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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美学灵魂的出走——重读三毛

经济观察报观察家2018-10-10 14:23:46

 

 

认识三毛,是个好季节。

 

三毛正在撒哈拉,为安顿那颗出走的美学灵魂,布置了一座精致的精神家园。

 

一时间,追随三毛的流浪,成为一代女生的憧憬。手指画着浪漫不安的年轮,在大学校园里梦游,然后经历了一种自由美学大逃亡,让流浪伴随我们生活老去。而今天命之际,重读三毛,相契依旧。

 

用流浪回答鲁迅

 

“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一个人——至少我要学做一个人。”这是娜拉离家出走时的话,她的摔门声惊动了欧洲,传到中国,引起一个时代的出走浪潮。

 

鲁迅先生曾问“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先生不能想象“娜拉”为自由还可以去流浪,他让他的娜拉——子君死了,死于时代的促狭,死于一个体面的爱情被物质打倒的永恒话题。

 

而易卜生的娜拉结局终究如何?易卜生喜欢留下问题,不喜欢提供答案。其实现实有许多自由的心灵,已经迫不及待去试验了,答案已经有了。

 

就在我们以为鲁迅先生终结了“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的追问时,三毛的美学出走,带来一小块儿沙漠色调的个性生活以及平易温暖的人性叙事风格,再一次引发了我们对美的人生思考、以及为自我的美学人生出走的愿望。

 

三毛来了,她不是带着有关娜拉的社会问题来的,她已经突破了家庭和社会的拘囿。鲁迅安排子君从家庭和社会的网罗中出走,但他仍然让子君背负着家庭和社会的沉重压力,他的文学价值祈向让具有美学范式的爱情自由戛然止步于物质的门槛前,让爱情的小鸟依偎着一个稚嫩的肩膀,出走之梦必然破灭。用思想之剑挑开悲剧的帘幕,展示着残酷,给观众以绝望。无疑,先生的思想是接地气的,但思想的探索不仅在于穿透现实的犀利,还要有超越时代的理想导引,那就是个体作为独立原子的觉醒,这正是子君与三毛两种的结局。在失去经济保障时,子君只好再次向家庭和社会妥协,最终难逃一死。子君没能成为三毛,是鲁迅的局限。

 

与子君不同,三毛就是一个觉醒了的个体独立原子,为了自由,她可以自我放逐,她的瘦弱之躯却承载一颗四两拨千斤的头颅,化解了来自体制化的压力。社会对三毛来说太大,她只是一个爱想入非非的女孩,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却明白要往她的梦想中去,可通往梦想的路在哪里?在流浪的路上。三毛突破了家庭,突破了社会,突破世俗的功利性,是思想者的流浪,她提供了一种出走的流浪方式。

 

娜拉的问题,就像流行的红木家具,是个又贵又重的女权问题,而三毛的问题很轻,轻得如林中小鸟活泼泼地飞,如山间小溪哗啦啦的流,都是些她个人的心思和日常茶饭事。问题不大,她很认真,要自己面对。她不愿意个人问题被体制化,让自己去背诵一份统一的答案。

 

大概三毛倔强的秉赋格外,一旦认定了的事儿决不妥协。她觉醒了就不想再胡里胡涂地睡过去,而且人生而自由恐怕是她在五岁读《红楼梦》时就“附体”了。于是她执着于自己的真实需求,不虚妄,不矫饰。正如她所言,她常常出轨犯规,异于众流。也许这正是她的福份和幸运,让她没有被文明体制化。她的出走就是一次人本色的回归。这是我们每个人的必由之路,只是有些人轻装远行,有些人重负难为。

 

我的故乡在远方,文明隔离了精神原色,故乡便渐行渐远。一曲《橄榄树》,从天而降,感动了大江南北,便是对这位美学灵魂流浪者的盖棺论定。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我的故乡在远方

 

为什么流浪

 

流浪远方,流浪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

 

为了山涧清流的小溪

 

为了宽阔的草原

 

流浪远方,流浪

 

还有

 

为了梦中的橄榄树。

 

这首歌被当年的台湾当局禁唱了十几年,除了“远方”是指“大陆”这一说辞外,恐怕令“当局”尤为恐惧的是歌词里洋溢着丰满的自由气息。

 

流浪多半是为了保守自由的尊严,而“橄榄树”则是超越国界乃至文明界限的具有普世价值的寓意。这一普世价值就是人的基本价值——自由。获得自由是一次自我实践,重在剥蚀掉层层束缚、还原一个真正的自我的过程,无需外来的力量,也没有主义附丽其上以增加它的崇高意义。

 

不需要口号,也没有主义,脱却政治秀衣,自由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的特殊性生活,具有常识性的生活。为自我而活,这便是人生而自由。当三毛感到不自由时,感到将要失去自我的危险时,她只好放逐了自己,让灵魂流浪,去寻找能够安顿她的灵魂之所,回归人之初。她在撒哈拉找到了自我,就找到了自由。对于三毛来说,自我和自由是手心和手背的关系。像她这样能够放下文明赐予的一切,在沙漠里回归原朴状态的人,才能将自由处理的得心应手。如果自由就像日常茶饭事一样,自由离我们还会远吗?

 

非体制化的生存困境

 

爱情是最有女人味的问题,如果被体制化了,便毫无滋味可言!曾经有过的,思想要汇报,吃饭要请示,连爱情也要向组织申请,婚姻则需要领导来批示。这些历史情景的胶片,没有发生在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而是发生在我们身边。

 

生活在异化里,荒诞紧随之,常识消失了。相对来说,肖申克监狱的异化,因着文学的想象力,变态毕竟要受制于人性的底线。而权力异化则往往会突破人性的底线,所以,现实比想象更离奇。

 

肖申克监狱里有一位囚徒,那是完全被监狱体制化了的囚徒,他的生命与监狱融为一体,不可分离,以至于当他从监狱出来时,竟然无所适从,不知自己从哪里来,往何处去。

 

所以,他只好去死,以死为契机,让我们认识到被体制化的悲剧。其实,这也是子君死去的悲剧,经济独立与否只是问题的表象,重要的是,个体出走与集体无意识的体制化抗争的失败。

 

如果这位囚徒还有梦想,还能流浪,他便不会把体制化当作自己安身立命之所,也不会因为不适应自由而去死,鲁迅先生也没有给子君留下流浪的出口。

 

被体制化是残忍的,三毛很早就体验了这种残忍,她不是在监狱里体验的,是在学校里。要知道,在一个滥用权力的国家里,学校多半是教化的工具,连教师面对孩子也会滥用权力。

 

一次月考下来,她居然四门不及格,父母警告她,看闲书不能当饭吃,再不收心,要留级了。以她个人的趣味,只知看书是世界上最最好玩的事,但又觉得成绩不好,愧对父母。她只好跟每一位老师合作,凡书都背,凡课都听,连数学习题,都是死背下来,三次数学小考,居然得了满分。数学老师无法相信,怀疑她考试作弊,拿来考卷逼问。面对人格尊严的受伤,三毛一定会坚决捍卫的:“作弊,在我的品格上来说,是不可能,就算你是老师,也不能这样侮辱我。”数学老师被她气得冷笑了,老师滥用权力的潜在危险即将爆发。他叫全班同学做习题,唯独给三毛另一张考卷,不用说三毛吃“鸭蛋”了。老师得意地握着他自己制造的把柄,在全班同学面前,拿着蘸满墨汁的毛笔,叫她立正,站在划好的粉笔圈里,笑吟吟的说:“你爱吃鸭蛋,老师给你两个大鸭蛋。”

 

三毛的眼睛外围被涂了两个大圆框,浓浓的墨汁流淌下来,顺着紧抿的嘴唇,渗到嘴里。“现在,转过去给全班同学看看。”在全班的哄笑中,三毛的天空塌陷了。老师意犹未尽,叫她去走廊上走一圈。她僵尸般的走了出去,廊上的同学先是惊叫,而后指着她大笑,她,瞬间成了名人。回到教室,一位好心的同学拖了她去洗脸,洗脸时,她一句话都没有说,一滴泪都没有掉。就算这个数学老师不配做老师,在老师的名分保护之下,就可以为所欲为。有好一阵,她一直想杀掉这个老师。

 

一个尚在初中的小女生,面对如此严峻的问题,有了这么沉重的心思,她不敢对活人说,便去公墓向死人言。她背着书包,一坐车,就去公墓,从此就开始逃学。她说:“那时候,我认识的墓地有北头陈济棠先生的墓园,有阳明山公墓,有六张犁公墓,在现在市立殡仪馆一带也有一片没有名字的坟场。这些地方,我是常客。世上再没有跟死人做伴更安全的事了,他们都是很温柔的人。”

 

想到了死,而且常与死人交谈,这反倒引起她对人生的思考。一个刚刚觉醒的小丫,开始执着于人生的追问者。她闹学、休学,甚至到西班牙马德里大学哲学系学习,就是想弄明白“人”以及个体的价值究竟是什么?但哲学的追问却让她放弃了哲学。

 

“哲学并没有使我找到生命的答案,我唯一学到的是分析。研究哲学,对我是一种浪漫的选择,当初以为它能解释很多疑惑,事实上,学者的经验并不能成为我的经验。”

 

她清醒,所以她孤独;她孤独,因此她清醒。孤独是个自由问题,归宿是个哲学问题。她说,在这个世界上,向来不觉得自己是芸芸众生里的一分子,我常常要跑出一般人生活着的轨道,做出解释不出原因的事情来。

 

其实不仅三毛,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芸芸众生里的一分子,我们都有独特的秉赋,独到的心灵和精神需求,有个人化的生命选择和生活状态的表现。但是我们或多或少没有自觉,或者根本不愿意自觉,因为我们更清楚,自觉是要付出巨大物质代价的。我们一向习惯于被安排一切,在家听父母安排,在学校听老师安排,在单位听领导安排,我们这些被安排的众生。

 

在荒原里让文明重头开始

 

不记得哪一年,长发半遮的脸,在下午的光线中懒散,一本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在手指间不经意地翻,撒哈拉沙漠就这样闯进了三毛的领地,进驻她的哲学,命运的硬币抛向大漠深处,黄灿灿很耀眼。三毛说:我只看了一遍,我不能解释的,属于前世回忆似的乡愁,就莫名其妙、毫无保留地把自己交给了那一片陌生的大地。撒哈拉沙漠,在我内心的深处,多年来是我梦里的情人啊!

 

让爱靠近死,使爱更加确定,用死来鞭策爱,让爱紧迫起来,为了完成爱与死互动的行为艺术,还有比沙漠更好的去处吗?她几乎抛弃了过去的一切,在沙漠里与她的爱人荷西《白手成家》。

 

她在沙粒上艰难地构建着她的精神家园。结婚那天,新娘看了一眼新郎,荷西穿了一件深蓝的衬衫,大胡子也修剪一新。新娘决定:“好,我也穿蓝色的。”她找了一件淡蓝细麻布的长衣服穿起来,没有新嫁衣耀眼,旧得温顺,朴实而优雅的格调。一双凉鞋,一顶草编的阔边帽子,去厨房拿了一把香菜别在帽子上。新郎乐了:“很好,田园风味,这么简单反而好看。”两人就这样走进沙漠里,到小镇上,领了一张结婚证。

 

漫漫黄沙,无边而庞大的天空下,两个徒步的渺小的身影在飘移,四周寂寥得很,沙漠与爱和美融为一体。“每想你一次,天上飘落一粒沙,从此形成了撒哈拉。”是三毛心中的撒哈拉。荷西说:你也许是第一个走路结婚的新娘。她说:我倒是想骑匹骆驼奔去。

 

在这里,没有人要求她必须体制化,她可以暂时把自己的“社会关系的总和”放下,而独自去面对自我。她成了沙漠的一分子,一粒纯朴本分的沙子,她再也离不开这片没有花朵的荒原了。她常说:“自由自在的生活,在我的解释里,就是精神的文明。”看着邻居家炊烟袅袅,她觉得这里安详得近乎优雅,她要在荒原里闲吟风花雪月。

 

她用母亲寄来的粉丝,给荷西做了三道中国菜,第一道是“粉丝煮鸡汤”,荷西喝了一口,问她:咦,什么东西?中国细面吗?她用筷子挑起一根粉丝说:这个叫“雨”,是春天的第一场雨,在高山上,被一根一根冻住了,不容易买到哦!第二道是“蚂蚁上树”,将粉丝在平底锅一炸,再洒上绞碎的肉和汁。荷西咬了一大口,问:像白色的毛线,又好像是塑胶的?哈哈,都不是,是你钓鱼的那种尼龙线,中国人加工变成白白软软的了。第三道是“粉丝合子饼”,与菠菜和肉绞碎做的馅饼,荷西咬一口说:这个小饼里面你放了沙鱼的翅膀对不对?我听说这种东西很贵,难怪你只放了一点点。

 

真理别老用枪杆子来说话,要用生活来说话,用梦想来说话,这样说来,真理平常得就像街边小摊,热爱生活的人都有发言权。三毛的精神追求,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她到对面的垃圾场拾来旧汽车外胎,洗清洁,里面填上一个红布坐垫,像个鸟巢,来人抢着坐;拾来深绿色的大水瓶,抱回家来,上面插上一丛怒放的野地荆棘,那感觉有一种强烈痛苦的诗意;拾来不同的汽水瓶,再买下小罐油漆,给它们涂上印地安人似的图案和色彩;驼头骨早已在书架上了,她还让荷西用铁皮和玻璃做了一盏风灯……这就是三毛的精神社区了。

 

能从荒原里玩出风花雪月,这便是三毛,同样玩破烂,在荒原里玩和在北京玩,感觉不一样。与三毛那纯粹根柢于荒原且完全生活化的行为艺术和装饰艺术相比,“798”里的那些“玩艺儿”其实算不上什么。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她那个“两脚书橱”,居然还能在最原始的大沙漠里散发出浓郁的书香,她像基督徒背着十字架一样,背着她的大书架,直到那沉重的书架化作她的灵魂和思想,她“突然发觉,书籍已经深深植根在我身体里,带不带着它们,已不是很重要的事情了”。

 

即便如此,当她每每触摸1600多本书时,书依然是她居于荒漠里最好的精神慰藉。她说,而今我仍爱书,可是也懂得爱我平凡的生活,是多少年的书本,才化为今日这份顿悟和宁静。我的心里,有一个悄悄的声音在说:这就是了!这就是一切了。

 

一粒美学灵魂的沙子

 

一粒沙子具有本体意义,荒原是文明产生的前提。

 

撒哈拉,那个让三毛有着前世乡愁的地方,连上帝之手都不愿撒播种子的沙漠,却是三毛的生命底色。沙漠是生命的原色,人性的原初。一切所谓文明的雕饰,在烈日风吹下,都会还原为赤裸裸沙粒;也会在月夜朦胧中还原为原始的生动。自由自在而又缺乏诱惑的单一状态不仅淹没了欲望的苦恼,而且为精神提供了另一种审美体验,撒哈拉是审美的而非文明价值所堪比。

 

这是三毛的需求,她的生活状态是围绕着人性本色展开的,她的生命过程也是围绕人性本色而展开。她很认可荷西称她作“异乡人”,的确,对于一个灵魂流浪者来说,这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

 

谁能想到,她在荒原里还能像孟子说的那样“万物皆备于我”。真理在都市里,被文明一层又一层的包裹着。而在荒原,在大漠,所谓“真理”,就那么明明白白,简简单单的向人显现了。关于女人的真理,并非当下流行的种种“女权主义”,而是有关精神品位,决不妥协。三毛既不向都市妥协,也不向荒原妥协。有一天,她家里来了一位客人,观光后,叹为观止:“请转告你的先生,你们把美丽的罗马造成了。”她回答说:“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这是西方人的观点,在我看来,她是从中国把一座文化的江山搬来了。

 

三毛成长于热带雨林的台湾小岛,一年四季绿意浓得化不开,还有不送寒冷只送温暖的风。沙漠和绿岛,这天地间的两极,也是生命的两极,生活的两极,三毛在其中找到了中庸的平台,人的本能生活在哪里都一样,而要享受干净单纯的精神生活却不一样,后者对环境品质的要求很高。这倒不是说精神不能承受欲望之重,而是说能从欲望之重中逃脱出来的人,没有巨大的勇气则难以做到。

 

三毛在沙漠苦到尽头时,看到一张自己的照片,穿了长礼服,披了毛皮大衣,头发梳得高高的,带着长长的耳环,正从柏林歌剧院听了《弄臣》出来。她感叹到,生命的过程,无论阳春白雪,还是青菜豆腐,都要有所体验,而且都是一场不同凡响的体验盛宴。当时三毛连青菜豆腐都没有。生命在荒僻落后而贫苦的地方,一样欣欣向荣地滋长着,这是三毛的通透。当然沙漠不是理想国,三毛也有很痛苦的时候,生活上最起码的欠缺,造成了情趣的枯竭。“我非常痛苦,非常寂寞”,精神生活的需求,真是沙漠黑夜的一盏明灯,再次照亮她自己,她开始写作了。文学灵魂回归在写作里。

 

当然,我们大多数人是在文明的价值体系里讨生活,安于惯性的驱使,随波逐流是最安全的港湾。三毛不太在乎他人是否认同她的生活选择,更没有要求他人一定要像她这样生活才是最好的选择。她只是一个管好自己的人,在众多挣扎着不被文明体制化的异数中,三毛最彻底,彻底到连死的形式和时间都要自己来选择,而没有交给上帝。

 

灵魂的流浪需要载体,它既不坐火车,也不乘飞机,它要求三毛以皮囊载之。于是三毛的皮囊便成为她的灵魂座架,载着她的心灵和精神走在回家的路上。多么高贵的皮囊,她用这高贵的皮囊换取了灵魂的流浪,这价值倾国倾城。她在医院的输液架下坐忘了,我想这样评价她的死,才不会委屈三毛。

 

三毛曾说:“如果选择了自己结束生命这条路,你们也要想得明白,因为在我,那将是一个幸福的归宿。她只想作一粒沙子,一粒天然去雕饰的沙子。自然,本色。不需要装饰的人生,却有着源源不竭的精神快乐,这才是三毛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