人就自己去打饭了。打了饭回来,那人见他睡觉的姿势一点也没改变,便觉得情况不妙。拉开蒙着头的被子一看,人已经僵硬了。想必是夜里就断了气。

死就死了罢,这种事大家已经习惯了,所以有人还喊了一声:不要动,吃完饭再说。大家静静地吃饭,然后才有几个身体强健一些的人来处理他。我和晁崇文属于“强健者”之列,我们打开他的箱子,找两件干净的衣裳给他穿上,然后用他的被子把他裹起来。我们还把一根绳子截成三截系了系,一截系在脖子的地方,另一截系在腰部,还有一截扎住腿部,把被子勒紧。然后我们几个人连抬带拉把他拖出窑洞,放在洞外的空地上。

干完这些事,我们已经累得气喘吁吁,坐在窑洞外的太阳地里喘息。这时我看见了那个女人,她站在窑洞里,掀着草帘子从上往下看着我们。她可能是被死人吓坏了,脸色惨白,一脸的恐惧。她已经不哭了。于是,我推了一下晁崇文,叫他看那女人,并说,去,跟她说去,叫她快回上海!

晁崇文进窑洞之后,我在外边坐着,等他劝说的结果。我认为,劝说过程将是很艰难的,晁崇文一劝,她肯定要哭起来,我可不愿看到她痛不欲生的样子。

不料也就三五分钟时间,没听见一声哭泣声,晁崇文就走出窑洞来了,对我说,老李,不行呀,我的话她根本就不听,说咱们是合起来骗她,不叫她见到老董。她今天要自己找老董去。

我吃了一惊:什么?她要自己找去?

是呀,她不叫你我领她,要自己到坟地去。她说一定要找到老董的坟。啊呀,这个媳妇犟得很……你说怎么办?

我和晁崇文说话,那女人已经走出来了,下了台阶。她的眼睛已经不适应太阳的光线了,尽管冬季早晨的阳光并不强烈,太阳像是黄疸病人的脸一样黄惨惨的,她举起一只手遮挡着光线朝我们看了看,转身往北边走去。

我急忙朝她喊了一声:哎,你干什么去?

她没搭理我,往前走。

看来她真是生我的气了。我急忙追上去拦住她说,顾大姐,你不要去找啦,你找不到的。这里埋了几百个人,到处都是坟堆,连个记号都没有,你到哪里找老董去?

她站住了,眼睛直愣愣地盯着我,一句话也不说,那神情似乎是在责备我:你不要骗我了!然后绕开我又往前走。我有点急了,说她:你这个人怎么不听劝呢……

这时候晁崇文说话了:老李,不要管了,她不听话就叫她找去,她找不到就死心了。我略一踌躇说,你不听劝呀,那你就找去吧,可是你不能到那边去。农场的坟地大部分在这边的沙滩上,就是你前天去场部的那个方向……

她看了我一眼,调转身向着山水沟南边走去了。

她走出一截去,晁崇文小声问我:老董的坟在这边吗?

我说不,在那边。

晁崇文:那你把她支到这边去,你不是害她吗?

我:那你说怎么办?老董就在北边不远的地方,叫她找到了怎么办?哭死怎么办?

晁崇文不说了。我又说,找去吧,不到黄河不死心,叫她白跑一趟她就死心了。

我和晁崇文认为,她到了坟地,很快就会回来的,那儿除了坟堆什么标志都没有。不料到了中午她也没回来,夕阳西下也还没回来。后来吃过了晚饭,暮色已经像潮水一样注满了山水沟,还是不见她的踪影。我有点沉不住气了:莫非她在坟地出了什么事?我走到晁崇文旁边说,咱们去找一下她吧,不要叫狼吃掉了。

我们刚迁到明水的时候没见过狼,但是时间不久,就有狼了,并且很快地这儿就野狼成群了。有时候,天还没黑透,狼就顺着山水沟跑来跑去,根本就不怕人。它们吃死亡右派的尸体,长得肥肥的,身上的毛都油光发亮。

我和晁崇文出了窑洞往南走,刚走到伙房跟前,一个小小的身影走了过来。我喊了声顾大姐,她站住了。

我走过去说她:都啥时间了,还不回来!你不怕叫狼吃了,可我们害怕呀。你叫狼吃掉了,我们要担负责任的呀!

她不说话。

回到窑洞我们问她:你找到了老董的坟了吗?

她还是沉默。

你找不到。到处乱埋的,又没有墓碑,你怎么找?给,把这两个菜团子吃了快睡觉吧,明早回家去,再不要瞎折腾我们了。

我把两个菜团子放在皮箱上。这是吃晚饭时我专门给她要来的两个菜团子,出去找她的时候怕别人偷吃掉,我装在自己的口袋里的。

她没有吃菜团子,她只是喝了一茶缸凉水就躺下了。看起来她累了,疲惫不堪了。

第四天的黎明到来了,我一如往日给她打来了客饭,劝她:吃吧,吃完了回家吧,不要瞎折腾了,但她却说:

小李大哥,你借给我一把铁锨吧。

我惊讶极了:你要铁锨干什么?

她软软的嘶哑的声音说,我昨天都看过了,坟地里只有不多几个坟头上放着些砖头,砖头上写着死难者的名字。其他的坟上连砖头都没有。我试着用手挖开了两个坟堆,埋得很浅,也就半尺深,有的还露出被褥来。今天我要拿把锨去,我要一个一个地挖。你放心,我挖过的坟我再埋好。

我惊呆了:这个女人,她到底要干什么!我的心咚咚地狂跳起来,眼睛一热,泪水差点儿流出来。我擦了一把眼睛,说,大姐,吃吧,你吃点饭吧,吃完了我领你找老董去。一定领你去找……真的,不骗你。

眼泪簌簌地流过她的脸颊。

她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从窑洞出去,走下台阶的时候,她的腿一软就栽倒了。站起来再走,她努力地提起精神,但她的身体摇摇晃晃的。

这天我们是往北走的。我们还没走到沟口,就看见死尸了。正式的坟地在沟外的沙窝子里,但是,掩埋组的人偷懒,有时拉到这里就掩埋了。这地方的地势宽阔了,也有一片沙包,埋了一些尸体。因为埋得草率,有些尸体已经暴露了出来。蓝色、黄色、黑色和各种衣裳的破布条以及土苍苍的头发在早晨的寒风掠过的地面上索索抖动着。

我向晁崇文使了个眼色,叫他把那女人引开去假装辨认那些尸体。我径直找到董建义的尸体并赶紧往上撩沙子。我想抓紧时间覆盖一下,以免那女人看见了难以承受。我盖住了他的两条腿,就停下来喘气。我的身体太虚弱了,已经挖不动沙土了。这时候那女人朝我走过来,问,你找到了吗?我马上装出挖土的样子说,你来看看这个是不是,我看着像是老董。

说真心话,我还真怕她认不出来。从前的董建义多么英俊呀,三十多岁,白净的面皮,高高的身材穿一套灰制服,洒脱极了。而现在的董建义,赤条条躺在地上,整个身体像是剥去了树皮的树干,干干巴巴的。身上瘦得一点肉都没有了,皮肤黑乎乎的,如同被烟火熏过的牛皮纸贴在骨头架子上。他死去才八九天,倒像是从古墓里挖出的木乃伊。他的屁股蛋儿上少了两块肉,露出带着血丝的骨头。我们和他一起生活了近三年,是眼看着他从一个健壮的人变成这样一个木乃伊的,否则我也不会认定他就是董建义。

可是那女人走近后只看了一眼,就咚的一声跪倒,短促地呀了一声,扑在“木乃伊”上。

我的心沉了一下!她扑在“木乃伊”上之后,就一动不动了,没了声息。这种情景持续了足有一分钟。我忽然害怕了,是不是一口气上不来憋死过去了?晁崇文反应比我快,他推我一下说,哎,这是怎么啦,别是没气了。快,快拉起来。我们同时跨前两步要拉她,她的身体却又剧烈地抖动一下,同时她的嗓子里发出一种奇怪的咯吱吱的响声。咯吱吱的声音很费力地转化为一声凄厉的哭喊:哇啊啊啊……

哇啊啊的哭声刚结束,她就使劲儿摇晃起那个“木乃伊”来,并且抬起脸看着天,嗓子尖利地喊出董建义的名字来:

董——建——义——

她连着喊了几声董建义,山水沟里便连续不断地回荡起一个声音:义义义……义义义……

然后她就伏在尸体上大哭起来。

她呜呜地哭,我和晁崇文在旁边站着,耐心地等着她的哭声结束。可是半个小时过去了,她还哭个没完没了。我们等得不耐烦了,不得不拉她回去。我对她说,顾大姐,不要哭了,咱们该回去了。

我和晁崇文一用力把她拉起来了,但她却抱着木乃伊不撒手,把木乃伊也拉了起来,哇哇地哭,就像他们是一对连体婴儿无法扯开。没有别的办法,我们硬是把她的手从“木乃伊”上掰开,分开他们。我很粗鲁地推开她说,行啦行啦,多脏呀,你抱着他!走开,走开点,我来埋掉他。

但是,她猛然吼了一声:不准你埋!

不埋怎么办?就这样摆着?

我要运走,运回上海去!

我苦笑一下说,你怎么运走,背着她上火车吗?

把他火化了,我把骨灰带回家去。

我一惊,这可是个好主意,但又觉得这主意不可行,没有柴。明水附近的荒滩上只有干枯的骆驼草和芨芨草,用它们是难以把尸体烧成灰的。

她问我,这附近有没有农民?

我说往西北走七八公里有个明水公社。她又要我领她去明水公社,找农民家买柴禾。她说花多少钱都在所不惜。她如此固执,我只好拖着浮肿的双腿带她去。

我们整整走了两个小时,才在明水公社找到一户农民,买了几捆木柴。同时她对那农民说,愿意多出点钱,请他去火化一个人。那农民不干,说他不干那种晦气的事。但他给我们叫来了两个老头,说他们愿意去干,叫我们和他们讲价钱。讲好了价钱,两个老头替我们雇了一辆牛车,拉着木柴往回走。经过供销社老头叫我们又买了一桶煤油。老头说,尸体很难烧透,所以要准备充足的燃料。

回到山水沟,那两个老头把木柴堆好,再把尸体码在上边,浇上煤油点着了。火势很大,很快就烧塌了木柴,尸体掉下去了。在火焰中,尸体突然坐了起来,吓了我们一跳。后来木柴烧光了,就往火里泼煤油。终于煤油也烧光了,灰烬中剩下了一堆骨头。腿骨很长,像烧黑了的木头棍子。我对她说,再也没办法了,你就捡点碎骨头带回去吧。但她说,不,我要全带回去。

她抹下绿色的缎子头巾,想把骨头全包起来,但是头巾太薄,透亮,一眼就能看见里边的骨头。我说她:你就捡点小骨头拿回去吧,大骨头不好拿,也的确没那个必要。就是在火化场,也只是给你一部分骨灰装骨灰盒,你何必大老远全都背回去?再说你这样上火车,列车员会看出来的。她不听,说,我用那件毛衣裹起来。

于是,她提了一大包骸骨回到窑洞,拿出花格子书包里的毛衣来包裹它。但是那仅仅是一件背心,太小,她无论如何调度,骨头还是露在外边。后来我从皮箱里拿出一条军毯给她。我告诉她,这是我入朝作战带回来的战利品,美国士兵的军毯。我抖开毯子叫她看,商标上还有USA字样。我说,这条毛毯我已经保存八九年了,舍不得用它。来农场劳教,许多衣物都拿去换了粮食,军毯却保留至今,舍不得换吃的,因为它是我的一段光荣历史的标志。

她接过毯子去了,她说,毯子用过之后,她要洗干净寄还给我的,因为它对我很重要。我说你不要寄了吧,你寄来的时候,我可能收不到了。——我能活那么久吗?我笑着说,你就放在你家里吧,如果我能活着离开明水,有一天去上海,我上你家去拿。她说,那好,那好,我把我家的地址告诉你。在大家苦涩的笑声中,她拿起我放在皮箱上的一册笔记本写下了她家的地址。

因为时间已是黄昏,这天夜里她又在我们组的窑洞过夜。翌日清晨,我送她出了山水沟,指着南戈壁上的一个叫明水河的小火车站说,你到那里去乘火车吧,比去高台火车站近得多。

我在戈壁滩站了许久,看着她背着背包往前走去。那个背包是我帮她打的,因为骨头多,背包很大,我把它捆成了军人的背包形状,好背。她的身体是瘦小的,而背包又大,背包把她的肩膀都挡住了。那块绿色的头巾,她又裹在头上了。11月下旬的清晨,戈壁滩上刮着凛冽的寒风。头巾的尖角在她的脖子上像个小尾巴一样突突地跳着。

那个女人说要把军毯寄回给我的时候,我不是跟她说了吗,不要寄,如果我能活着离开明水乡,有机会去上海的话,就去她家取毛毯。她当时还真写下了她的住址。可是我哪有去上海的机会呀!你看我现在的样子:羊倌。再说,如果有一天老天睁眼,可怜我,把我头顶的山揭掉,我也变成像你们一样的自由人,如果真去了上海,——我不是说要去拿那块毛毯,那才值几个钱?主要是那个女人在我的心里印象太深刻了,真想再见到她——我也是没法找到她了。那是1960年12月份,夹边沟的右派们在生死存亡的要紧关头,为了取暖,都把书和笔记本当柴烧,我的那册笔记本也被人扔进火堆转化为卡路里了。


和李文汉在一起放了三年羊,后来我就作为工农兵学员去西北师院读书,毕业后留在兰州的一所中学教书,就再也没见过他。再后来,听回城的知青们讲,他已经平反了,回了省劳改局,具体在哪个部门哪个单位工作,谁也说不清楚。

但是,什么事情不会发生呢!1996年的一天,我去看望我中学时代的一位老师,刚刚走到兰州二中门口,就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我扭脸一看就惊呆了:这不是那个脑门有点秃顶的李文汉吗!和从前不一样的是他的头顶全秃了,后脑上的头发全白了。其他都没变,高高的身材,黑黑的爽朗的面孔。我热烈地握手,问他怎么在这里站着?他说,我就在这里住呀。他指了一下二中旁边省劳教局的家属院。他立即就拉着我进了家。在他家里我们整整聊了一天,还喝掉了一瓶白酒。他告诉我,平反以后,他在五大坪农场当了十多年生产科长,然后离休,全家就搬到兰州来了。谈话中他突然说起一件事来:喂,你还记得我给说过的那个上海女人吗?我说记得。他说,我还真有机会去了一次上海,找过她。我说是吗?他说,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话吗?1957年,我就是因为写文章被打成右派的。可是平反以后的几年里,我的手痒痒,又写了几片论述劳改工作的文章发表。这一次没被打成右派,有一篇竟然被司法部评为优秀论文,颁奖会在上海举行。

那是在上海的最后一天,大家自由活动,我去淮海路购物。淮海路的繁华,在我的眼里是可以和南京路相媲美的:商店鳞次栉比,游人如织,摩肩接踵。我是想给老伴儿买几件衣裳的,——我的老伴儿也是个苦命人,在五大坪工作几十年,把两个孩子带大了,遇上我才成了家。她连一件时髦点的衣裳都没穿过——可是跑了几家服装店,也没买成一件衣裳。原因是时髦的太时髦,不时髦的我又看不上眼。

我继续逛商店,看见一家商店门口的牌匾上镏金大字写着:老字号伊丽莎白西装店。店铺的门面不是很辉煌,但却庄重大方。我的心突然动了一下,伊丽莎白这几个字我好像很熟悉。我站住想了想,还真想起来了:近三十年前,在明水的山水沟里,一位上海女人去探视丈夫时对我讲过,她家公私合营前有一家西装店,店名叫伊丽莎白。她还说她家就住在店后的一幢小楼房里。那女人拿过我的一条毛毯,用于包裹丈夫的遗骨。

心头突发的一阵兴奋,我走进了西装店。我并没有要回毛毯的念头,我是想,既然走到门口了,进去问问,如果能见到那位女人,喝杯水,叙叙旧,不是很好吗?

店铺不是很大,但生意很火,顾客拥挤。我思考了一下,走近一位年纪大一点的营业员——实际他也就三十几岁不到四十的样子——耐心地等他应付完几个顾客,才说,请问师傅,你们这个服装店最早的老板是不是姓顾?营业员有点莫名其妙的样子,说,什么老板?我们店是国营企业,不是个体经营。我说,不,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最早——就是五十年代刚解放的时候,这个西装店的老板是不是姓顾?他的眼睛显出惊讶的神色,你问这干什吗?公私合营的事我哪里晓得呀?我说你们这儿有没有岁数大点的人,了解这个西装店历史的人?他思考一下说。你到楼上去问问我们的会计,他可能知道。

按着他的指点,我从店堂的过道上到二楼,在一间狭小的房子里,找到一位年近六旬的老同志。当他明白了我的来意之后.明确地告诉我,这个店公私合营时期的老板不姓顾,而是姓朱。我说怎么会不姓顾呢,老板的女儿告诉我,她家的西装店就叫伊丽莎白,难道上海还有另一家伊丽莎白西装店吗?老同志肯定地说,不会的不会的,上海没有第二家伊丽莎白西装店。我在上海的私营和国营服装店工作了一辈子,有多少家老字号服装店是很清楚的。看他回答得很肯定,我便说,那是我的记忆出差错了吗?老同志,我再问你个问题,你们的店后边是不是有幢小洋楼?那位女同志告诉过我,她家的店后边有一幢二层的小洋楼,她家就住在那栋小洋楼上。老同志摇着头说,没有没有,我们这个店后边从来没有过小洋楼。我说是不是有过,后来拆掉了?他还是摇头:我不是说了吗,从来就没有过。我在这儿工作了二十多年,后边都是大楼房,是解放前盖的,没有过二层的……他说着说着突然停止了摇头,改变腔调说,哎呀,你要找的莫不是南京路上的维多利亚西装店,那儿的老板最早是姓顾来的,公私合营后换了新经理。我说,是吗?他的老板是姓顾吗?你能肯定吗?他说肯定,我一点都没记错。我疑惑了,说,可我的印象里是伊丽莎白西装店呀。他坚定地说,不对,就叫维多利亚,是你记错了。维多利亚后边是有一座小洋楼,现在还有。我迟疑地说,这是怎么回事呢,她亲口对我说的,她家的店名叫伊丽莎白,是英国女王的名字。但老同志又说,没错,我说的没错,你要找姓顾的,就到维多利亚去找吧。是你记错了,维多利亚,伊丽莎白,都是英国女王,你把维多利亚和伊丽莎白搞混了。时间久了。记忆容易出错误。

我被老同志说服了,承认是记忆力出了毛病。老同志热情地把我送出西装店,站在人行道上指给我去什么地方坐几路车可以去维多利亚西装店。我谢过他。

但是,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走了一截,我就突然决定不去找那位姓顾的女人了。我是这样想的:挺费事地找了去,如果顾家不住那儿了,不是徒劳一场吗?就是顾家还住在那儿,但那女人倘若已经搬走了抑或不在人世了,不也很扫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