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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述怀(二)

2018-11-07 17:17:49

六十述怀(二)

学生时代之小学

        65年秋,我挎上书包上小学了。

        母校赤壁路小学是64年创办的江苏省首个五年制实验小学,与珞珈路平行相邻,我是第二届,那时附近的琅琊路小学等还都是六年制的。经过入学考试,分到了一(1)班,我们那一届招了三个班,每个班约50人。

       

        记得母亲给我买的第一个文具盒是个铁制的铅笔盒,盒盖上印着彩色的图案,为三个红领巾小朋友帮助一位骑三轮车送货的阿姨上坡过桥的画面,上面还印有“助人为乐”四个大字。其画其字也对我一生影响深远。

(一年级铅笔盒上的“助人为乐”图案)

      铅笔盒里除了放铅笔、橡皮、削笔刀等文具,我们那个年代的小学生人人都还会自制课程表,贴附上铅笔盒内盖上,每天上什么课就带什么课本,书包也没有如今上学孩子们那么沉。

        我上小学时,所住的院子还大体保留了民国时状态,除了靠马路的是砖砌围墙,相邻院子间左右和后侧还是用竹篱笆作围墙,有时上学走迟了,钻过后院篱笆墙就到了赤壁路的院子,再出门对面就到校门口了。至今,仍对竹篱笆墙就一种儿时情结。

        我们那个年代的小学生自我动手能力,还体现在刻纸、剪纸上。从文具店买来蜡光纸,摹上各种图案后,垫上写字板,就能用刻纸刀刻纸了。工艺和剪纸一样,连结处不能断开。同学之间还会相比谁刻的好,刻的细,通常还是女生手巧些。低年级时还喜欢集糖果包装纸(糖纸),尤其是透明的玻璃纸,在书本里压得平平整整的,上面的图案也尽显方寸之美。到了中高年级就改集香烟纸了,男孩们都喜欢。

        一年级的语文老师胡老师,胖胖的,很慈祥,教我们识字、写字也很是耐心认真。记得刚写“我”字时,我和同桌的女生总是把第四笔顺往上的那一“提”写成往下的“捺”状,且每每更正时我们两人还是经常写错,慈祥和蔼的胡老师也是超级有耐心,为这个“我”字多次到我俩课桌前帮助纠正,直到完全改正过来为止。

        刚上一年级不久,时值深秋,有天我衣服穿得较单薄,正好遇上降温,我在课堂上冻得有点哆嗦,但又不好意思讲,胡老师细心观察到后,便关切的让我课间赶紧回家穿衣服,至今亦让我难以忘怀。

        大约65年冬到66年春季左右,一年级的我们,刚戴上红领巾不久(先是布的,后改绸缎的),字还没识多少,课堂上便开始讲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扎记》及《海瑞罢官》了。起初,还称之为“文化革命”,主要是“批毒草,肃流毒”,但到“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后,不久就升级为“文化大革命”运动了。

        随着“红卫兵”旋风般地刮起,我们小学生也开始成立“红小兵”组织,清晰记得当时鼓楼区的红小兵成立大会,在虹桥的建筑学校(后来的建筑学院)操场上举行。由此,红领巾换成了红胸牌。

                               

        文革初期,学《语录》,背“老三篇”、跳“忠字舞”、“斗私批修”蔚然成风,老少皆是,成为那个特殊年代的一个烙印。而随着红卫兵大串联高峰的到来,为了把课堂教室腾出给各地蜂拥来宁的红卫兵住宿,我们小学也“停课闹革命”休课“放假”了。

                                     

       (这幅《长征日记》是当年流行的反映红卫兵大串联“长征”的国画)

          渐渐的,文革从红卫兵的“破四旧”打砸斗,到造反派“造反夺权”愈演愈烈,批、斗、抓“走资派”也进一步外延。我住的院子对面是当时的省委宣.传部部.长欧阳惠林家,我趴在院墙上,亲眼目睹了欧阳部长被两辆卡车的造反派揪斗抓走的全过程,及之后他的两个儿子又因观点、派别不同兄弟互殴的一幕。

        约两周后,不是“当权派”的父亲也被省科委的造反派抓走。

        父亲是泰兴黄桥人,自小读过私塾,新四军黄桥决战及严明纪律、爱民作风对父亲影响深远,十岁时便被选为当地抗日儿童团团长;抗战胜利后黄桥中学重新复校时,受中共苏北区党委敌工部之命,考入黄桥中学边读书边从事隐蔽战线工作,后在苏北区党委任机要秘书。解放后先后在省人事厅、省外办和省科委工作,并长期在省科委任机要秘书、外事秘书兼外事组组长,负责全省科、教、文、卫系统的所有外事工作。

   

       (父亲解放前夕任苏北区党委机要秘书时的照片)

        那一天已是深夜,我们家住的民国法式建筑是八扇落地玻璃门,突然间从门和窗到处射来巨大的手电筒强光,接着前后门都响起急促猛烈的敲门声,母亲起床开门后,十几个造反派冲了进来。不由分说,便开始抄家,其理由也甚是荒唐:你经常和外国人接触打交道,你不是“特务、内奸”还有谁是?

        当时已是初冬时节,父亲被床上揪起后又气又冷,且被造反派言语戏弄,双腿有点颤抖,母亲在一旁斩钉截铁地说:“你抖什么抖,身正不怕影子斜,我坚信你对党的忠诚,穿好衣服跟他们走!”

        那一夜,父亲及省教文卫系统的一批人被关到了紫金山上的天文台,直到半个月后才放回。

        天亮后,母亲在床边大哭,我亦在一旁默默哭泣。那一幕,终生难忘。

陆续几天,都有父亲在省级机关多部门工作过的不少战友、同事、朋友闻讯后前来看望、安慰母亲,他们和母亲一样坚信父亲是无辜的冤枉的。

        同院另一户陈叔叔平常经常和父亲切磋书法,逢年过节互写对联、门联,但在其单位批斗中不甘屈辱跳楼摔伤了腿,但消息传到其妻时,那位阿姨以为陈叔叔跳楼自杀了,当晚也在娘家上吊自尽了。这位邻居阿姨个子不高,但非常漂亮温柔,每次看到陈叔叔颈背子上被重重的铁牌挂着批斗后留下的深深印痕,都会来家里扑在母亲怀中哭诉,而母亲也都每每尽力劝慰安抚。在我不到10岁的时候,却也经历了和平年代不应经历的生离死别。

        动乱中,南京的派别武斗也在升级,不仅有占据制高点的超级弹弓隔空互射,也有肉体殴打。我有天晚上走在江苏路上,脚踩着钢珠差点滑倒,检起来一看,有小拳头大,那便是从附近高楼超级弹弓射出来的。故那时沿街的单位或居民家中玻璃门窗都用报纸贴成了“米”字状,以防弹丸伤人。

        67年武斗最甚时,母亲为了避免我们小孩受到伤害,带着我和妹妹几经波折来到了二舅所在山东蓬莱部队干休所。记得那天晚上辗转轮渡到到浦口在火车站候车时,便转来白天母亲单位一“杨”姓女工被殴打至死的消息。

        蓬莱之行也是我首次出远门,那时的火车也是开开停停,火车上人满为患,座位下面也塞满了人,沿途还不时有别袖章执手矛的各地造反派上车检查。一路上母亲为照顾好我们兄妹俩也是吃尽辛苦,有次火车停滞某站迟迟不开,母亲终忍不住挤下车买点吃的充饥,可刚买好食物火车恰恰启动了,我挤在窗口哭着大喊“妈妈”,所幸火车开得缓慢,在一位值勤的解放军战士帮助下,奔跑的母亲终于上了后面的车厢,又几经穿过拥挤的人群车厢终于回到了我们兄妹身边。“再也不下火车了,再也不离开你们了”妈妈含泪抱紧我们反复念叨着。

        约一周左右,火车终于到了济南。在济南火车站广场上,有很多山东人用当地产的主席纪念章,交换各地旅客的外地产纪念章,九岁的我也用随身带的南京纪念章交换了几枚山东制造的主席纪念章,记忆中,济南的纪念章特别大,但我们南京造的科技含量高,夜晚会发萤光,很受济南人喜欢。

       (夜光型纪念章)

         二舅抗战时期入伍,解放后和二舅母都是上海第二军医大毕业的军医。在蓬莱岛部队干休所舅舅家的日子安宁而和谐,四周环海,全无南京武斗动乱的格局。红红的土地和高粱,蔚蓝的大海与天空,还经常看到如梦如幻的海市蜃楼,亦让我着迷。我随敞蓬吉普车去过蓬莱县城陪战士购物,也坐过三轮军用摩托环绕过蓬莱岛,当地产的红苹果又大又甜,难以忘怀。

        在蓬莱部队干休所,经常晚上在操场上放映文革前的老电影,亦大饱眼福。有的还是以批判形式放映,如《武训传》、《燎原》等。

        大约几个月后,父母来电学校要复课闹革命了,我又回到了南京。再回到学校时,课桌课凳早已毁损严重,我们曾有段时间是自带小板凳上学上课,直到课桌课凳修复或换新。

        六八年“大联合”后,武斗等混乱局面基本平息,正常教学也逐步恢复,只是父亲早已被省“五七干校”关牛棚,初期每两周可回家探亲一次,后来一两月才被允许回来一次。印象深刻的是两个“布袋子”:一是烟丝袋子,一是炒面袋子。父亲烟瘾很大,配给的烟票远不够抽吸,便每每在干校时把抽到最后的烟头收集保留在一个布袋里(那时还没有过滤嘴),每次回来后,我便在一旁帮着把烟头纸剥下来,把剩余的烟丝集中到一个布袋里,再揉搓均匀,父亲就拿一个烟斗装上这些烟丝当旱烟抽。父亲晚年患老慢支、肺气肿亦与此有关,长期从事外事工作压力大,致烟瘾也大难以戒掉,但在那个商品紧缺年代也是无奈之举。另一个布袋子则是炒面袋子,干校伙食较差,零食也没卖,每次父亲回来,母亲都要炒一大袋面粉,又因砂糖奇缺,我常陪母亲去鼓楼食品商店买计划供应的饼干,因饼干中含有糖份,回到家后再把饼干揉碎放到炒面里充砂糖,等炒面粉凉后再装进布袋里。这样,父亲到干校后好歹也能用开水冲点带甜味的炒面打打牙祭解解馋了。父亲有时也从干校带回来他亲手制作的劳动成果,如小竹椅、凉衣架。

        在我的少年年代,各种游戏玩耍颇丰富,低年级时大都在院子里玩“躲猫猫”、“工兵挖地雷”一类,院子花园里向日葵等植物茂密,隐蔽性也好;中年级时拍洋画、打弹子、斗杏核、滚铁环、格房子、攻城门、跳皮筋、斗鸡子、跨鞍马等等玩得不亦乐乎,那时的孩子几乎没有窝居在家的,功课也少,不仅同院的同龄或相差数岁的在一起玩,时常一个街坊左邻右院的同学也有加入,一般大几岁的领头,小几岁的逐次跟随。春养蚕宝爬树摘桑叶,夏捉知了寻洞灌水淹,秋逮蟋蟀群比斗得狠,大都接地气。那时路上行人少,上学放学路上鹅卵石也多,一是玩扔鹅卵石,一人行时,先往远处抛一块,再拿手上一块瞄准后砸前一块,砸中了则很是开心,二人同行则两人互比谁砸得准;二是玩踢足球,基本上放学后同学多时,在路上两端垒上书包,就权当是“球门”了,有时踢到天暗才回家。到高年级后,就逐步迷上了乒乓球了,很小时用“光板拍”在地下画台子打,后来恳求父母如愿买了“海绵拍”后,就经常在学校的水泥球台上和同学间打“轮流上”了,如能霸上几轮台,走在路上手臂都情不自禁地学着庄则栋挥拍抽球的样子舞上几下。

                               

        (少年时代各种群体游戏甚多)

        小学生四年级左右,学校搞“忆苦思甜”活动时,不知怎么邀请了母亲在操场上给全校师生作报告。报告会后校长布置作业每人写一篇心德体会,至今还记得我写题目是“不忘阶级苦,珍惜今日甜”,这篇作文不仅被校长在广播里表扬,还登上了学校橱窗栏。这也鼓励了我后来对作文及文学的喜爱(虽然一无所成)。

        母亲出身贫下中农,兄妹六人,母亲排老四,公公因劳成疾病逝早,婆婆家是地下党秘密活动的一个联络点,家里再穷忍饥挨饿,如有地下党干部或游击队来,婆婆也要冒着危险想分设法熬一大锅小米粥慰劳共产党人,大舅、大姨、二舅都较早参加革命,母亲年仅13岁也参加了革命工作,14岁就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任乡文工团团长和乡妇联主任。和父亲一样,母亲也极少对我们提及她战争年代的经历,但我曾多次听母亲的入党介绍人讲起母亲年少时如何斗争勇敢,歌声如何动听。母亲老家位于苏北建湖,抗战后属敌我拉锯区,即白天属国民党统治,夜晚方有共产党活动,河东岸属国民党军占据,河西岸则属共产党武装管辖,有时区小队、县大队也会有规模不一的战斗。母亲所在的文工团则主要用淮剧的形式宣传革命,发动群众;书写标语也非某些电视剧拍摄的写在彩纸上,而是用锅底铲下的黑灰蘸着河水当颜料,再用稻草制成的笔直接刷在黄泥巴墙上,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中有时也险象环生,有的就在母亲身边倒下壮烈牺牲。母亲至今还给当年的烈士家属寄钱寄物。

        母亲解放后读的识字班,文化虽不高,但在我小时候经常让我在她做家务如缝被子、织毛衣时在一旁读报,有时遇到不认识的字企图蒙蔽混过关,却也逃不过母亲的耳朵。这就迫使我养成读报时每每遇到不识的字就去查字典之习惯,了解正确的读音和意思。

        从家中老照片中可知,母亲是解放后南京首届青年代表大会代表,也是55年南京市委党训班代表,从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还曾任三届南京市市委委员,是为数极少连任的女委员。

                                 

      (前排左二,母亲与当年市委女委员的合影)

        母亲在一军工企业工作,也长期是单位、省国防工办和当时四机部的劳模或先进。我自小无论是中午还是晚上,母亲都比其他人家父母下班回来要迟,我们家也是院子里最后一户吃中饭或晚饭的,母亲一心都扑在工作上。从小耳濡目染,故我后来工作后,倘若也算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的话,受母亲影响很大。

        母亲爱憎分明,性格刚毅又温柔。小时候很多、很多次陪母亲去看望她单位生病的同事,妈妈不会骑车,都是步行或乘公交车前往。母亲因参加革命早,工资也比一般同龄人高出几十元,探视病人都是自掏腰包,再贴上本已很少的肉票、蛋票、食品票。每每先去菜场排队卖猪肉、猪腰、猪干、鸡蛋等,再回家烧好后用网兜装一个小锅或沙锅去看望,一手拎着东西,一手则搀着我。母亲所在的企业大,人也多,靠近厂宿舍区就步行,远离厂区的则乘公交,有的远在中华门还要转车。母亲自身也患多种疾病,公交下车时还会犯眩晕迷方向,故需我陪同着指路。

        母亲还常匿名给单位家中有困难的职工寄钱寄粮票,但从不署真名。直到晚年在电视、报纸上看到病灾新闻还是如此,教导我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母亲单位多有家在农村、异地的转业退伍军人,有的家属来探亲,住集体宿舍不方便,住招待所费用高,母亲就在家中腾出床铺让他们团聚。

        对待同志,母亲奉上满腔热忱与爱心,但在认定的原则性问题上却从不含糊充满刚毅。母亲是市委委员,然在文革期间,市委会议无法正常召开,要开就是“两委会”,即市委会和革委会同时在一起开两委扩大会议。而“革委会”的多是“造反派”,每每在开会时搅局,当时的市委书记是军代表,一到开会时“造反派”们便会群起向书记炮轰发难,致会场乌烟瘴气开不下去。面对这种情景,唯独母亲敢于拍案而起,和造反派们进行针锋相对斗争。很多年后,有次陪母亲去外地某干休所看望时任市委书记方伯伯,这位老军人见到母亲很是感激,并满含热泪向我讲述了文革中母亲在市里两委会上与造反派互怼的情景过程,还对我说,“孩子,你妈妈太了不起了!” 在那个特殊年代,一般人都选择了明哲保身躲避,母亲却选择了向前挺进。战争年代不畏艰难险阻,动乱岁月同样义无反顾。

        母亲退二线后,参加了省职工物价检查。八十年代中叶后,各种农贸、集贸市场兴起,商品逐渐丰富的同时,个体户短斤少两、以次充好的问题也日渐突出,成为广大市民投诉的焦点所在。故当时省物价局专门组织各企事业单位抽调专职人员,成立职工物价检查小组进行物价专项检查,尤其对市民投诉较为集中的农贸市场重点整治。当时的湖南路农贸市场便是居民投诉反应强烈但又较难治理的重点之一,之前几番整治都效果浅显。这块硬骨头重任交到了母亲任组长的检查组手上。

        当时的湖南路农贸市场尤其是猪肉摊位,多为刑满或劳改释放人员,克扣斤两的情况严重,面对身上雕龙文身的这些摊贩,很多市民又敢怒不致言。母亲上任第一天带着检查组去检查,在一个肉赎前用随身带的秤抽查一位市民刚买完肉的重量,发现明显有克扣,就当场责令这位肉赎补齐斤两,并予处罚教育。谁知这位肉赎不仅不补还克扣接受处罚,反而脱下外衣露出全身刺青,还拿着锐利的肉刀在磨刀杆上反复挥舞着,扬言“老子是大连山下来的,敢查老子”(大连山为南京一劳改农场)。当时围观的市民也多,这个肉赎子亦人来疯般猖狂。母亲奋勇上去快速夺下其刀往肉摊案板上一扎,严辞回应道:“老娘拿刀干革命的时候,你恐怕还没出生呢,也敢胆大妄为在这里称老子老子的?!”那位刺青纹身的壮汉肉赎瞬间即被母亲的大义凛然般威严镇住了,母亲随后又苦口婆心教育道:现在国家改革开放,出台好政策给你们自谋职业重新做人,你们当珍惜好时光勤劳致富,而绝不可靠短斤少两坑蒙拐骗来扰乱市场,以后再发现加倍重罚!那位纹身肉赎最终在母亲面前认错受罚并补上了克扣斤两,围观的市民群众也给予了热烈的掌声。随后,母亲不怕邪专治邪的名声也传开了,一些商赎试图用小恩小惠贿赂母亲也遭到严厉拒绝,而在母亲及所带检查组的持续检查后,湖南路农贸市场及山西路周边市场、大大小小商店的物价秩序有了显著改观。母亲及所带物价检查组亦多次被评为省物价局模范和先进。

        10多年前,陪母亲回苏北建湖老家,通过一个亲戚联系,几经辗转,意外找寻到一个保留完整族谱的族亲,从其李氏《陇西堂》族谱中,方知母亲这个家族是唐朝开国皇帝李渊的后裔分支,最早由甘肃迁徙至苏州,后在明朝“洪武赶杀”(又称“洪武赶散”)中辗转来到里下河的苏北建湖并繁衍后代。

        拉回到小学中来。

        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后,国人基本上都是后来在电影院放映新闻记录片时感受其壮观情景,若非在家听收音机,有时差感;而到了70年我5年级时,一种国产可随身跨包式携带的袖珍型半导体收音机已量产并流行,有时全家去玄武湖、中山陵等景区游玩,我亦每每跨着半导体袖珍收音机听新闻听音乐。故记忆犹新的是,当70年4月24日晚新闻播报我国将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后,人们都倾巢出动寻找开阔地带,欲一睹首颗人造卫星划过星空的风采。我亦跨上袖珍半导体随家人来到珞珈路3号附近的绿地小广场上,并将音量开到最大,广场上亦聚满了人群,那晚南京的夜空也十分晴朗,当星空一颗红点不断闪亮着划过夜空,伴随着东方红电子音乐不断从半导体里神奇传来,人们都齐声鼓掌欢呼。那一晚,也是我少年记忆中的一个美好之夜,天佑中华,中国人在长期被列强封锁中造出了“两弹一星”,随着国力的增强和时代的进步,相信今后还将不断有新的奇迹与辉煌创造。

        这之前69年3月的珍宝岛事件点滴。

        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后,一次和母亲在电影院看电影,那时电影放映前都会先放一两个新闻纪录片,那一场放映的是“中央慰问团赴珍宝岛慰问”的新闻纪录片,当我一眼就认出团长是大姨夫时,连忙拉住母亲的手:“妈,看,姨夫上电影了!”接着出镜的副团长则是当年英雄刘英俊的母亲,那时年龄小,才11岁,看到银幕上出现亲戚的动态身影,很是惊奇。而我的四舅当年亦勇敢赶赴前线参加了珍宝岛自卫反击战运送弹药。在珍宝岛事件后的70年代初,为贯彻“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最高指示,少年的我们,也积极参与了“备战备荒”的挖猫儿洞和用黄泥巴制砖。原本好好的院子平地,硬着被我们小伙伴们用铁锹、铁铲挖开了,却不懂得地形地质构造,结果挖不到一米就全出水了,最后猫儿洞挖成了一道道“战壕”,整得象上甘岭似的。洞没挖成,但我们黄泥巴制砖坯还是可以的,先是统一用木板制作一个砖头大小可松懈的模块,再把一种制砖用的黄泥巴和水揉搓摔拍均匀后用力掼进模块中,接着用绑在弯弓竹片上的钢丝绳将泥砖两面刮平,再松开模板,检验达标后,一块砖坯就制作成了,最后集中运至窑厂烧成合格成品砖。毛泽东诗曰:“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中国人一旦齐心协力,连少年都能凝聚起来后方做贡献,团结似铁如纲,且一旦从内耗互斗中走出,迈向复兴强盛也一定能实现。

        小学高年级时,一度兴起了集体唱红歌和样板戏演出。红歌基本上以抗战歌曲为主,且演出时还有场景表现,如《到敌人后方去》,前半部还有抓鬼子的情景表演,是名副其实的演唱(表演加合唱);《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八个样板京剧戏亦多有演出。上初中后还演出过《龙江颂》等现代剧,则是后话了。

        提到唱歌,尤想叙述几句文革前后的经历或感受,儿歌贯穿了我的童年、少年时光。文革前,儿时唱得《让我们荡起双浆》、《听妈妈讲过去的故事》、《我们的田野》、《小燕子》等诸多歌曲都曲调优美,温婉动听;《学习雷锋好榜样》、《少年先锋队队歌》、《我在马路上检到一分钱》等一批歌曲对后来的人生成长、心灵教育都有奠基作文;文革中,多唱“语录歌”、“诗词歌”,虽是时代的印记,亦多有寓唱于教、寓教于乐作用。到了上中学初中阶段,正是人生情竇初开的年龄,亦是文革早期动乱平息后的时段,同学间几乎一时间都在私下传唱传抄《外国民歌二百首》之类,经过批判“封、资、修”和“破四旧”后,民间或以包书皮或撕掉封面或隐匿等多种形式依然有残存,在经历较长时段文化禁锢后,青春期的同学间都相互传抄,如获至宝。先是在要好的同学间偷偷传抄,后逐渐半公开扩散。《外国名歌200首》以苏联歌曲为主,尤以《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伏尔加船夫曲》、《红莓花儿开》、《喀秋莎》《三套车》等较著名,也有欧美、东南亚的,如《含苞欲放的花》、《鸽子》、《宝贝》等。加上当时如饥似渴般摘抄的文革前出版的若干本中外诗歌集,无形中也对后来对文学的喜欢有较大影响。近年来央视推出以“赏中华诗词、寻文化基因、品生活之美”为基本宗旨的《中国诗词大会》节目,以“赏中华诗词、寻文化基因、品生活之美”为基本宗旨,分享诗词之美,感受诗词之趣,甚好。尤其见许多少年儿童参与,从古人的智慧和情怀中汲取营养,涵养心灵,亦醉其中。

        如今看《动物世界》,常见到许多草原动物在干涸的夏季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寻河饮水;在文革那个文化沙漠年代我们亦有类似情景,明明社会上、学校里还在批黄色歌曲黄色小说,可面对这股“清泉”,青春期初到的我们却表现“叛逆”,义无反顾,除了传抄还有传唱、教唱。以至大约高一高二时,一本名为《少女的心》的手抄本小说,因涉及性行为性心理描写,更是在部分同学间私抄私传。

        文革中,经“斗、资、修”后各家保存下来的文学书箱已甚少,也不敢随意外借。关系较近相互信任的同学、邻居,也是各家在仅存无几的藏书中背着大人相互交换借读。记得当时家中有两个父亲单位配发的木书架,一个藤书架,以马恩列斯毛著作及《红旗》杂志等为主,家中文学书籍仅剩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浩然的《金光大道》、《艳阳天》及《小城春秋》、《青春之歌》等,有的如《三言二拍》、《金陵春梦》、《侍卫官杂记》则早被我秘藏起来(开窍蛮早,生怕再被毁),记得还有一本苏联的《叶尔绍夫兄弟》。但就用这几本书不断与人交换,在那个特殊年代我从小学高年级起就阅读了些许中外文学作品。于谦说“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少年时读文学作品,有的一知半解,有的懵懵懂懂,却也是开启心灵通往世界或社会的窗口,尤在那禁锢、浩劫的年代,增加知识阅历也好,丰富内心情感也罢,抑或提高观察能力,都多多少少有助。

        但在这期间,亦惹了一次失书之祸。

        一次有个同龄的亲戚来走动,因是熟悉亲戚也是书迷,便私下把57年版明代凌濛初的《二刻拍案惊奇》借给了她。孰知她后来看完后归还途中,路经山西路新华书店,结果买书时匆忙间把《二拍》遗忘在了新华书店的柜台上。待走在半道上发现后再折返书店时,书已被店里的革委会主任没收了!主任严肃说这是古代黄色小说,属封资修大毒草,若要领回须请家长签字并单位盖章。惹出这个祸,我哪里敢向爸爸交代呀,所幸当年父亲也没察觉,这事就这么瞒过了。后来工作后当出版社改革开放又再版发行时,我即去新华书店重买了《二拍》并补上了《三言》。